1948年，一位满面笑容的男子被国民党反动派带到了刑场。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男子没有丝毫惧怕，在临刑前依然在控诉：“特刑庭不讲理乱杀人，看它横行道几时？这不讲理的政府就要垮台，要垮台！”

这位从容就义的男子名叫王孝和，是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此时他只有24岁，而再过三个星期他的小女儿就要出生了。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王孝和倒在了血泊中，大公报摄影记者冯文冈疾步上前，近距离拍摄了三张照片。这些照片竟成为了王孝和留在这个世界最后的实物。

王孝和的牺牲对他的家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妻子忻玉英是个农村姑娘，没有多少文化，更没有生存的技能，面对只有一岁的大女儿和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她直感觉天都塌了。

忻玉英想起了丈夫在被捕前一夜对她说的话。

“如果我被捕，一千万记住，所有我认识的人、到我们家里来过的人，你都不认识；二先把佩琴（大女儿）交给妈妈带，你去做奶妈，生活困难可以将结婚戒指等卖掉，等我回来还能再挣；三如果我回不来，你要坚强些，你还年轻，要另组家庭，只有这样我才能放心。”

那时，王孝和刚刚顶走了国民党特务，就预感到了不测。忻玉英也感受到了危险，她跪在丈夫面前，流着泪求他赶紧躲出去，多为年轻的妻子想想、为出生才十个月的女儿想想、为父母兄弟想想。

可王孝和说：“如果我就这样走了，别人怎么办？工作怎么办？谁去做？”

忻玉英没能劝得动已经准备好赴死的丈夫，第二天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敌人抓到了大牢中。

按照丈夫生前的交代，忻玉英搬到了婆婆那里住，但由于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日子很快就撑不下去了。好在这时，许多地下党人员悄悄接济他们，还曾有一位国民党军官来看忻玉英，后来她才知道此人也是地下党的一员。

据忻玉英自己回忆，在失去丈夫的日子里，她每天沉浸在痛苦与思念中无法自拔，因悲伤过度，甚至出现了神经错乱，一天到晚想要跑出去找王孝和，有时会打小孩。

后来，忻玉英进入印纸厂工作，印钞票的时候她会突然哈哈大笑：“这么多钞票，我们孝和呢？”笑完后，她又会趴在钞票里哭。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忻玉英在党组织的关心下受到了医生的治疗，终于治好了她的病。党组织还把她送到了上海电力专科学校，四年后获得毕业证书。

此外，党组织还给忻玉英一家分配了房子，关心她的生活。可忻玉英想到王孝和还是会哭，这时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陆祖兰。

陆祖兰是忻玉英的邻居，就住在她楼下。这个比忻玉英还要小几岁的男青年，看到她整日哭泣十分心疼，得知忻玉英的丈夫王孝和是一位英雄后，他更是产生了怜惜之情。

后来，陆祖兰不顾世俗的眼光，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忻玉英结为了夫妻，发誓要终生守护她。

在老伴陆祖兰的悉心照顾下，忻玉英逐渐走出了悲伤，她与丈夫共同抚育着王孝和的骨血。然而在十年运动中，忻玉英和陆祖兰却受到了不白之冤。

好在他们相互依靠，坚强地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王孝和的两个女儿也风雨中长大成人了。大女儿王佩琴毕业于音乐学院，在上海芭蕾舞团拉小提琴；小女儿王佩民从事地方志工作，家庭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