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6年4月的时候，直奉鲁豫这些军阀组成的联军就开进北京城里头了。然后，他们就在治安条例里搞出了专门针对革命者的处罚规定，说啥？“谁要是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管是带头的还是跟着干的，统统都得判死刑。”他们还把报馆都给封了，舆论也被他们控制住了，只要是谁说了不符合他们心思的话，就把这人脑袋砍掉。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多亏了李大钊四处奔忙，国民党这才得到苏联在军火、军事等各方面的援助，有了跟各方军阀抗衡的力量。
那时候，李大钊身兼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这两个重要职位，他领导着15个省区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还有学生运动，在当时早就成了各路军阀的眼中钉、肉中刺，也就是头号敌人。
1926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掌权了。他干掉邵飘萍之后，就把李大钊视作心腹大患，一心就想把李大钊给除掉。
李大钊躲进东交民巷避难的时候，还是忙得没日没夜的。他可是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重要环节。每天，数不清的政治和军事情报都往这儿集中，然后又悄悄转运出去。这么大的“动作”，法日使馆注意到了，还招来了乔装打扮的暗探。
张作霖怕全副武装去东交民巷抓人会出岔子，就偷偷联系各国使团，让他们配合自己搞检查演个戏，好借着这个机会到俄国兵营去抓李大钊他们。
当时，杨度立马就把这个消息通过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传进了俄国兵营。
《李大钊先生传》里，有追随李大钊多年的王德周（当时是党在天津的负责人）的回忆：“1927年元旦的时候，我跟李先生讲，北方区办公的地方得赶紧想个办法。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里，搞打倒帝国主义的事儿，那是最危险的，得早点迁走。”
当时李先生是这么答复的：“别太胆小。在中国军阀眼里，帝国主义那可不得了。东交民巷不许中国武装进入，这是写在条约里的，怎么可能有例外？他们拿我们没辙。”
也许是特别放心这儿的安全，而且，更重要的是，李大钊当时肯定有更要紧的任务，所以他没法离开。
《碧血春花——李大钊就义前后》这篇文章里，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回忆说：“那阵子，父亲忙得很。我们住的院子后面有个很安静的小院子。父亲跟他的同志们在那儿弄了个小火炉，父亲把一摞摞文件都扔到那烧得很旺的炉火里了。”
那时候，好多人都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但他，仍然坚守在北京，安排南来北往的人员调度工作。李大钊老是讲：“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北京的事儿谁来管？”
李大钊当时有更重要的事儿，现在，这事儿的具体细节我们已经没法知道了，但肯定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连。
李大钊当时都已经在焚烧文件了，这说明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而且随时都准备着牺牲，他可不是盲目地指望苏联来庇佑自己。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李大钊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岗位”的，因为有比他自身安危重要千倍百倍的事情要去做。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偷偷得到各国公使的默许后，集合了300多人的队伍，拿着抓捕“工党阴谋论组织机关”的正式文件就开始大规模搜查。
哪怕事情之前安排得毫无破绽，李大钊被捕还是掀起了巨大波澜，各界人士都开始绞尽脑汁营救李大钊。
这时候，在压力之下，西方各个国家对张作霖的这个做法也是很有意见的。那苏联就更生气，有30多个人从他们的使馆离开中国，还放话要断绝外交关系，而且在苏联国内还组织工人罢工，就为了抗议张作霖的行为。因为外界有压力，张作霖赶紧安排更多的人去寻找证据，可最后还是啥都没找到。
就在这个时候，整天为革命到处奔波的李大钊很干脆地说道：“你们把纸笔拿来，我自己写就行。”他就这么把自己的一生回顾梳理了一下，这就成了后来被人们广为传颂的“狱中自述”，都在“李大钊供词全份”里。
他说出了国民党在北京、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还提到了那里的头面人物，不过这些在当时都是公开的事儿。
在字里行间，一个鲜活的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就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有想法、有抱负，还有自己的主张，非常坚定地表明自己对社会主义学说“崇信不讳”。
《李大钊先生传》里提到，“李先生就死在了张宗昌的一封电报下”。怎么回事？原来是“张宗昌突然从山东前线发来一封电报，说李大钊是北方革命的领袖，是赤色政党的祸根，不把这个大头目除掉，北京始终都不安全。”
就这样，张作霖拿定了主意。4月28日上午，特别法庭冷不丁就开庭了，匆匆审了大概70分钟，就判李大钊等20人绞刑，还马上就得执行。
1927年4月28日12时30分，李大钊等人被六辆汽车押送到京师看守所。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死李大钊，就打算在这儿秘密地处死他。李大钊穿着布衣，从容地走上绞刑架，英勇牺牲了，当时他才38岁。
赵纫兰和她儿子在李大钊被害当天被放出来了，第二天才知道李大钊遇害的消息。李大钊被抓那天，大儿子李葆华正好出去郊游了，就没被抓到。后来，周作人把李葆华藏到自己家里，这才让他逃过一难。
李大钊活着的时候，身兼好几个职位，挣的钱可不少。可他，把大部分的钱都拿去帮助那些穷苦的学生。就因为这样，李大钊牺牲之后，家里穷得啥都没有，空荡荡的。
李大钊牺牲后，他的灵柩在宣武区浙寺放了6年。1933年4月中旬的时候，北大教授和民主人士一起发起为李大钊公葬的活动。
出殡的队伍有一百多号人，李大钊的同学兼同志于树德就在这个队伍里。《碧血春花——李大钊就义前后》这篇文章里提到过，当天还有人早早地送来了专门给李大钊先生刻好的墓碑。
不过，那块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字样的石碑当时并没有立在李大钊墓前。为啥？因为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可能会造成不便，于是这块刻着五星红旗，里面还刻有镰刀斧头图案的石碑就被埋到了墓旁的地下。
一直到1982年的时候，那石碑才被挖出来，立到李大钊公墓的前面。于树德他们这些人亲自送了李大钊最后这一程，这才让李大钊得以入土为安。
于树德和李大钊有着很深的革命友谊。于树德还有个名字叫王斌，号永滋。他俩都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学，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是知心好友。
1910年的时候，日本打算强行霸占安奉铁路。东三省就派代表到天津去求救。可天津的学生运动没得到啥好结果，请愿没成功不说，连会长温世霖都被流放了。
就这样，立宪派的同学们一个个都转向了革命派。于树德，可积极，一个劲儿地组织活动，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思想，趁机让革命力量不断壮大起来。
李大钊刚入学没多久，就对白毓昆这位史地教员崇敬得很。后来，经白老师介绍，李大钊加入了同盟会，还跟着白老师在天津和滦州之间悄悄搞革命活动。就因为这个，李大钊和于树德开始走得比较近了。
1912年的时候，白雅雨和于树德到滦州去策划起义。结果白雅雨牺牲了，于树德倒是侥幸活了下来。就因为这事儿，他和李大钊已经成为有着共同目标的革命同志。
1917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就到北大去任教了。1921年5月，于树德也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回到北大任教。
李大钊和于树德以前是同窗好友。他俩都有去日本留学的经历，回国后还一起在北大教书，所以，他俩的交往就更多些，关系和其他同事比起来也更亲密。
同年9月，李大钊还指引于树德和安体诚，在天津第一毛纺织厂附近开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这两人，那可是志趣相投，目标一致，关系好得就不用多说。
这时候的于树德还没加入共产党，不过他正在大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还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李大钊和于树德交往了很长时间，关系特别近。李大钊特别了解于树德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清楚他的能力，他相信于树德是党组织能够信任的同志和朋友。
于是，就推荐于树德去参加1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这之后，于树德的思想有了发展，变得更接近共产党了，所以他就主动提出要加入共产党，而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
于树德入了共产党之后，就一直在李大钊的直接带领下干各种各样的工作，那可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他俩一块儿为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发展，还有北方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开展，做出了老大的贡献。
两人在漫长的革命战斗岁月里，同志关系亲密得没话说，革命友谊那也是相当深厚，都到了能把性命交给对方的程度。
于树德和李大钊可是亲密的战友，而且他跟周恩来总理还有一段和三百块大洋有关的友谊。在《揭秘：周恩来青年时期在日本留学都学了啥？》这篇文章里，就记录了这段和三百块大洋有关的友谊。
在五四运动之前的那几年，周恩来和于树德都是天津的学生，他俩之间的交集可不少。当时，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上学，于树德，在天津政法学堂。他们老是一起参加学生运动，这么来来往往的，关系就变得特别亲近，彼此都很熟悉。
后来，五四前夕的时候，于树德想要去日本留学。他到处想办法凑了300元大洋当留学的费用。可就快要出发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公费留学的名额。
于是，于树德就想到了周恩来。他拿着300大洋跑到南开中学找周恩来，兴奋地说：“特大好消息！学校给了我一个公费留学的名额，我自己准备的300块大洋给你，咱俩一块儿去日本！”
在当时，300块大洋那可算得上是一大笔钱。周恩来心里很是犹豫，不过一想到去日本留学可能就找到救国救民的路了，最后还是高高兴兴地收下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于树德受到邀请来到北京，在于北京饭店见到了好久没见的周恩来。
两人亲切地握了手之后，周恩来总理就说道：“永滋，我还欠着你300块大洋的债。这要是算上利息，我个人现在可还不起。这可咋整？是分期来还，还是把利息给免了？”
一开始，于树德都不晓得周总理为啥这么说，自己在那儿犯嘀咕，其他人就更不明白是咋回事儿。
周总理乐呵着接着说：“永滋，30年前咱一起东渡日本留学的事儿，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于树德经这么一提醒，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随后两人开怀大笑起来。
大革命那时候，于树德可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没多少人的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但挺遗憾的，在那个乱哄哄的年代，于树德最后跟党断了联系，也不再参与共产党的活动。
1949年建国后可算好了，于树德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毛泽东、周恩来邀请于树德，他就从南方来到北京，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担任常务委员，还兼任全国供销合作社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