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

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爆炸性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远在万里之遥的美国有一个中国人激动万分，他对妻子表示要尽快回国效力。

这个人就是如今家喻户晓的“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和“火箭之王”钱学森。新中国成立时，钱学森正值职业生涯巅峰时期，38岁的他已经是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之一、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世界级科学家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

如此之多的头衔，让钱学森在美国科学界地位很高，他还被军方授予空军上校军衔，可以自由出入五角大楼。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钱学森的前途都不可限量，而且他和妻子蒋英刚结婚两年，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换作任何一个人要放弃这些待遇都是无比艰难的，可钱学森有一颗炙热的报国心，他渴望尽快回到祖国效力。长久以来，每当人们看到关于钱学森的事迹，总会想起美国人的一句评价，“我宁愿枪毙他，也不愿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

那么，钱学森作用如此之大，美国为何放他回国，我国政府又做了哪些努力？钱学森在美国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他回国后国家究竟多重视他？看完这篇文章都能找到答案。钱学森本人万万没想到，当他提出要回国时，灾难就降临了。

钱学森在听证会上

1950年5月，美国陆海空三军召开人事安全会议，专门研究钱学森问题。这时美国麦卡锡主义泛滥，钱学森被怀疑是共产党员。会议上形成决定，吊销钱学森军方涉密研究许可证，并禁止钱学森参加任何涉密研究。

这是奇耻大辱，钱学森决定辞职回国，未曾想却遭到了长达5年的软禁生涯。当年6月19日，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办公室接受了联邦调查人员的质询。无论钱学森如何解释，对方就是不愿相信。

钱学森大失所望，当天便发表了一个声明：

“在过去的10余年时间里面，我的确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为此我还引以为荣，诚实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相信我的到访对双方都有利，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我对这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在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片疑云笼罩在头上。接下来唯一能做的绅士一点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

钱学森开始着手回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可美国当局却密谋逮捕他。9月6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两名官员来到洛杉矶钱学森家中，将他带走，先是关押在洛杉矶监狱中，不久又转移到洛杉矶南部的特米诺岛。

钱学森全家和父亲钱均夫在一起

在被非法关押的15天里，钱学森受尽了折磨。蒋英晚年回忆时说：“大的探照灯24小时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时间。每隔十分钟就有一个士兵打开笨重的铁门，伸进头来看看他有没有逃跑。大铁门很重，声音很响很刺耳。”

钱学森被逮捕后，蒋英四处求助，后在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杜布里奇等人的帮助下，缴纳1.5万美元保释金后才得以释放。人身是暂时获得自由了，可钱学森很快发现自己处于24小时监视状态，每月还要向移民局汇报，回国更是遥遥无期。

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软禁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周总理非常重视，指示外交部向美国发出抗议。同时，国内科学家也以各种形式声援钱学森，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同意钱学森回国。很遗憾，当时中美没有建交，加上双方在朝鲜战场处于交战状态，钱学森迟迟无法回国。

时间转眼来到1954年，一个契机出现了。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总理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会。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代表就两国侨民问题展开谈判。谈判过程比想象中的激烈，最终以中国释放美军11名飞行员俘虏为条件，美国同意释放钱学森等人回国。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移民归化局洛杉矶分局局长艾伯特·古尔丘的电话，告知他可以离境。那一刻，钱学森热泪盈眶，他深知祖国为了营救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9月17日，钱学森一家在洛杉矶港口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钱学森全家在回国的邮轮上

那天来了很多记者，大家争相向钱学森提问。一名记者问钱学森是否将来还打算回到美国时，原本笑容满面的钱学森立即严肃地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建设自己的祖国，以便让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0月8日，钱学森全家从深圳入境，当晚抵达广州。考虑到钱学森一家阔别多年后回国，陈毅副总理专门指示科学院派人陪同钱学森一行北上，沿途还安排参观了一些高校、科研机构等，让他尽快熟悉国内科研情况。

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抵达北京，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热烈欢迎。11月5日，陈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接见了钱学森。从此刻开始，钱学森开始了人生的新征程。鲜为人知的是，钱学森最开始的工作安排跟导弹的研制没有关系。

11月3日，《人民日报》中关于钱学森的报道有这样一句话，“（钱学森）已经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准备主持和领导中国科学院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谁都没想到，东北之行改变了钱学森的职业选择，也改变了中国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

考虑到当时东北是重工业基地，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对钱学森说：“你刚回来，先去东北地区看看，那里是中国工业最好的地方。”钱学森一直没有去过东北，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钱学森参观科研单位

国务院也很重视这件事，专门就钱学森东北之行向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发出特级电报，要求妥善安排钱学森参观考察事宜。哈尔滨军事工程院原本不在钱学森的参观行程中，这是一所国防院校，因保密需要只有省委委员以上的人员才能进入该校。

1955年11月24日，钱学森在去参观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时，对身边随行人员说：“我有两个好朋友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书，一个叫庄逢甘，一个叫罗时钧。我们很久没见面了，能否跟他们见一面？”

黑龙江省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北京方面请示，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更让钱学森意外的是，担任哈军工院长的陈赓大将也从北京立即赶回哈尔滨，他要亲自接待钱学森。11月25日，钱学森来到哈军工，陈赓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欢迎晚宴上，陈赓特意询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能不能造出自己的火箭？”钱学森在美国遭遇了不公正待遇，他深知国家强大的重要性。钱学森说：“这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一样能造出来！难道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对美军的先进武器印象深刻，尤其司令员彭德怀多次提议要尽快发展尖端武器。钱学森的回答给了陈赓很大信心，这也引起了军方最高层的重视，加快推动导弹研制。

毛主席和钱学森

1956年2月17日，在周总理的鼓励下，钱学森向中央军委提交近3000字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在这份具有重大前瞻性的国防指导文件中，钱学森就我国火箭、导弹以及相关工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钱学森是这样建议的：

“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自然，这几个部门应该有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作全面规划及安排的工作。

为什么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和长远及研究有分别呢？这个分别在于研究的性质有所不同：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有很大的计划性，必要在某一时期内完成某一工作，因此往往重点放在解决一定的问题而不放在完全了解这问题的机理。相反地，长远及基本研究的重点放在完全了解一个问题的机理，因而我们不能把时间限制过于严格;也必须要把工作定得灵活些，可以随机应变，探索新方向。”

钱学森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它指明了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途径，为中央高层上马尖端武器研制提供了科学依据。1956年4月13日，国务院成立了不对外公开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当选委员之一。

5月26日，中央军委批示由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建导弹管理机构（国防部五局）和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聂荣臻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

《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从这一刻开始，新中国导弹和航空事业走上快速发展道路。钱学森登船离开美国时，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到红色的中国，他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杜布里奇没有说错，钱学森有着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承担，可危险伴随他左右。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人员在大陆十分活跃，他们策划各种暗杀行动，科学家更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钱学森身负重任，对他的保护尤其重要。1960年春，因中苏关系恶化，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还准备派出大量特务暗杀钱学森。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高度重视，立即指示要加强钱学森的保卫工作。

钱学森一家当时住在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大楼，这个小区是有警卫站岗的，但警卫负责整个小区。另外，国防第五研究院有一个连的警卫负责这里的安全，但也不是专门保卫钱学森的。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聂荣臻和罗瑞卿商议，决定立即给钱学森安排专门的警卫。

这可是破例，当时公安部有规定，只有职务是“四副两高”的人员才能配备专门的警卫人员。所谓的“四副两高”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钱学森

经过多次筛选，刁九勃成为钱学森的警卫秘书。刁九勃是一名老兵，曾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从朝鲜回来后多次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刁九勃来到钱学森身边后，通过对小区周围环境的观察，就向上级建议：钱学森全家最好搬进军队单位配备的宿舍楼。

周总理同意了，很快钱学森全家就搬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宿舍楼。这里的宿舍楼最开始是为苏联援华专家修建的，当苏联专家撤回苏联后，便处于闲置状态。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宿舍楼普通人无法自由出入，门口警卫森严，而且宿舍楼还是专家楼，住宿环境也相对较好，只要守住单元楼出入口就可以了。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刘有光少将非常重视钱学森的安全，他多次叮嘱刁九勃：“把钱学森的保卫工作做好了，就是对国防事业最大的贡献。”当时外人需要来钱学森家中一般流程是这样的，先在大门口值班登记、出示证件，值班室再给钱学森家里打电话，身份得到证实后才能进入。

1964年，这是“两弹”研制的关键时期，北京发生了一起特务投毒事件。经过秘密侦查，钱学森等科学家都是投毒对象。周总理认为此事非同小可，这一次他再次破例，给钱学森一个连十大元帅都没有的待遇，配备食品化验员。

钱学森

在这样的背景下，段恩润来到了钱学森身边。事实上，刁九勃已经非常注意钱学森的食品安全，所有食品都在大菜市场购买。段恩润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当过很长时间的战场护士，还是医院的化验员。

某种程度上来说，段恩润也是钱学森的警卫。段恩润接到这项任务时，领导并没有告诉他是给钱学森化验食品，还要求他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问的一律不要问。

正式工作前，段恩润还专门接受了“毒物检疫”的培训，之后被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保卫部，负责为钱学森筹建一个食品化验室。这个化验室就在钱学森家不远处的一栋办公楼里，由两个房间组成。

化验室里安装了电话，当时电冰箱非常稀有，上级专门从苏联进口了一台。段恩润正式工作后，钱学森一家人所有的食品必须经过先取样化验，检验没有问题后写好化验单交给炊事员烹饪。不仅如此，钱家任何人都不能在外购买食品，包括两个孩子。段恩润晚年回忆时说：

“我检查食品中有没有氰化物、砷化物，有没有生物制剂毒素，有没有生物碱。检查的项目非常多，范围很广，还要检查食品是否干净，包括青菜、猪肉、鸡蛋、白糖、面粉、大米直至酱油、醋、食用油、茶叶等。一句话，钱家所有‘进口’的食物、饮料都要检查，必须写化验单。”

这样的待遇看起来很“奢侈”，实际上完全有必要。因为钱学森对尖端武器的研究实在太重要了，关于钱学森回国所做的贡献，外国人有句话评价非常到位，“正是钱学森的回国效力，让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钱学森

钱学森还是“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之一，评选组委会给予钱学森的颁奖词是这样的：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对于自己的贡献，钱学森本人却很谦虚，他不止一次地说：“我作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满意的话，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消息传来，举国悲怆，无数人为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泪流满面。钱学森逝世前，要求葬礼一切从简，可国家依旧为了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三军仪仗队给钱学森抬棺

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式上，钱学森遗体和棺木上都覆盖着党旗，出殡时更是三军仪仗队给他抬棺。这是国家对钱学森的最高认可，他完全有资格享有这样规格的葬礼。

谨以此文致敬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