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近山得知自己真实病情时，起初是不太相信的，惊疑道：“癌症？这不扯淡吗？我怎么可能得癌症？”很快他又想通了，笑着说：“现在奸臣太多，大胡子马克思是要我去帮他分辨忠奸，不晓得他那有仗打没。”

王近山的病情，从上到下很多人都关心着，例如与他离婚近20年的前妻，还有就是邓小平了。

1975年，刚复出两年不到、出任位高权重的“三副一长”的邓小平，突然莅临南京。南京军区的军政首长以为他是来调研整顿的，便准备好十分充沛的工作报告，准备汇报。

没曾想，他们一开口，邓小平就摆手打断了，说：“工作汇报有的是时间听，你们给我汇报王近山的病情来。”

邓小平连工作都顾不上，必须要先听王近山的病情和医疗情况，可见这位老首长对老部下是何等的重视。而王近山，也确实当得起这份重视。

当时邓小平虽说复出，重掌大权，可是在军队方面，尤其是各大军区中的根基不深，因此他急需有人真心协助。

王近山，就是邓小平看中的人选。王近山如何，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有切身体会：这家伙行，服从上级命令，没什么不敢干的。

千里挺进大别山，刘邓首长就是在王近山的6纵一起行动的。为何？他们对王近山最放心。

强渡汝河，6纵16旅、18旅用手榴弹、刺刀，硬生生从国军中间开出一条血路，让刘邓大军主力全部渡过汝河，继续向南。

但凡6纵的指战员们没杀出血路和顶住国军反扑，毛主席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直接可以宣告失败了。

刘邓大军内部有个“烧铺草”的说法，这是西南一带的丧葬习俗。刘邓大军的前身是八路军129师、红四方面军。而红四方面军在西南一带扎根过。

烧铺草就是指，人死后将其生前睡过的草席烧掉。刘邓大军虎将繁多，各个纵队都能打，但哪个纵队最有“烧铺草”精神，非王近山的6纵莫属。这是刘邓内部公认的。

1946年8月，位于菏泽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临时驻地，作战参谋根据各方侦察得来的情况，在军事地图上标出两支粗大的箭头，直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地图上的位置。

敌人的意图一目了然，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这一攻势，被形象地称为“钳形”。

刘伯承分析当前形势，点出破局的关键：趁敌人两支箭头尚未合拢之际，攻其不备，斩断其中一支箭头。

邓小平给出两个迎敌方案：一是暂避锋芒，主力迅速撤到黄河以北，进行短时间休整后，再找机会南下歼敌。这个方案利于局部，利于晋冀鲁豫野战军，但不利陈毅部、李先念部，不利全局。

二是咬紧牙关再打一仗（前不久刚打完出击陇海路战役，支援中原突围），我们的包袱会重些，但陈毅部、李先念部会轻松些。

刘邓军政首长皆同意第二套方案，“咬紧牙关再打一仗”。这仗可以说是顾全大局的政治仗。

刘、邓二人在那一唱一和地分析利弊，但下面的猛将们不同以往，全部低着头，不附和、不接话。

刘、邓二人见状，对视一眼没有再说下去，也没有发火。

气氛凝固了一会，邓小平开口，语气诚恳地给大家做起思想工作：“你们打累了，想休整，我理解。我们这个部队啊，现在在外边的名声很大，叫什么刘邓大军。其实我们家底薄得很啊，兵不足5万，枪炮弹药全部稀缺，打完仗的兵员补充也不多。这仗打得，我也心疼啊。”

王近山心里一热，首长明明可以不用解释这么多，直接下道军令就是了，革命这么多年的军人，一定会去坚决执行的，军令如山嘛。

想到这，王近山噌得一声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声说：“我主张打一仗，我跟政委商量了，我们纵队来主打，作好烧铺草的准备！

我们6纵比其他纵队年轻些。拿我们跟敌人拼是值得的，只要主力纵队保存下来，晋冀鲁豫就有希望，我们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拿我们去拼吧！”

他没有停，接着说：“一号、二号，我王近山今天在这里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敌整三师师长，部队摆在大杨湖村），我就不回来见你们。我们6纵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坚决打！

如果打得剩旅，我当旅长；打得剩团，我当团长；打得剩连，我当连长。全纵打光也值得，我要打到底，对得起党，对得起太行山父老乡亲！”

王近山的演讲让邓小平无比激动，用手往空中一劈：“我支持你，你打！”

更关键的是，王近山带领6纵打好了这一仗，俘虏赵锡田，歼敌1万7千余，自身伤亡不过3千5。

什么是好部下？什么是战将？什么叫贯彻上级精神？什么叫知难而上？这样的王近山，作为政委的邓小平怎能不喜爱。

邓小平到晚年还记得这份感动，经常念叨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