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政府统治的这一时期，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遭遇了诸多困难与挑战，进展显得尤为缓慢。自1914年民国第二届全运会之后，竟然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全国运动会未能再次举办，这无疑给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1917年《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载毛泽东《体育之研究》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在远东运动会上的成绩显著下滑，共同激发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体育界深受触动，掀起了一股强烈要求收回体育主办权、积极推动民族体育发展的热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体育界人士克服多重困难，1924年在湖北武昌举办了近代第三届全运会。

这届全运会由熊希龄、张伯苓等九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发起。熊希龄任会长，陈时、张伯苓任副会长，张伯苓兼总裁判长。实际负责筹备的是汉口青年会体育部主任郝更生、武昌青年会总干事宋如海、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及武昌某小学校长黄芷端四人。

1924年近代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纪念墨盒（湖北省长萧耀南赠）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比赛项目有男子组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网球、排球、棒球；女子组篮球、排球和棒球。另有器械体操、国术（武术）和童子军等表演项目。运动会按照地区划分，设有华东（包括浙江、江苏）、华南（涵盖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香港）、华西（包括陕西、四川）、华北（涵盖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华中（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五个大区，以及菲律宾和南洋华侨的代表队，共有超过500名运动员参与了此次盛会。最终华东足球、棒球及网球双打获胜，华北田径、篮球及网球单打获胜，华中游泳获胜，华南排球获胜。总分前三名分别为华北、华东、华中。

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篮球比赛银质奖杯（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对于近代第三届全运会的一些趣闻旧事也勾勒出中国近代体育所映射的民族觉醒。菲律宾华侨篮球队跨国参赛、吉隆坡女青年会助力国术竞技，赤子之心跨越山海；女子篮球、排球、垒球首设赛事，虽无锦标却开历史先河，女性身影自此成为全运舞台不可或缺的风景；计量单位从英制全面转为公制，部分运动员因换算失误留下的轶事，恰是时代转型的趣味注脚；童子军团队比赛与团体操表演的跨界亮相，体育与教育的融合推动学界掀起体育社团热潮；开幕式5万观众创纪录的盛况，媒体“观者如潮”的盛赞，印证着体育精神深入民心；而裁判团队华人主导的象征意义，则标志着中国体育主权的全面回归。

1924年近代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纪念镇尺（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由于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汇集了全国体育界领导人士，大家皆认为需成立全国性的体育团体，以统筹推进全民体育、举办全国性的运动会，进而参加国际竞技活动。1924年8月4日，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和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借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举行年会之机，举行成立大会，张伯苓为临时主席，沈嗣良为临时书记。后来公推王正廷为名誉会长、张伯苓为董事长，分别聘请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卢炜昌为名誉会计、宋如海为名誉干事、蒋湘青为干事。

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部分董事合影 后排中间为张伯苓，后排右一为王正廷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至此，酝酿多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这个被誉为中国近代奥委会的全国性体育领导机构，不仅标志着中国体育主权的历史性回归，更开启了中国体育全面融入国际竞技舞台的新纪元。这一里程碑式事件，深刻体现了民国体育人在主权意识觉醒背景下，对体育现代化、国际化的执着追求。

1927年8月1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年刊》第一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编著发行（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民国时期最主要的全国性社会体育组织。1924年8月成立于南京。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一任名誉会长是王正廷。张伯苓、沈嗣良，董守义先后任总干事。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其团体会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标志着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竞赛的终结和中国人自己管理运动竞赛的开始。该会在推动全国和各地区体育竞赛的开展、加强国际联系、组织参加国际体育活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届运动会是中国体育现代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仅是首次由中国人主办的全国运动会，九人组织委员会全部是中国人，裁判员除游泳和棒球有三四个外国人外，其余项目均由中国人担任。不仅标志着中国体育在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的艰难发展后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体育界积极求变的结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0年中华代表团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特刊（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1924年第三届全运会，在媒体笔下不仅是体育竞技的突破，更是民族精神的重塑。报道中的高频词如“自主”“觉醒”“革新”，折射出时代主题。正如《申报》所言：“此次全运会，非仅体育之胜利，乃民族意识觉醒之象征。体育健儿之汗水，将浇灌出中国未来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