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二年夏，长安西市刑场血迹未干，大唐财政体系已悄然崩塌——刘晏的冤死，让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能"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财相。当唐德宗派宦官在洛阳街头强征商户"柜坊钱"时，这位曾创造年盐税六百万贯记录的能臣，尸骨尚未寒透。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时，大唐岁入仅剩战前的三成。刘晏临危受命，以"分段转运法"重开漕运，将江淮粮赋输送效率提升三倍。《旧唐书》载其"岁输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更在关中盐荒时，四十日内从扬州调盐平抑物价，被誉"转运之神"。

盐政改革尤为关键。刘晏打破第五琦的官营垄断，首创"民制、官收、商运"模式，在产盐区设十监、销区设十三巡院，形成全国盐价监测网。至大历末年，盐税从六十万贯飙升至六百万贯，占国库收入过半，却未引发民变——这正是金章宗所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奥秘。

宰相杨炎对刘晏的清算，远非个人恩怨所能解释。作为元载旧部，杨炎将刘晏参与审理元载案视为背叛，更深层矛盾在于财政主导权争夺。建中元年，杨炎以"恢复尚书省旧制"为由，削夺刘晏转运、盐铁使职权，实为瓦解其经营二十年的财经体系。

致命一击来自荆南节度使庾准的构陷。这位杨炎心腹炮制"刘晏私结朱泚"证据，恰击中德宗心病——朱泚时任凤翔节度使，手握西北精兵。据《资治通鉴》载，德宗未经三司会审，直接遣宦官赐死刘晏，事后抄家仅得"杂书两乘，米麦数斛"，满朝哗然。

刘晏死后，其苦心构建的财政网络迅速崩溃。户部侍郎韩洄接掌盐铁，恢复官营专卖，致盐价暴涨十倍；漕运改行"直运法"，损耗率骤升至两成。至建中三年，太仓存粮不足三月之需，德宗被迫行"间架税"（房产税）、"除陌钱"（交易税），甚至派宦官扮作商贾强征市税，史称"白望"。

藩镇借机抗命。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扣留江淮漕船，公开质问："刘晏何罪？"朝廷威信扫地，最终触发建中四年泾原兵变。当叛军冲入皇宫时，德宗仓皇出逃的狼狈，恰成对枉杀能臣的绝妙讽刺。

刘晏之死揭开中唐"财相魔咒"：继任者杨炎虽创两税法，亦在两年后被赐死；第五琦、班宏等理财名臣皆不得善终。这种"能臣必除"的政治生态，迫使后来者如李巽、皇甫镈等专事敛财自保，终致"元和中兴"昙花一现。

咸通年间，当大唐盐税收入暴跌至刘晏时代的十分之一时，长安西市商贾仍在传颂：那位骑马执鞭、心算天下物价的白发财相，才是帝国最后的理财良心。而德宗晚年在私诏中"每思晏，辄忘食"的忏悔，早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