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背后，创新和传承不仅关乎国家命运，更可以启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但他最近越来越焦虑，因为他意识到，人口问题背后，创新和传承不仅关乎国家命运，更可以启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一些诸如人生意义的终极之问，总萦绕在他心头。
梁建章：到2100年中国人口或降至三四亿，和美国竞争将处于被动。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可能性和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议题。
根据梁建章的观点，如果没有政策干预，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会降至三四亿人，新出生人口可能只有一两百万。
这意味着从一个曾经占世界30%的人口大国，中国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变成一个人口小国，人口密度将远远低于亚洲其他国家，甚至低于欧洲。
梁建章，1969年出生于上海。
1985年，就读复旦大学第一届少年班。
1989年，获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电脑系硕士学位。
2007-201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
梁建章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人口学专家，携程网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育娲人口研究智库联合创办人。
2022年1月10日，梁建章与育娲人口研究学者发表《可怕的是少子化，不是长寿引起的老龄化》。
在中国，没有一个企业家，像梁建章这样执着于人口问题。
过去十多年，他一直冲在影响和反思人口政策的一线，时时刻刻“想让别人生孩子”。他的热情，在谈论人口问题时总能被点燃。这样关心人口问题的企业家，国内罕有，如学者何帆所言，“所有问题都能被梁建章归为人口问题”。
从2012年《中国人太多了吗？》到2014年再版《中国人可以多生！》，从人口经济学著作《人口创新力》到人口科幻小说《永生之后》，再到最近《人口战略》的推出，十余年间，梁建章不断深入研究人口趋是，他的微博、专栏等发声渠道，几乎都被“人口”所占据。
梁建章：年轻人减少的结构性问题是否影响创新活力，是我们研究的课题之一。
一个国家正常的人口结构是“222”，2个老人，2个中年人，2个年轻人，每一代人差不多是同样的规模。相比少子化的年龄结构，比如“421”，4个老人，2个中年人，1个年轻人，这样会出现什么状态？首先是创业活力，因为年轻人在活力方面肯定要比老人好一些。
如果在一个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里，年轻人不仅数量少，活力也会下降，因为有太大的中年或老年人人群压在他上面，他的晋升空间就会受到影响，整个经济也会因为人口负增长没有新的投资而低迷。
媒体：你没有把人口问题局限在人口和经济学角度，而是放在人类文明的维度来思考？
梁建章：
“是的，长远来说，每个人或者整个社会都要思考生命，因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富裕，人们有了很多的闲暇时间、很多的资源，你的生命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能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有可能是像爱因斯坦、牛顿，留下一个巨大的科学发明；或者像我们公司的一个流程经理，他做了一个很细小的流程的改进，使得我们的效率更高。但你还有一个留下的东西，就是你的孩子。虽然他可能很普通，也可能是天才。这其中有无限的可能性。
如果每天做一样的事，活1万年可能没什么意思。但如果你有后代，后代还有不同的可能性，不断创造东西，那才有意思。
所以天宫里的那些神仙们到底快乐不快乐？他们好像挺快乐，毕竟永生了，但是他们好像也没孩子，也没什么新的东西。当然，偶尔会有孙悟空来搞搞他们，他们应该很高兴，否则日子过的太慢了，我觉得还是要不断有新的东西。”
梁建章研究人口问题目的何在？
在从事计划生育研究之前，梁建章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真的不需要靠这个研究来获取任何名声。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梁建章，他是很受人尊重的。
但很奇怪的是，他在做企业成功后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读学术性极强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且以作这个决定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要选择人口问题作为其方向，这是在其读博士期间逐步产生的思路。
客观地说，人口问题与携程的业务要说有相关性也算有，因为人多了旅游的人会更多，不过这个理由实在牵强，因为相关系数实在太小了。他的确是既不单纯为名，更不为利。这表明他的确是在做企业成功后想在学术上做点什么。
要想在纯粹经济学领域做点学术成就实在是太难了，就算做出点成果，如果达不到很高级别成功，且不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也得是接近诺贝尔奖这样的程度，否则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太大意识。而在人口领域如果整理出一些观点，会对整个中国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如果成功，自己即是对中国做出重大的有益事情，学术上又有成果，这才是能符合梁建章个人成就感的事情。
一胎制的计划生育好吗？当然不是一直是一件“好事情”。
它是中国对自身面临极端人口危机的形势采取的急刹车行为，全体中国人都为此承受了36多年痛苦，的确有相当大的负作用。但如何真正地让这种痛苦永远不要再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身上？相信网友们应该可以做出正确的理性判断了。
不安于现状，携程梁建章的多样人生。
作为一名人口学者，梁建章频繁发表文章、接受媒体采访、出版著作，希望凭一己之力，同时借助借舆论力量，唤起政府和社会大众对中国人口危机的重视。
而作为携程网董事局主席，他则显得较为低调，公开场合很少主动谈起携程，甚至在面对媒体的直接发问时，也经常只是只言片语带过。
商人、学者、主播，如果再加上“16岁的复旦少年班天才、34岁的成功上市企业家、42岁的斯坦福经济学博士”等这些前缀，梁建章一直都在探寻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
所以时至今日，即便是携程身处至暗时刻展开花式自救的时刻，他的微博也一直就人口问题保持更新，在推动国家政策改革上奔走疾呼。
天才往往伴随着特立独行与格格不入。
梁建章也不例外。
时时刻刻“想让人生孩子”！
他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人口经济学家。
2006年携程如日中天之时，梁建章将CEO之位交给范敏，保留董事局主席之职，出人意料地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拉兹尔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
就像他曾经在年会上撕着嗓子唱的那样：“生孩子吧！去旅游吧！”更多时候，梁建章谈到的都是人口问题。
在求学时期，他关注到了人口问题，“分析了许多国家的数据后，我发现，创新、创业与人口结构有很大关系”。按他的推算，如果现行政策不变，到21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二，剩下4.6亿。再过一百年，到2200年，只剩下6800万人。
梁建章变得非常焦虑。
在梁建章看来中美竞争，实际上仍然是人口的竞争，近期他谈到“未来20年中国将继续赶超美国，但从长远角度看，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态势要看两个要素：一个是中国是否有更多的孩子，一个是美国是否能够继续吸引更多的移民。”
以个体、学者的身份挑战三十年不变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曾经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但是梁建章做了。
好吧，我觉得梁建章先生是一个好人，他持有坚实的理想主义，作为知识分子具备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作为企业家又秉承了良好的人文与技术素养，他真诚的期待中国可以保持人力资源的优势，在下一个一百年里，扮演更加积极而优秀的全球角色。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量化的看待这句话，那么确实，人口的规模，也就体现出了社会的繁荣与强盛，这正是我们关心人口的原因，我们是在关心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