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刑终810号

成都玻璃厂系全民所有制企业，2001年改制后成立胜达公司作为改制载体，卿某跃任法定代表人，张某弢、袁某才、黄某熙分任董事或监事。2007年8月，四人未经股东会决议，擅自决定以“特殊贡献奖金”名义分配48.6万元，并另出资17.7万元受让职工退股股份，合计侵占66.3万元。案发后，四人召开董事会撤销奖金并办理股份退还手续。

原审法院（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认定四人构成职务侵占罪，判处卿某跃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其余三人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二审中，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重审后，原审法院维持原判，但二审终审改判：卿某跃获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其余三人获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

·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认定：卿某跃等人是否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财产？

·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边界：新旧刑法对职务侵占罪的量刑规定不同（旧法最高五年有期徒刑，新法最高三年有期徒刑并附加罚金），如何选择适用？

·主刑与附加刑的轻重比较：新法主刑减轻但附加罚金，是否仍应整体视为“轻法”？

·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认定

法院指出，职务侵占罪的成立需满足以下要件：

利用职务便利：卿某跃等作为公司高管，对资产处置具有决策权；

非法占有目的：未经股东会决议私分奖金，具有直接故意；

财产转移事实：资金实际用于受让股份，形成侵占既遂。

尽管案发后四人主动撤销奖金分配并退还股份，但犯罪行为已完成，退赃行为仅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

·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具体适用

根据《刑法》第1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第1条，“从旧兼从轻”原则要求比较新旧法律的整体刑罚轻重。本案中：

旧法（1997年《刑法》）：职务侵占罪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

新法（2020年修正案）：最高刑降至三年有期徒刑，但增设罚金刑。

法院认为，主刑减轻是判断法律轻重的核心标准，附加刑的增加不影响整体适用新法。这一立场符合“有利于被告人”的立法意图。

·共同犯罪与量刑情节的平衡

四人构成共同犯罪，但法院未区分主从犯，理由在于：

地位作用相当：四人共同决策并实施侵占行为，职权分工无明显主次；

自首情节：四人主动配合调查并退赃，依法从轻处罚；

缓刑适用：综合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及社会危害性较小，法院最终对四人宣告缓刑。

·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精细化适用

本案明确了新旧刑法交替时，主刑与附加刑的权衡方法：以主刑为基准判断法律整体轻重。这一规则避免了因附加刑差异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为类似案件提供了明确指引。

·职务侵占罪的司法认定边界

法院严格区分“单位内部决策瑕疵”与“刑事犯罪”。未经法定程序擅自分配资产，即便以“奖金”名义，仍可能构成职务侵占。这警示企业高管须严守公司治理规范。

·缓刑适用的审慎性

尽管新法大幅降低量刑幅度，但法院仍坚持缓刑仅适用于“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的情形。本案中，退赃行为与自首情节是缓刑适用的关键依据。

一、犯罪构成要件的核心抗辩

·职务便利的认定

辩点：区分职务行为与集体决策的界限。若被告行为经集体讨论或符合企业惯例，可能不构成“利用职务便利”。

策略：调取公司章程、会议记录等证据，证明奖金分配程序虽未履行股东会决议，但存在长期默示授权或内部管理惯例。

·非法占有目的的论证

辩点：强调资金用途的合理性。若“特殊贡献奖金”具有奖励性质且未实际转移至个人账户，可主张缺乏非法占有故意。

策略：结合企业历史背景（如改制后需激励管理层），说明奖金分配的正当性；通过财务凭证证明资金流向与个人消费无关。

·犯罪既遂的争议

辩点：侵占行为是否完成。若资金尚未实际分配或股份转让未登记，可主张犯罪未遂。

策略：分析资金划转流程，证明款项仍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如案发后及时撤销奖金分配）。

二、法律适用与量刑规则的突破点

·“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精细化适用

辩点：主刑与附加刑的轻重比较。若新法主刑更轻但附加刑更重，可主张整体适用新法对被告人更有利。

策略：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第1条，强调主刑减轻是核心标准，附加刑加重不影响整体适用轻法。

·量刑情节的充分挖掘

自首情节的认定：证明被告人主动配合调查、如实供述，符合《刑法》第67条的自首条件。

退赃与悔罪表现：强调案发后及时退还款项、恢复原状，降低社会危害性，争取从宽处罚。

·缓刑适用的可行性

辩点：犯罪情节轻微且无再犯风险。若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且已弥补损失，可主张适用缓刑。

策略：提交社区矫正评估报告、企业谅解书等材料，强化缓刑适用的社会效果。

(2021)川01刑终810号案通过精准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展现了刑法修正背景下司法裁判的灵活性与严谨性。本案的启示在于：法律解释应始终以罪刑法定为基础，同时兼顾实质正义；对于企业治理者而言，刑事风险防控的核心在于规范决策程序与强化合规意识。最终，这一判决不仅实现了个案公正，亦为职务侵占罪的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