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帝制终结，旧秩序崩溃，新制度未立。

权力空白之下，军阀割据，匪患四起，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乱世之中，总有人趁火作恶。

有人拉杆子，有人建武装，也有人干脆当起土皇帝。

而在这类人中，周寿娃是恶行最为典型的一位。

他强抢妇女，收养女为妾，建立私人武装，贩毒牟利，甚至残忍杀人取胆入药。

长期盘踞陕西商洛，靠恐吓与血腥维持统治。

其所行所为，早已突破人伦底线。连亲生母亲都羞愧难忍，最终自缢身亡。

放眼民国乱世，西北几省几乎是“匪地横行”的代名词。

尤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匪患之烈，前所未有。陕南、陕北、关中、绥远，几乎片瓦无宁日。

地方政权薄弱、军阀混战不断，边民的生命与财产，形同草芥。

土匪在权力真空中迅速扩张，几乎成了另一套“地下政权”。

西北匪类，林林总总，按活动地域可分为三类：山匪、牧匪、套匪。

山匪活跃于山岭腹地，盘踞一方，势力根深。

比如王三春，二十余年称霸秦巴山区；袁刚横行大河坝、潜伏高洞子十余载；郭栓子则在贺兰山深处设卡收“过路费”，手下刀手无数。

而在这片混乱丛生的山野之间，有一个名字，让当地百姓至今心惊——周寿娃。

此人又名周兴文，绰号“周狼”，陕西商县大荆周岭人，生于1911年。

出身贫寒，幼年靠挑担熬糖为生，赶集走乡，勉强糊口。

可惜他不满足于此。时代的崩塌给予他向下堕落的完美借口。

民国初年，乡村失序，黑白倒置，靠枪吃饭成为某些人的“捷径”，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1935年，他混入国民党联保办当护兵，本想借机刺杀自卫队长王益三，结果失败。

他干脆撕下伪装，联手周兴武、周金升、苏世恒等人，在马角山、大荆一带拉山头、聚亡命，正式走上为匪之路。

自此十余年，商洛地区生灵涂炭。

周寿娃横行陕南十余年，其凶残程度，连同代人都不愿提起。

而今重新翻阅史料，我们只能说一句：人间曾有恶魔。

他的活动范围极广，盘踞地带遍及商县北区的大荆、腰寺、板桥一带，向南蔓延至洛南、黑龙口，西接蓝田，东抵渭南、华县，横跨多县边界，地理上形成天然屏障，也为他长期作恶提供庇护。

他的一切暴行，均不掩饰。

他奸污妇女，从不挑拣年龄，也不顾人伦。据当地群众控诉，被他强暴的女性，至少超过百人。

他不但公开索要妻妾，还以霸占良家妇女为“赏赐”下属，活脱脱一个带兵为匪的“地主军阀”。

1936年，他为夺刘爱娃，将其丈夫当街枪杀，手段极其简单：枪响，人死，女人归他。

1940年，因眼疾久治不愈，他听信谣言，说人心人胆可治眼病。

次年1月14日，他令部下周金升等人，在马角山将村民郭树旺残忍杀害，剖胸取胆。

验后不符，便再次返回，掘棺破尸。

死者早已入殓，但棺木终究挡不住匪徒的手。他们将尸体倒地、剖腹，完成第二次取胆。

1945年4月，他派人洗劫张宪殿之家，枪杀张父子三人，连四岁的孙子也未放过。

张家一夜之间血流成河，命断三代。

1947年9月，腰寺杜村遭劫。

他派人勒索大烟，得财后仍嫌不够，将七旬老人杜辉升吊于屋梁，泼油火烧，临死前一声惨叫，震撼邻村。

最后一镢背砸下，头骨碎裂，当场殒命。

1948年夏，陈景华因没收了周的一批假枪，大祸临头。他动用杀手团，灭门陈家，七口连同一名伙计悉数遇害。

同年8月，他又派匪抢劫丁振汉家，不仅掠走银元两千五百、五斤鸦片和大批麻布，还用火炭将丁活活烧死，之后开枪屠尽一家五口，血染砚川。

对妇女，他同样毫不留情。

1948年5月，年轻女子王蛮娃因不满包办婚姻，爱上外乡戏子，被指“败坏风气”。

周寿娃联手王哲夫，以“教训”为名，将其投入枯井，乱石砸头，惨死井底。全村噤声，无人敢言。

1949年4月29日，他调集三百余人，突袭洛南保安一带，企图屠灭叶振慈、叶振礼两户，以巩固地盘。

所幸二家事先逃走，躲过一劫。

但家中财物尽数被掳。此役过后，他的残暴在商洛一带再无疑义，百姓称其为“周狼”，人人避之。

据当地群众揭发，大荆一地，死于其手或其部下刀下的平民达三百余人。

他本人供认，亲手杀害群众三十二名，革命干部十七名。

那段日子里，周寿娃以“土皇帝”的姿态，掠夺民粮，任意摊派。

1938年冬，他公然抢劫华县石头峪丁增华开设的火柴公司，夺骡二十匹，强征劳力二十余人，勒索大量银元钞票，肆无忌惮。

1944年5月，他又一次出手，逼迫大荆、腰寺缴纳壮丁费高达八千银元，小麦一千石。

“征收”不过是托词，真正目的，是敛财自肥。

通过拉票、私派、扣押，他先后从王丹商、王自珍、高明哲等人手中掠走土地近11亩、房屋六院。

王生杰、杜尚勤等人更是被他敲诈出将近一万白洋和百石粮食。

他并不满足于“明抢”，更擅长“暗取”。

在腰寺、大荆、黑龙口、两岔河等地，他安排亲信李文华、沙建吉、张彦庆等人设立“商铺”，实则开设赌场、烟馆、放贷牟利，一夜暴富，百姓却家破人亡。

逢年过节，他更借“慰问姨太太”之名，大摆赌场，命苏学祥、周百锁等人抽头牟利，见钱十抽一。王双庄、屈自强等人就是在这样的“关照”下，输得倾家荡产。

周寿娃的根基，正是典型的“官匪一家”。

1937年，土匪古世珍率众抢掠大荆，周寿娃势力一度退守洛南。

但他很快反扑，袭击古部残余，打死80余人，夺枪百余支，将大荆据为己有。

从此，他坐大为王，称霸一方。

而在周寿娃背后，有一条官方“输血线”。

他的族兄周维华，当时是商县北区保甲督导员，后一路升迁至陕保团长、宝鸡警备司令部要职。

他不仅默许周寿娃横行，还为其铺路搭桥。1937年起，周寿娃被提拔为保甲自卫队长、常备队大队长，掌握军政实权。

所谓“自卫”，不过是打着官旗的匪徒团伙。

1938年，他伙同蓝田地头蛇李长余攻打穆自贤后，返程途中顺手洗劫华县火柴公司。

举动之恶劣，引发民愤。蓝田、渭南、洛南等地群众联名上书，请求剿匪。

可惜，官场早已被周维华打点妥当。

陕保九团团长龙凤山、四区专员温良儒纷纷出面“调解”，最终不了了之。

越是无人问罪，他便越发猖獗。

1942年，周维华升任陕保十五团团长，随即安排周寿娃担任营长。

1943年，保安十五团入西安编制，唯独周寿娃坚守大荆，拒绝调动。

地方政府对其毫无约束，反而在他无视军纪、劫掠不止的前提下，继续予以“嘉奖”：第四区专员史直将其正式任命为第六突击队大队长。

1946年，新四军一部挺进商洛地区。

周寿娃起初选择了“聪明人”的方式——先观望，再下注。

他主动与我游击队接触，亲自派人向张俊芝队长表达“和平意愿”，一边“口头效忠”，一边送粮送衣，摆出一副“愿为效力”的姿态。

不过，他的忠诚只维持了短短数月。

随着国共局势再度紧张，周寿娃毫不犹豫调转方向，彻底倒向国民党。

此后，他配合顽军，多次充当屠刀。

1946年11月下旬，新四军五师部队途经大荆。

周寿娃设伏追击，在西荆太子寺一役中俘虏八名新四军战士，当场枪杀其中一名排长，其余七人押解至商县，悉数被国民党处决。

同年，袁树虎——原系周部下，后投身革命——在韩峪川一带与游击队并肩作战。

周寿娃视其为叛徒，痛下杀机。

县长杜得下令除之，周便暗中策反袁的部属赵志杰，由其行刺，袁树虎中计遇害，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到了1947年，群众反抗愈加频繁。

7月初，西荆农民牛秀儒秘密串联喻白娃、梅海娃等八人，计划投奔新四军。

不料计划泄露，周寿娃派兵围剿，王靠山当场被杀，其余七人全遭逮捕，音讯全无。

1949年春，局势急转直下。

国民党节节败退，周却仍在扩充武装。

谢辅三亲自授予他“商县西北地区联防主任”头衔，并提供七九步枪子弹十四箱。

5月，又升任“警卫二团团长”，外加赠送一辆吉普车。

周嫌军衔太小，干脆自封“司令”，可见其野心不减、规矩全无。

当时，他部下装备精良：长枪2500余支，短枪近300支，机枪36挺，六零炮2门，声势骇人。

但战局已变，西安解放在即，他仍抱残守缺，拒不投诚。

西北军政委员会多次派人劝降，他始终两面敷衍，表面点头称是，私下扬言：“要枪有枪，要粮有粮，打他几年游击怕啥。”

这是他最后的虚张声势，也是他逃不掉的绝路前奏。

1949年7月25日，我军洛南支队与商洛军分区合围大荆。

周部被全歼，他本人潜逃至郑州。

次年6月28日被捕归案，同年12月23日，于商县被公开宣判并执行死刑，伏法于众目睽睽之下。

周寿娃恶贯满盈、命该如此。

一个靠出卖百姓、杀戮抗日志士、反复投机取巧的土匪头子，终究没能逃出历史的审判。

民国时期西北土匪问题研究 袁文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