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长安城。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骑着马,走在上朝的路上。但他不知道,潜伏在不远处的刺客,正在酝酿一起针对他和大唐帝国的惊天阴谋。
这是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六月初三。这一天,武元衡带着两名仆人,主仆三人从长安城靖安坊家中出发赶赴早朝。然而,刚出靖安坊坊门不远,从街边水沟的树后突然蹿出一名刺客,一箭射倒了武元衡的一名仆人;与此同时,第二名刺客则用大棒猛击武元衡的左腿,并将另外一位马夫击倒。随后,刺客将武元衡掀下马来,将其杀害,割下他的头颅后扬长而去。
▲刺杀武元衡。图源:影视剧照
4大唐宰相竟然在帝都长安城中被公开杀害,凶手还残忍地割去首级留下无首尸身示威。随着武元衡仆人呼救声的传开,这个消息迅速震动了整个长安城。获悉消息后,唐宪宗立马下令取消当日早朝,并迅速召集其他宰相商议对策。
但事情还没完。
紧接着,又一个消息传来,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长安城的通化坊外遇刺。遇刺过程中,裴度被刺客共击砍三剑。所幸随从王义舍身掩护,刺客在砍断王义的右手后,看到裴度跌入路边的水沟,以为裴度已死,于是迅速离去。
刺客竟然在同一时段,对两位朝廷重臣发起刺杀。一时间,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唐宪宗下令封闭各个城门实施戒严,并出动禁军护卫其他宰相出入。为防万一,长安城中其他官员纷纷带着家仆和武器出行护卫。坊间流言四起,唐宪宗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禁军和京兆府等各路机构开始全力搜捕刺客,但刺客毫不畏惧,仍旧胆大妄为,他们在长安城中散发纸条,威胁查案人员称:“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态度如此嚣张,让人感觉到了某种诡异。
武元衡对自己的遇刺,或许也有某种感应。
武元衡是建中四年(783)的科考状元,往上追溯,其曾祖父武载德是武则天的堂兄弟。武元衡天资聪颖、才华横溢,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才情、文学更是被同时代的韩愈、白居易、元稹所赞叹。尽管出身贵戚家族,但武元衡刚正不阿,唐德宗时期升迁至御史中丞,掌管监察执法,经常与唐德宗咨议国事。有一次,唐德宗私下跟近侍说:“这人真是有宰相的才能啊!”唐宪宗即位后,才华出众的武元衡果然升任门下侍郎平章事(宰相)。
就在被刺杀的前一天,武元衡刚和唐宪宗商讨过淮西战事。一年前(814),唐宪宗力主出兵征讨割据叛乱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但满朝文武应之者寥寥,只有武元衡和裴度等极少数人始终支持唐宪宗。此时,平定淮西割据的战事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但是围攻淮西的十几万中央军和地方军却玩寇自重,希望得到朝廷更多的赏赐,而作为各路军队统帅的宣武节度使韩弘更是心怀鬼胎。《旧唐书》载,“(韩弘)常不欲诸军立功,阴为逗挠之计。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
在韩弘等将帅和兵士看来,只要淮西战役继续打下去,就可以不断拿到朝廷的丰厚俸禄和赏赐,而且藩镇不平,则藩镇之间可以结成一种默契的均衡来对抗中央,从而维持分裂的局势。否则,荡平一个藩镇后,谁能保证自己的藩镇不是下一个目标呢?
对于朝廷主和派的阻挠,以及前线军队将帅的鬼胎,全力主持削藩战事的武元衡自然知道自己触犯的利益面之广,但这位试图协助唐宪宗实现大唐中兴伟业的铁血宰相,始终以毅然决然的态度在推进平叛战争。
在武元衡遇害前一天,他的宰相府中,来了一位成德进奏院的说客。
当时,各个藩镇在长安城和东都洛阳都有自己的办事处,称为“进奏院”。成德进奏院就是位处河北的藩镇成德镇的驻京办事处。
作为淮西周边的藩镇,在成德镇节度使王承宗看来,成德与淮西唇齿相依,如果朝廷剿灭了淮西的吴元济,那么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成德。虽然王承宗在五年前对抗唐朝中央军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他深知,想要长期、持久地对抗中央军是困难的。因此,他通过驻扎在长安城进奏院中的各路人马四处贿赂打点,游说各级官员主和停战。
然而,尽管多次试图贿赂游说武元衡,但清廉刚直的武元衡就是“油盐不进”,始终力主削藩平叛,对此,王承宗对武元衡恨得牙痒痒的。
武元衡被害前一天,王承宗又派出下属尹少卿前往宰相府进行游说,想让武元衡劝说唐宪宗停战讲和。在受到武元衡的训斥后,尹少卿临走前还恶狠狠地出言威胁武元衡。
或许是有感于削藩大业的艰难,在遇害的前一夜,武元衡写下了一首很有谶语意味的诗《夏夜作》:
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
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
第二天清晨,出门早朝的武元衡在路上遇刺身亡。
5宰相被杀后,兵部侍郎许孟容流着眼泪对唐宪宗说:“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宰相遇害横尸街头,却抓不到凶手的,这实在是朝廷之耻!”
而在重伤昏迷数日后,坚决主战的御史中丞裴度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人传话给唐宪宗说:“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
许孟容和裴度的话,让几日来一直被文武百官的畏缩情绪所困扰的唐宪宗终于下定决心:“我用裴度一人,足平恶贼!”
随后,唐宪宗下令将裴度晋升为宰相,接替武元衡一职继续主持削藩战争。唐宪宗还下诏追捕凶手,并悬赏称,谁能捕得凶手,可授五品官,赏钱一万贯。
▲裴度画像。图源:网络
长安城展开了全城大搜捕。六月初七,也就是武元衡遇害后第四天,有人奏称,在事发前曾经威胁宰相武元衡的成德进奏院中,有一个名叫张晏的吏卒跟事发当天凶手的身影很相似。尽管没有明确证据,但唐宪宗还是命人火速将张晏缉拿下狱拷问。对此,刑事部门反馈的结果是,张晏经过审讯,已经承认自己就是杀害武元衡的凶手。
真相似乎已水落石出: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担心淮西被平定,“唇亡齿寒”,所以在多番诬陷、贿赂、威胁武元衡和裴度不成后,最终痛下杀手,指使成德进奏院的吏卒张晏等人行刺二人。
可案情似乎并没这么简单。部分朝臣要求继续彻查此案,但鉴于连日来的大搜捕和戒严使得整个长安城人心惶惶,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安抚人心,在武元衡被刺后第25天,六月二十八日,唐宪宗下诏将张晏等人以凶手名义公开处死。案件就此了结,长安城中人心也开始回稳。
而在唐宪宗看来,虽然证据仍显不足,但他想要的“凶手”就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唐宪宗继位以来,先后平定了试图作乱四川的刘辟,以及为乱陕西靖边一带的杨慧琳;随后又挥兵出征,平定了盘踞今江苏镇江一带的镇海军节度使李琦。唯独在元和四年(809)征讨成德镇的战争中,唐朝官军接连失败,无功而返,使得唐宪宗一度颜面扫地。
无论是从平定藩镇割据、恢复大唐伟业,还是从重拾帝王尊严的角度,唐宪宗都一定要拿下成德镇。眼下,成德镇节度使王承宗最符合他想要的“凶手”定义,况且王承宗也确实狡猾凶悍,不仅割据在外,还贿赂满朝文武,阻止国家平乱大业。所以,“凶手”就是王承宗了。
鉴于征讨淮西的战争仍然僵持不下,为避免双线作战,唐宪宗在裴度和群臣的建议下,放弃了立即征讨成德镇的想法。在对外颁布的《绝王承宗朝贡敕》中,唐宪宗指出:“(王承宗)潜遣奸人,窃怀兵刃,贼杀元辅,毒伤宪臣……但绝朝贡,未加讨除。”
言外之意,朝廷暂且隐忍不发,但削藩大业终将步步推进。
尽管张晏等人被处死,但真凶并未落网,一场针对大唐帝国的更大阴谋,也酝酿待发。
武元衡遇害前一年,元和九年(814),唐宪宗发起了讨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战争,这让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心急如焚。有感于唇亡齿寒,王承宗四处出击,通过贿赂、恐吓、威胁等各种手段,试图迫使唐朝中央放弃削藩战争。与此同时,李师道更是秘密派出军士,烧毁了唐朝中央储存江淮财赋的河阴转运院,烧掉钱财布帛三十多万缗匹,谷物三万多斛,这使得征讨淮西的唐朝官军军心大动。但即使遇到这样的困难,唐宪宗也不肯放弃征讨淮西的战争。
一计不成,李师道又开始酝酿新的阴谋。经过长期准备,他在东都洛阳附近招揽了几千人马,打算趁唐朝官军主要集中在淮西前线、后防空虚时进攻洛阳,希望以此“釜底抽薪”,瓦解淮西前线官军的军心。
就在这场阴谋即将发动之际,没想到事有不巧,李师道下属中有个士卒因为受到处罚,转而投降官军,并供出了李师道的惊天阴谋。洛阳留守吕元膺随后紧急平叛,并捉获李师道属下的两个军将訾嘉珍和门察。訾嘉珍和门察在供认计划袭击洛阳的同时,还供出了当初指使刺杀武元衡和裴度,也是李师道所为。
真凶意外曝光。获悉消息后,唐宪宗再次隐忍不发,因为他知道,无论真凶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亦或是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淮西没有平定之前,朝廷只能强忍着,以避免多线作战。
唐军当时确实困难不少。平定淮西的战争从元和九年(813)一直打到元和十二年(817),四年间唐朝的财政负担越发沉重,但各个将领之间,以及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则互相观望,玩寇自重,以致战争进展甚微。在此情况下,元和十二年(817),裴度向唐宪宗请求亲自前往前线督战。
临行前,裴度对唐宪宗说:“臣若顺利破贼,必有面圣之日,如果不能成功,定无归阙之期。”
裴度以必死决心请求督战,唐宪宗当场流下了眼泪。
在裴度的统领下,原本一盘散沙的唐朝官军开始相互配合。而忠武节度使李光颜有感于裴度的知遇之恩,也对淮西吴元济的军队发起了猛烈进攻,迫使吴元济将军队主力调往北线应战,导致淮西南线防守空虚。
同年十月初十,名将李愬亲率九千精兵,冒着风雪连夜挺进淮西南线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一举擒获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终结了淮西为时三十多年的割据叛乱。
淮西的平定,极大震动了全国各地藩镇,各个藩镇纷纷表态愿意归顺唐朝中央。横海节度使程权奏请听从朝廷任命入朝为官,并献出了沧州、景州(今河北景县);幽州节度使刘总也上表请求归顺,其本人甚至削发为僧,挂冠而去……见到各个藩镇纷纷归顺,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亦上表请求改过自新,并向朝廷献出了德州、棣州(今山东惠民东南),还将两个儿子王知感、王知信作为人质送到了长安。
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唐宪宗命令各路唐军共同讨伐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一年后,迫于唐朝官军压力,平卢淄青发生内乱,李师道父子被部下斩杀,父子两人首级被传送长安。至此,这位下令刺杀武元衡和裴度的嚣张军阀,终于落网伏法。
李师道被杀后,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持续六十多年的藩镇割据,基本消失,“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唐宪宗历经14年努力,终于暂时平定了藩镇割据,故史称“元和中兴”。
6历史不仅有宏大叙事,还有个体命运。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后,诗人白居易也卷入了此案中。
武元衡遇刺时,白居易刚好就走在武元衡主仆后面,成为了事件的第一目击者。惊睹惨状的白居易义愤填膺,紧急向唐宪宗写了封奏折,请求尽快缉捕凶手。
诡异的是,当白居易主张全力缉凶的时候,为求自保而沉默的满朝文武不仅不讨伐凶手,反而群起攻击白居易以太子左赞善大夫的闲职,竟然敢来干预朝政发表议论,实在可恶至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白居易画像。图源:网络
这一年,白居易44岁,人到盛年。他母亲四年前去世,所以他刚丁母忧服满后补官不久。由于朝中没有人援引,他只是得了个闲官——太子左赞善大夫,即所谓“宫官”,太子宫内的官,不管实际政治上的事。母丧之前,他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是皇帝的近臣。向皇帝提建议,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习惯。
白居易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官,所以他也算出身官宦之家。但在唐代,除贵族和高品官外,官员并不能给后代庇荫,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也会有很大的升降变化。在父亲去世后一段时间,白家的经济状况就一度陷入窘境。当时白家在符离(今属安徽),因遭遇江淮水灾,白居易不得不往长兄白幼文任职的浮梁索米求救。
家贫多故,衣食维艰,前程如梦。可以说,白居易的青少年时期过得还是相当愁苦的。
他后来追认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为自己的近祖,实际上是瞎编的。目的是在注重门阀的时代,以此自高其姓氏与门第。但他如此在意自己的出身,不惜附会世系,杜撰郡望,可能也与青少年时期作为寒族子弟的不愉快经历有关。
只有在科举路上顺风顺水的时候,白居易才会不无自得地强调,他完全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全靠实力取得成功。多年后,他在给好友元稹的书信中,回忆当年为考进士到底有多拼,白天和黑夜都在读书,废寝忘食,以至于内分泌失调,口舌生疮,皮肤无光泽,年纪轻轻就齿发衰白。
好在命运总会眷顾拼命的人。唐代考进士很难,有句俗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9岁,白居易就考中了进士。这是相当了得的成就,以至于他一度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时考中进士的十七人里面,他最年轻。此后,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三登科第”,顺利得到官职——秘书省校书郎。经历多年的困顿漂泊后,终于在帝都定居下来。
武元衡被刺后,白居易不顾自己东宫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上书言事,亟请捕贼雪耻。后来,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越权站出来。
他说,国辱臣死,这样前所未有的事,就算职位再卑微,也不当默默,而应倍感痛愤。
其实,早在六年前,白居易就对包藏祸心的李师道有过看不过眼的事。当时,李师道奏请用私人钱财收赎太宗朝名臣魏徵的旧宅,以此为自己树立形象,捞取政治资本。对此,唐宪宗宣称“甚合朕心”,并让时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撰写《与师道诏》。白居易借写诏书的机会,表达了他的意见。他说,魏徵是先朝忠臣,其宅第是唐太宗特赐,李师道是什么人,竟有资格收赎魏徵旧宅?他建议,收赎魏徵旧宅这件事,不能让李师道参与,而要中央以官钱收赎,归还魏徵后人,以表彰忠臣。
史书记载,白居易的意见最终被采纳。这才避免了世代叛逆的李师道,出钱为忠臣魏徵的后裔济穷这么讽刺的事情发生。
然而,这次面对李师道指使的刺杀宰相案,朝臣们的所作所为却远远出乎白居易的意料:他们对刺杀案沉默不语,但对白居易的仗义执言却一点儿也不沉默。
他们安在白居易身上的第一个罪名是,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就是说,谏官没讲话,他却先讲,不应该。
这基本是一条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后来申辩说:“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意思是,我自认所作所为出于忠愤,你们说我狂妄,那也无所谓,但要以此给我加罪名,确实就过火了。
然后,平素憎恶白居易的人,拿他四年前去世的母亲做文章,给了他另一条罪名:伤名教。这些权贵诬陷“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
名教,即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这种恶毒的毁谤,目的是构陷白居易犯了有悖人伦的“不孝”大罪。
白居易的母亲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确实是堕井而死。不过,白居易对母亲十分孝顺。他当年高中进士后,未参加完长安城的一系列庆祝仪式,就赶着回家,为了将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母亲。
权贵的中伤,使得白居易有口难辩,悲愤莫名。
最终,白居易遭到贬官。先是叫他去做长江以南边远地区的刺史,接着,一个叫王涯的中书舍人落井下石,说白居易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于是追回前诏,改作“江州司马”。
这次遭贬谪的经历,几乎完全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走向。在谪迁中,他常常以“忠而被谤”的屈原、“明时见弃”的贾谊自况,可见其承受的冤抑与忧愤是何等深重。
那么,朝中权贵为什么要集体为难白居易呢?这得从他从政后犀利的政治态度说起。
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白居易,起初是幸运的。他以卓越的文学才能蜚声朝野,很快就被擢居皇帝近职,能够以左拾遗和翰林学士的双重身份参与朝政。唐宪宗一开始对他很赏识和信任。他提出的一些刷新政治的举措,也得到了采纳。
作为中唐最负盛名的诗人,白居易干预时政的手段,除了谏章、廷议之外,还有大量的政治讽谕诗。
或许,正是这些讽谕诗,让白居易四面树敌。
他在给元稹的信里说:“闻《秦中吟》者,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随便找一首,感受下白氏诗风: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轻肥》
全诗描述权贵的奢靡生活,直到最后两句,触目惊心。人间冰火两重天。
白居易的讽谕诗,风格大抵如此,因此几乎把权贵朝臣都得罪光了。
人家写诗,多的是风花雪月,而白居易却写成了匕首投枪。终于,他也为自己的不为身谋、不识忌讳、勇于言事,赌上了政治前途。那些曾被他指名道姓公开抨击,或曾以某种类型的恶德出现在他诗中的政敌们,逮住机会,联合起来,让白居易有多远滚多远。
官场险恶,人过四十的白居易才算第一次深深地领教到。而且,更让他绝望的是,明知官场险恶无理,没有背景的人却永远无能为力。他的思想,在经历此次贬谪后,急遽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他在诗中,写尽了这种无奈而现实的转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这些“忏悔诗”带有浓重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讽谕诗相比,感觉像是两个人写的。
于是,干预现实的讽谕诗写得少了,怡情风月的闲适诗、场面诗、应酬诗越写越溜了。
白居易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此后,尽管他重新得到起用,三任刺史,两度回朝担任要职。但是,他平淡处之,绝不恋栈,甚至辞去刑部侍郎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主动提出分司东都,即到洛阳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官。学术界通常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从前半生“兼济天下”转向后半生“独善其身”的分界线。这是极有道理的。
江州之贬后,他逐步修正自己的人生轨道,在政治上几乎自暴自弃,不像早年那么勇于任事,敢于直言,自觉地与朝政保持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实施一种自保全身的策略。
后人评价,说他“晚年优游分司,有林泉声伎之奉,尝自叙其乐,谓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钱有闲、镇日作乐的老干部形象了。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57岁的白居易写了一首名叫《中隐》的诗,里面说: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诗中所申述的,是坦诚得近乎露骨的贵族阶层的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为官而不太作为,圆融而近于圆滑。如果晚年白居易遇上青年白居易,他会不会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
他曾经努力过,试图改变命运,改变社会,改变政治,但他失败了。
他曾经踌躇满志,发起新乐府运动,希望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但他失败了。
他在失败中认识到,那个年代,固化板结的局面,那个年代,朝堂党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他能够改变的。
他的失败与退化,到底是他的错,还是时代的错?
他晚年炫耀家妓,沉溺声色,被认为“忆妓多于忆民”,但他的纵情声色,是否也是出于逃避政治的需要呢?
白居易死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享年75岁。死前一年,他对自己晚年风情不减、尽日游嬉有过反思,说“事事皆过分,时时自问身”。
那个时候,老诗人应该会想起,他刚步入仕途,在京城租下宰相关播住过的宅子。宅子的东南角有一丛竹子,经过他修剪打理,形成了一片清幽的环境,他于是写下了一段文情并茂的文字《养竹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
竹子,正是初入仕途的白居易对自己的人格期许。尽管后来,他把这丛竹子弄丢了,好在,他至死都知道:心中的竹子死了,但心田宁可荒芜,也绝不能让它长出杂草。
▲竹子在古代被赋予君子人格。图源:摄图网
中唐时期,理想苦闷的士人,又何止白居易一人?
大历三年(768),韩愈出生。三岁时,父亲去世,韩愈便由长兄韩会带大。后来,韩会被贬为韶州刺史,举家迁往南方,到任没多久就去世了。韩愈先是跟着兄嫂郑氏回到河阳老家安葬兄长,又跑到宣州维持生计。至亲离世,衣食匮乏,四处奔波,这就是韩愈的童年。想要让家族脱离窘境,韩愈必须要努力读书,以求入仕当官。
贞元二年(786),19岁的韩愈一个人来到长安打拼。他一连考了三年科举,都没考上。
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但想要通过考试,光靠才华可不够,还需要上位者的推荐。考生需要将自己的作品四处投递,然后拜访名流,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就是“干谒”。这种行为是普遍的,几乎成为了科举的一个环节。干谒不只是权贵子弟走后门的工具。对于寒微士人来说,也是向上攀爬的绳索,虽然免不了要放下自己的尊严。
韩愈不愿摇尾乞怜,也拿不出像样的财富,只能四处献上自己所写的文章,但凡有人肯提携自己,就不吝赞美之词。他一面用文字讲述自己的窘迫,博取同情;一面又说自己是身处“天地之滨”的“怪物”,一旦得水,就上天入地。
经过多年的干谒,韩愈的文采逐渐被人看见。当时,梁肃倡导古文,喜欢质朴的文章,而韩愈深得古文之义,自然引起了梁肃的注意。两人交往不浅,韩愈更是把梁肃当成自己的老师。贞元七年(791),兵部侍郎陆贽主持考试,梁肃担任副手,举荐韩愈。这一年,韩愈顺利地考中进士。
值得注意的是,与韩愈进士同榜者,多是习古文的年轻学子,比如李观、李绛、欧阳詹等人,时称“龙虎榜”。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韩愈古文事业上矢志不渝的朋友。
座主门生、同年进士、文学之友,这些关系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吸引到一起,从而形成圈子。当科举制度不完善时,这就是最普遍的玩法。
韩愈心里多多少少以干谒为耻,也曾埋怨别人专事干谒,不学无术。不过他明白一点,出身贫寒、孤立无援的士人,需要一个进入圈子的机会。正如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所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
考取进士,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想要换上一身官服,还得通过吏部试。韩愈又考了三次,没能得到一官半职。贞元十一年(795),他心情焦虑到了极点,竟然给宰相写了三封信,妄想讨得一官半职,已是病急乱投医了。
此时,韩愈在长安待了快十年,尝尽了辛苦,耗尽了家财,走到了穷途末路。他只能离开长安,另寻生路。走到黄河的时候,他看见有数人手提鸟笼,所到之处,众人回避。原来,笼里都是些羽毛纯白的鸟儿,乃是进献给天子的祥瑞之物。几个禽类大摇大摆走入京师,一介书生失魂落魄不知所归。有时候,人真的比不上一只鸟。
离开长安之后,韩愈四处漂泊。之后,他两入藩镇,给人当幕僚,还遭遇了兵乱,差点身家性命不保。世事艰难,岁月蹉跎,他不得不思考一个关乎自身价值的问题。
由于科举制的存在,读书人必须会写一手好文章。可是,一篇辞藻华丽、铺排精美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呢?它既不能扫平割据的藩镇,也不能吓退入侵的外族。吟诗作赋倒是能考取进士、青云直上,不过,韩愈自身的经历却告诉我们,幸运儿始终是少数。如此华而不实的文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可如果文学不再重要,那么读书人又凭什么安身立命呢?
韩愈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文学还有被人看重的理由,那它就必须成为载道的工具。换句话说,文学不能只是为了文学,文学得彰显道德。
▲韩愈画像。图源:网络
在当时,并不是韩愈一个人是这样想的。
韩愈的身边有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举荐他的人是梁肃,古文大家。与韩愈进士同榜者,一共23人,梁肃就举荐了8人。在长安,韩愈认识了孟郊、裴度、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大都是古文的倡导者。韩愈在幕府工作时,也曾教导几位青年练习古文,比如张籍、李翱等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学集团。他们认为,华丽的骈文害得人心浮躁,只有古文才能让人们重拾道德。于是,他们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
古代的文人总是怀揣这样一种理想主义: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心”二字。在他们的想象中,最好的时代,莫过于夏商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恪守礼节,遵守道德。朝代更迭,世道日坏,所以要用制度激发人的善性,用文章找回人的道德。历史中有非常多“卫道士”,但他们并非泥古不化的守旧派,相反,极有可能是开拓进取的革新派。韩愈们推崇的古文未必能挽救时局,但是,他们作为朝野闻名的文学集团却能够让政坛刮起风暴。
韩愈刚入长安的时候,科举考试里流行的是“俗气”的骈文,他处处碰壁,是因为文章不受考官喜爱。韩愈离开长安之后,古文运动还在发展,好文章的标准变了。
贞元十五年(799),韩愈作为藩镇使者来到长安,社会上层依旧对他冷漠,但是年轻士人对他明显热情了许多。国子监的学生一起在宫门请愿,要求给韩愈一个博士的官职。此举没有成功,却让韩愈重拾信心,再来长安一试。两年之后,韩愈终于得到了四门博士一职。
渐渐地,人们发现,古文写得好,能够在科举中出彩了。雄心勃勃的年轻学子看到了机会,纷纷拜访韩愈。《唐国史补》中说:“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只要有人来请教,韩愈就把他当成弟子对待,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博取功名。
诗人李贺还未成名之前,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谒韩愈。当时韩愈刚刚送客归来,非常疲倦。但他读到《雁门太守行》开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时,眼前一亮,立马邀请李贺相见,两人相谈甚欢,结下了友谊。韩愈当时已是文坛领袖,还主动登门拜访李贺,鼓励他考取功名。这对一名落魄的士人来说,无异于枯草遇上了春天。李贺的诗名也是从那时打响的。
李贺参与科举时,有人硬说李贺父亲的名字有一个字与“进士”的“进”字同音,所以李贺应该避父亲讳,退出考试。韩愈知道后,立马写了一篇《讳辨》,为之据理力争。唐人避讳甚严,而韩愈不惜与世俗开战,足见其爱才之心。可惜,李贺最终还是愤然离场。
在韩愈的倡导下,古文的支持者越来越多,那么科举也会越来越偏向那些写古文的人。看似纯洁的师生关系,其实与更为露骨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没什么两样。看似重拾道德,其实折射出士人内心的权力欲。
不过,“韩门弟子”多是寒酸文士、底层官吏,韩愈自己也经历过窘迫的岁月。他们越不得志,改变世界的愿望就越强烈,也就越希望一个遵守道德的秩序重现人间。对于步履蹒跚的唐朝来说,这是一股新鲜的血液。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德宗年老,宦官掌握兵权。太子锐意革新,意欲抑制宦官,于是任用翰林学士王叔文、王伾等人,联合宰相韦执谊,想要有所作为。柳宗元、刘禹锡也加入其中。韩愈虽然和刘柳二人是古文的同道,但政见不同。他对于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一些结党行为颇有微词,还曾当着刘柳二人的面,批评他们。
那年冬天,京城大旱,农业歉收。韩愈目睹了饿殍满地、丢女弃子的种种惨状,心中难过万分,吃不下饭,如同一条中钩的鱼。哀鸿遍野的景象就在脚下,朝中大臣却公然撒谎称,禾苗长得很好,不用减免赋税。举朝竟无人出来反驳。于是,韩愈上了一封《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矛头直指视灾民而不见的君臣。上疏的结果却是被贬去岭南的阳山县。这个结果,意料之内。蹊跷的是,韩愈一人上书,但是御史台的同事也被贬职了,这恐怕不是触怒君主这么简单,兴许牵扯到了党争。
贬官的命令一下,韩愈就得动身,甚至连安顿家人的机会都没有。到任还有时间限制,每天至少要行走两三百里。韩愈一路跋涉,马不停蹄,心中的郁闷越积越多。忧愤之下,他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可能是刘柳二人泄密给王叔文,使他遭受打击。三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掀起了一场革新运动。当时,顺宗已经病入膏肓,大权基本交给了王叔文等人。这些年轻新锐想要夺取宦官的军权,然而他们并无多少实权,还党同伐异,四处树敌,以致孤立无援。宦官立马拥立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唐顺宗被迫成为太上皇,革新集团一击即碎。唐宪宗即位之后,将革新派全都贬出京城。柳宗元、刘禹锡离开长安,韩愈却迎来了回京的大好机会。
在岳阳楼的一次文人宴会上,北上的韩愈与南下的刘禹锡相遇了。那时,韩愈依然耿耿于怀,带着几分怨愤写下了《岳阳楼别窦司直》,里面说道:
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
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
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
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
“爱才不择行”,很有可能指的是刘、柳二人。刘禹锡已遭贬官,处境尴尬,还能说什么呢?刘禹锡也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卫足不如葵,漏川空叹蚁。”葵草之叶能够为根须遮蔽阳光,我在动荡之中却难以自保。蚁穴能够毁坏河堤,但是谁又能预先知道呢?今时今日只能空叹。
两人都不是小器之人。话说开了,推杯换盏,自然就冰释前嫌。宴会之后,刘禹锡将带着“永贞革新”失败的阴影永远活下去,而韩愈则开始放眼长安的风景。
不久之后,韩愈写下了《永贞行》。诗中措辞严厉,痛骂革新派,指责他们有篡位之嫌,还夹杂着几句对唐宪宗的歌颂。后面话锋一转,像刘禹锡、柳宗元这样的青年才俊,应该和王叔文之流区别开来,没必要贬到“蛮荒”之地。后人却常常以这首诗批评韩愈,说他搬弄文字,夸大罪责,明显是为了讨好唐宪宗。
“永贞革新”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这六个多月的新政并没有多少值得吹嘘的地方。只是一群有才学、有抱负的人就此沉沦,实在可惜。不幸中的大幸是,人生的苦难成就了两位伟大的文学家。
文学与事功,是士人的两个理想,往往不可兼得。孰为轻,孰为重?韩愈在为柳宗元写的墓志里说:“必有能辨之者。”那都是后人的议论了。对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来说,给他们一万次机会,也都会选择事功。
韩愈的诗素来以怪奇著称。元和年间,重归长安,他的诗多了几分凶狠的色彩。
元和元年(806),反叛的西川节度使刘辟在长安斩首。韩愈十分兴奋,感慨于新时代的气象,写下了一首《元和圣德诗》。里面直接刻画凌迟灭族的场面:
婉婉弱子,赤立伛偻。
牵头曳足,先断腰膂。
次及其徒,体骸撑拄。
末乃取辟,骇汗如写。
挥刀纷纭,争刌脍脯。
血腥,暴力,狠辣。堪称刽子手文学。
再比如韩愈为孟郊写的墓志铭,里面提到孟郊写诗时的精神折磨:“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搯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
“刿目”是刺割眼睛,“鉥心”是切割心脏。刀刃进进出出,切成碎块,这还不够,还要把胃和肾从肚子里掏出来。让人一看,就能感受到活生生的痛苦。这哪里是在写诗,简直是在受虐。
韩愈的文字越来越狠,与之相伴的是,他在政治上的追求越来越激烈。他弘扬儒道,排斥佛老,打击藩镇,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
元和五年(810),韩愈任河南令。当时,洛阳城内有许多军人,借身份为非作歹。许多藩镇在洛阳都有家宅,豢养了不少士兵,一旦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会作为内应起事。韩愈上任之后,将这些军人一网打尽。宪宗听闻之后,大悦道:“韩愈助我者。”
我们都知道,唐朝尚武,不过武周以来,科举大兴,文教之风盛行。士人能够治国理政,却不知军事。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军人跋扈。皇帝希望依靠文臣来控驭骄兵悍将,削强藩,平外患。有识之士也觉得士人应当才兼文武。一群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士人出现了,比如裴度、武元衡。韩愈诗文中对暴力、血性乃至血腥的欣赏,其实就是对尚武之志的呼唤,暗合了文人想要驰骋疆场的时代情绪。
从河南任返回长安后,韩愈写下《论淮西事宜状》,坚定了唐宪宗削藩的决心,给裴度、武元衡以强大的支持。虽然上书不久,就发生了刺杀宰相事件,不过主战派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元和十二年(817),裴度大军奔赴淮西,韩愈亦在军中。
裴度到前线后,诸将得以专力军事,胜利的天平很快偏向朝廷。名将李愬奇谋频出,屡立战功。十月的一个夜晚,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军旗被吹裂,“人马冻死者相望”。李愬亲率一队精兵在风雪中急行七十余里,意欲偷袭蔡州。当将士得知此行是要入蔡州擒拿贼首吴元济的时候,全都大惊失色,但是不敢违背命令。等到早晨鸡鸣之时,李愬神不知鬼不觉占领了吴元济的外宅。最后,吴元济束手就擒。这一战,举重若轻,荡平了淮西强藩。
韩愈在军营中,堪称尽心尽力,可书之事有三。第一,他独身入藩镇,见宣武节度使韩弘,劝说其不在背后搞事。第二,他先李愬之前提出偷袭蔡州的计划,可惜裴度没有同意。第三,他趁蔡州大捷,给另一个藩将王承宗写信,使其投降,收获一石二鸟之效。
淮西平后,中兴事业大成,群臣请求刻石碑,记录盛世。韩愈既是淮西战事的参与者,又是古文大家,写碑文一事就落到他的头上。这本是他最荣耀的一刻。然而碑成之后,李愬的妻子,也是宪宗的姑姑,看到碑文,怒上心头。进到宫中,向皇帝痛诉碑文不实。原来,韩愈在碑文中花了大篇幅记录裴度的功劳,却将入蔡的李愬列为普通将领。
碑文一事本质上是一个争功劳的问题。究竟是裴度功劳更大,还是李愬功劳更大?裴度是朝中的主战派,还担任了军事统帅的职责,协调各方,稳定军心,可以说居功至伟,韩碑夸裴度,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李愬身在最前线,扭转了战局,入蔡州更是极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如果没有李愬,淮西很难迅速平定。所以韩碑漠视李愬战功,也是实情。
韩愈想要突出文臣的功劳,武将自然不答应。在抗议声中,宪宗下令磨去韩碑,另找他人撰写了一文,重新铭刻。
碑文争议证明了一件事,文人“才兼文武”的想法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裴度、韩愈们努力参与军事行动,主要依赖宪宗主战的信心和对主战文臣的信任,在现实中却没有制度保障。哪一天,皇帝开始猜忌文臣了,开始想要和平了,他们就得放手军权。而且,文人参与军事,最多只是指挥,他们无法和士兵建立关系,行军作战必须依赖武将。宪宗之后,武人跋扈依旧,唐朝还有多少文人驰骋在疆场?韩愈的暴力之风,注定只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
7元和十四年(819)正月,一支由宦官和僧侣组成的队伍,从陕西扶风凤翔的法门寺出发,前往都城长安。队伍所到之处,百姓人声鼎沸。他们夹道围观膜拜,为的只是一睹队伍当中护送的“佛骨”真容。
整整三十年了。
自唐太宗起,法门寺地宫便有三十年一开供养佛骨舍利的规定,如此大唐方得岁丰人和。
当唐宪宗李纯遇上地宫大开之年,同以往的君主一般,他也十分重视。他兴奋得早在前一年的十二月就开始派遣队伍前往凤翔,恭迎佛骨回京。
佛骨到达长安,唐宪宗首先要将其置放在宫中,好生供养着。他对着佛骨畅想平定淮西后的帝王霸业,以及自己的长生不老。京城的人们亦为之疯狂,富人倾家荡产,也要施舍给佛骨;穷人为表虔诚,烧灼头顶,近乎自残。
这种氛围,让韩愈忧心忡忡,随即向唐宪宗递交了一篇《谏迎佛骨表》,里面说: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大意就是,佛法传入中国之后,乱象横出,崇佛的王者,大都寿命不长,国运衰微。如此大不敬的话,说明韩愈已经顾不上君臣之礼了,这既是向佛教宣战,也是向皇帝宣战。
韩愈一生最大的事业,大约三件,曰古文运动,曰排佛老,曰道统。其中道统最为关键。
道,是儒家经典里的道理。统,其实就是一段经过筛选的虚构的历史。历史发生了这么多事,纷繁复杂,人们要怎么记住历史呢?那就只能记一些重要的人、重要的事,那么,何为重要的人、重要的事?韩愈把代表儒家精神的人,挑选出来,比如周文王、孔子、孟子,然后按时间连缀起来,写成一段历史。不过,韩愈认为,孟子之后就没有继承儒家精神的人了,直到自己出现,圣人的理念才有了传承。所以从秦到唐这一大段历史,属于真理失传的黑暗时期。还有一种视角,是按照秦—汉—晋、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这样顺延下来。皇帝的传承是历史的主线。这就是所谓“君统”。
道统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防御,一个是进攻。防御的是“异端”的兴起。唐朝君主,大多崇信佛老。虽然儒家还是主流,但佛教与道教隐隐有了分庭抗礼之势。想想看,如果人人迷信彼岸世界,或者向往逍遥自在,那么还怎么回到夏商周那样的黄金时代?所以,韩愈坚定地排斥佛老。进攻瞄准的是“君统”。儒生自战国以来,就有“从道不从君”的传统。道统的存在,提醒所有人,帝王并不是历史的唯一主角,他们如果不遵守儒家之道,也会被排除在“正确”的历史中。
面对举国若狂的崇佛举动,韩愈必须奋起捍卫道统。但这也惹得宪宗龙颜大怒,想要将其斩首。裴度等人极力回护,宪宗还是消不了火,说道:“(韩)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将韩愈贬往潮州。
韩愈刚走,又一道命令下来,其一家老小也必须迁离长安。于是冰天雪地中,韩氏一家相继踏上了南去的道路。韩愈十二岁的爱女,带着病痛,行走在群山之间,又饥又渴,最后死在路上。可谓是家破人亡!
在给侄孙韩湘的诗中,韩愈写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全诗“语极凄切,却不衰飒”(纪昀语),沉郁顿挫,苍凉悲壮。
来到潮州后,死亡的恐惧和被抛弃的失落始终萦绕在韩愈心头。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韩愈述说自己的凄惨:
“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
在残酷的环境下,他的骨气也大不如前。文中,韩愈一再大颂皇恩,并建议宪宗应“东巡泰山”以封禅庆功,讨好皇帝。最后,他说:“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他在《谏迎佛骨表》中一再称述的儒家之道,乃至他试图以道统压君统的理想也销声匿迹了。他的道统在皇权的城墙面前,脆弱得就像一个鸡蛋。
宪宗在读到韩愈的信时,对宰相说,昨天看到韩愈的上表,想了下佛骨一事。韩愈是爱我的,我怎能不知道。但是,他作为人臣,不应该说君王崇佛就会短寿。我是讨厌他太轻率了。于是,皇帝重新起用韩愈。雷霆雨露,皇恩浩荡!
在贬谪与宽赦之间,韩愈分明看到了一个跟前期完全不同的“睿圣文武皇帝”。
当年,唐宪宗继位后,常常花时间阅读诸位先帝的《实录》,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的旧事,对先帝的功绩十分敬仰,久久不愿放下。元和三年(808),他曾激动地对着自己的臣子说:“读了国史之后,才知道自己万万比不上先帝们。先帝在世之时,尚且需要宰相臣僚们的同心辅助,如今到我这,岂可能独立治理国家?日后,国事有何失当之处,还请各位卿家尽力匡救。”出于“嗣贞观之功,弘开元之理”的目标,唐宪宗对培养良好的君臣关系十分重视。
那时候,为了避免自己被同一种声音包围,宪宗鼓励臣下对同一件事发表不同意见,可以多次上谏,反复讨论。如果朝廷上的谏言变少了,宪宗就会感到浑身不得劲。当敢于直言的李绛减少了上谏,他直接抱怨道:“这么久没有上谏,是怕我不能容忍吗?没有事可以上谏了吗?”而对于那些身居要职,却想着“少说少错”以求自保的官员,宪宗也不会放过。宰相郑絪就曾因为“谦默多无事”而被罢了相——臣子要是敢不说实话,不干实事,宪宗就得治治他。
在唐宪宗的积极鼓励下,元和年间,长安朝堂洋溢着一股极其良好的政治空气。敢于直言的大臣,有勇有谋的贤才,一一涌现,如李绛、裴垍、武元衡、裴度、崔群、韩愈、白居易等。这些人,都是创造“元和中兴”治世的中流砥柱。然而,这一切,在唐宪宗大业初成——平定淮西的那一刻,开始发生变化。
面对“元和中兴”的历史功绩,唐宪宗的自信心不断膨胀。
元和十三年(818)正月,为庆祝淮西平叛大获全胜,唐宪宗在帝都举行庆祝大会,下令皇城六军扩建麟德三殿。此时,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都认为战争刚刚结束,国家财政困难并未解决,不宜大兴土木,于是,便让宰相裴度向唐宪宗反映。但这一回,唐宪宗不但没有采纳意见,停止扩修宫殿,甚至勃然大怒,将这两个提出问题的人降职,调至朝外。
数月以后,唐宪宗下了一道诏书,命皇甫镈、程异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任命,百官哗然,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
这俩是什么人?
会搞钱的人。
元和年间,唐朝财政状况并不好,唐宪宗的削藩事业要维持下去,必须仰赖这种“善于敛财”之臣。皇甫镈搞钱,就是薅下层人的羊毛:对待百姓,苛刻剥削;对待士兵,克扣粮料。比如战时规定应支付士卒法定粮食的五成,皇甫镈只支付一、两成。在这种操作下,下层百姓以及许多官员都对他十分不满。
当时意见最大的,莫过于宰相裴度、崔群。二人极力上表反对,并强调自己不可与他们为伍,要退让相位。
这样的话,在当时飘飘然的唐宪宗听来,不像是谏言,更像是一种“威胁”。
唐宪宗并未听从反对之声,皇甫镈、程异二人准时上任。这一坚持,除了要满足自己用钱的需求外,也因为,此时作为君主的权威不可退让。次年,裴度被外放担任河东节度使。
与此同时,唐宪宗走向了追求长生不老的道路。
他求佛问道,并下诏广征天下术士为他炼制仙丹。元和十三年(818)十一月,他任命术士柳泌为台州刺史,只因柳泌说浙江天台山有仙药,如此任职,方便采炼。诏书一下,谏官们轮奏阻止,但唐宪宗并不理睬。
服用丹药后的唐宪宗,更是慢慢走向了狂躁。
由于丹药让唐宪宗的身体极为不适,他开始暴躁易怒,动辄迁怒于宦官,有的宦官甚至因此被责罚处死。《资治通鉴》对此记载道:“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因此)死者,人人自危。”
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起居舍人裴潾看唐宪宗服食丹药后身体状况不好,便上表劝谏,恳切地说道:“金石的性子酷烈,火烧之后便火毒更甚。如果金丹已经炼成,不如让方士先服用一年,观察它的效果,然后皇上您再吃。”
唐宪宗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又发怒了,将裴潾贬为江陵令。他的执拗,如同他的身体一般,没救了。
▲对长生不老的渴望,是帝王的魔咒。图源:影视剧照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发起了规模浩大的奉迎法门寺佛骨舍利活动。他“亲奉佛灯”,如痴如狂,期间贬斥了冒死进谏、反对迎佛骨的韩愈。仅仅一年后,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唐宪宗因服食金丹感到身体不适,取消了元旦的朝会。此后,唐宪宗鲜少参与朝会处理国政,朝廷内人心惶惶。
这于各方势力而言,是信号,也是机会。
当时,唐宪宗不喜欢太子李恒,而倾向于改立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灃王李恽为储君。由于担心自己被废,正月二十七日,太子李恒和母亲郭氏(郭子仪孙女、升平公主女儿)指使宦官王守澄和陈弘志,将43岁的唐宪宗刺杀于大明宫中。对外,则宣称唐宪宗是服用丹药导致暴崩。随后李恒即位,是为唐穆宗。
公元820年,随着唐宪宗的死去,一个原本属于中兴雄主的时代,猝然而止。《新唐书》评价唐宪宗曰:“呜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千百年来,在无上的权力面前,“随心所欲”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圣明与糊涂,转变不过一瞬。
而这一年,被贬到潮州的韩愈则按数月前的大赦调令,抵达了袁州(今江西宜春)。不久后,又在这一年的冬季回到长安。回到长安之后,韩愈的官越做越大,锐气尚存。不过,此时已是他人生的暮年。
长庆四年(824),韩愈离世。他一生追求的东西,几乎都失败了——古文运动在他死后渐渐冷却下来,文臣驾驭武将的现象也随着宪宗的离世销声匿迹,佛教融入了中国的思想世界。要等到两百年后,北宋的文官集团才发现了他的伟大。
但此时此刻,唐帝国的秋天落幕了。
凛冬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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