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铁华
吉林扶余人。1981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历史学硕士。曾任集安市博物馆副馆长，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现任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特聘院长，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出版《好太王碑新考》《 中国高句丽史》《高句丽史论稿》高句丽考古研究》《高句丽壁画研究》《集安高句碑研究》《高句丽瓦当》等著作 30 多部，发表学术论文 220 多篇。
《中国高句丽史》是我20多年前的一部史学著作。在于永玉和陈余齐二位的精心策划与帮助下， 得以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被朴仓培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此书曾获得吉林省政府图书出版奖一等奖、长白山学术著作一等奖、中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顺应考古发掘新材料与科研新成果的增多，本书进行了修改与再版，《中国高句丽史 （ 第二版）》近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高句丽是起源于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周秦以来一直生活在浑江、鸭绿江流域的长白山南麓。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在玄菟郡高句丽县建立地方政权。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中央政府出兵东征，高句丽亡。
本书以高句丽民族与地方政权作为研究对象，涉及先秦至汉唐时期中央王朝对北方民族政权管理、册封、朝贡的历史，也涉及东北亚古代国家新罗、百济、倭与高句丽的交往与战争。书中运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大量的新资料，叙述了高句丽民族起源、建国、发展、扩张、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首次将高句丽政权的发展变化置于中原王朝的统一、分裂、战争、和平的大环境下进行思考与研究，依照高句丽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分成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四个历史时期。对于不同时期高句丽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朝贡册封、战争交涉、使驿往来，以及政权建设、经济发展、疆域变化、思想文化等方面深入研究，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高句丽民族起源、建国、社会性质、历史分期、政权建设、经济类型等问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意见。
创新之处
如果说本书中有一些与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有所不同，或谓之创新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
1. 关于高句丽民族起源问题
以往学者多持秽貊说、夫余说、高夷说、炎帝说。我仍坚持高句丽起源于商人的说法。此意见是10年前我在《集安高句丽历史与好太王碑》一文中提出来的，主要是从历史文化传承及相关考古资料的比较上提出的。同时，在理论上讨论了古代民族起源与民族融合的区别与联系，进一步澄清学术界在古代民族源与流问题上存在的某些混乱。古文献记载秽、貊、秽貊由民族之称变为北方民族集合性称谓的情况，正好说明古代史家狭隘的民族观。我们若将这种集合性称谓当成其中某一民族之源，不恰恰陷入了狭隘的思维方式之中吗？
2. 高句丽国家历史的分期
国内外学者在著述高句丽历史与文化时，大都按照高句丽都城迁置情况分成三个历史时期，即都纥升骨城时期，公元前37 年至公元3 年；都国内城时期，公元3年至427 年；都平壤城时期，公元427 年至668 年。我在过去的著述和给学生讲课时，也曾采用三期分法。也有部分学者以公元427 年长寿王迁都作为高句丽前后两期的分界，并认为高句丽前期社会是奴隶制性质，后期社会是封建制性质。
《中国高句丽史》则分为四期：两汉时期、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这种分法的优越之处在于，客观地将高句丽国家阶段性的发展纳入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阶段的轨道之中。既可以了解高句丽政权发展、演变的阶段性、地方性、民族性，又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王朝更迭对高句丽社会进步的影响与制约。更加清楚地了解到高句丽成为两汉边郡封国之后，在不同朝代的管理、帮助及政策之下，政权巩固，对外兼并、扩张，改革发展，社会稳定、都城南迁，衰落、战争、走向灭亡的全过程。
3. 关于高句丽的社会性质
截止目前，对于高句丽社会性质的看法有奴隶社会说、封建社会说、前奴隶制后封建制社会说、半奴隶半封建社会说四种。本书主张封建社会说。本书的主张与以往封建社会说不同之处在于，将高句丽作为西汉行政管辖下的一个民族区域来讨论问题，其建国后属于西汉地方政权管理下的地方封国，具有明显的地方性、依附性和非独立性。汉武帝设四郡，以高句丽县管理高句丽人，则高句丽人是汉政权下的编户齐民，高句丽令主其名籍。汉的封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一直统治、灌输并影响着高句丽人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高句丽人的社会性质在未建立封国之时就已是封建制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高句丽国家经过公元4 世纪的改革，在好太王与长寿王期间已发展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的军事封建王国，其封建社会具有地方的和民族的特色 。
4. 关于高句丽的经济类型
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使我对高句丽人的居住区域、都城附近的地理状况、自然环境、物产资源及出土遗迹、遗物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在一些高句丽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论文中不断探讨高句丽社会的经济类型与特点，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的综合经济类型。从生产工具中农业用具的比例，以及历史文献、古墓壁画的内容，可以得出高句丽的经济类型是以农业为主的结论。根据长白山区大山深谷、河流纵横、动植物资源丰富等情况，参照史籍、文物，可以知道高句丽渔猎经济发展的状况。这种综合经济类型的形成，既有殷商历史的渊源、文化的渊源，也有高句丽人生活地域的环境、资源因素，还有高句丽民族性格、民族风俗的影响。
5. 关于高句丽社会的改革
早在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集锡公路古墓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就已经注意到两晋之际，高句丽墓葬的形制、葬具、葬俗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后来，在整理发掘资料，对陶器、铁器、金器、鎏金器分类时，逐渐清楚地看到，公元4世纪，高句丽文物遗迹中的新变化：方坛阶梯类墓葬出现，墓室扩大，壁画出现，金器、鎏金器出现，釉陶器出现，瓦当出现……1996年清理JYM3319号墓时，又发现砖室、耳室，出土一批青瓷器。另外，《三国史记》记载小兽林王时期立太学、颁律令、兴佛教、建佛寺等，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新变化也出现了。这正是高句丽社会改革的结果。我曾同孙仁杰先生交流过这一看法，他颇有同感并举出一些葬俗改革的实例。因此，在《中国高句丽史》中专辟一节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方面来阐述两晋之际高句丽的社会改革。
6. 关于纥升骨城
百余年前，日本学者曾提出：桓仁县（当时称怀仁）的五女山城是高句丽建国的第一座都城—纥升骨城。后来，国内外学者均从此说，我们也多次引用。直至几次亲临五女山调查，饱尝攀登之苦，才开始对此说法产生了疑问。1993年以来，我先后陪同方起东、李亨求、赵由典、铃木一郎等先生前往桓仁县考察、参观，进一步取得五女山城并非纥升骨城的证据。2001年发表了《高句丽纥升骨城新考》一文，引证大量的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肯定辽宁省桓仁县城附近作为高句丽第一座都城的历史地位，同时指出五女山城不宜作都城的四点证据：山势险峻，交通不便；孤立无援，供给困难；空间狭小，条件恶劣；纥升骨原已有城，应在平原上，而非山城。从高句丽都城的格局上看，均为一座平原城和一座军事卫城构建，并以平原城之名为都城之名。如国内城、平壤城。五女山城只能是一座军事性质的城堡，不能称为纥升骨城，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于纥升骨城，应该是平原城下古城子古城。
另外，本书在隋唐征高句丽的性质、结局，高句丽灭国时的人口数量、流向，高句丽军队组成、武器装备、商业货币、水陆交通、高句丽思想、教育、祭祀、壁画、碑刻、乐舞、风俗等诸多方面也有一些独立的、与众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力争在每一章节中体现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些还进行必要的考证与研究，以增加一定的深度和厚重，更趋翔实与确凿。
20多年后再回首
我们在学习历史的年代，已经有了苏联学者的“世界史体系”，日本学者的“东洋史体系”，中国学者的“中原史体系”“中华史体系”。各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历史学体系。学者们对于跨境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大都采取“一史各书”“一史两用”或“一史多用”的方法进行处理。至于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实事求是地将其放置在中国周秦至汉唐时期北部边疆民族历史的角度去书写。
毋庸讳言，中国老一辈学者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中国史纲要》《世界通史》 大都将高句丽史置于朝鲜半岛古代史之中，进而把隋唐征高句丽说成是“侵略战争”。只有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将高句丽史纳入中国东北历史的范畴之内。80年来，愈加显示出他的真实、 诚信与睿智。我的《中国高句丽史》完全是步金先生之后尘，条分缕析，以专史的形式立尊。国内外学者，有的认为高句丽出自秽貊，有的认为出自夫余，有的认为出自商人，有的认为是炎帝后裔， 这些都是中国东北或环渤海地区的古代民族，周秦之际生活繁衍在提封(疆域)之内的浑江、鸭绿江地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设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管辖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 高句丽人居住区为玄菟郡高句丽县，更加明确地成为汉版图之内的民族。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国，求属于玄菟，汉朝通过玄菟郡赏赐高句丽朝服衣帻、鼓吹技人，允许其立国称王。 高句丽前两座都城纥升骨城、国内城的遗址在中国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简称桓仁县)、吉林省集安市境内，2004年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高句丽灭国之前都城平壤，在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市区内。我们早已注意到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与朝鲜半岛历史的联系。同时更注意到高句丽政权在汉唐统治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即汉唐时期，中原王朝政权统一之时， 高句丽遵从中央，臣属朝贡，中原处于政权分治之时，高句丽则往往向玄菟、辽东用兵，劫掠土地和人口。在两汉时期、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高句丽的这一特点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将高句丽历史分成四个时期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既然把高句丽作为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把高句丽国家作为汉唐以来的地方政权或边郡封国，其不同时期的发展和统治区域的变化，都是在玄菟郡、乐浪郡和辽东郡的范围之内，它同中央政权的关系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已经在各时期发展中写到了，没有必要另设一章。高句丽同新罗、百济和倭的关系则有所不同。虽然新罗、百济和倭也曾接受汉唐以来中央政权的册封，也曾向中央政权朝贡，但它们充其量是汉唐以来疆域之外的附属国，而高句丽则自始至终都是汉唐提封之内的地方政权或边郡封国。因此，在讨论高句丽的社会性质、政权建设、经济生活、思想文化等方面问题时，离不开汉唐以来中华历史区域这一大的环境，既要考虑地方民族和封国的特点，又要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总的趋势和重要影响去考察研究。
1990年2月至1992年11月，朝鲜平壤乐浪区贞柏洞364号古墓出土了多枚竹简和木简。出土竹简为抄写的儒家经典《论语》，木简为3枚以“乐浪县初元四年户口集簿”为标题的文书。表明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对于乐浪县居民户口的管理已经十分具体、明确。也可以证明，西汉对于乐浪郡、玄菟郡及其属县行政管理是相当有效的。西汉至隋唐期间，中央政权对于乐浪郡、玄菟郡、辽东郡各县的管理不断加强，这一区域正是高句丽政权势力发展变化的终极范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高句丽封国的发展趋势与中央王朝基本是同步的，只是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民族意识等因素，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出现某些差异和不平衡。
第二版的增改说明
此次再版，结构体系没有变化，在改正原书错字、错句的基础上，增加了某些章节的内容。其中第九章“高句丽经济”，第十章“高句丽都城与山城”，第十一章“高句丽与新罗、百济、倭的关系”，第十二章“高句丽文化”增加的内容稍多些。
一方面是由于最近15年来，国内外高句丽遗迹清理发掘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这些新的考古资料可以提供一些更为坚实的证据。比如，2004年7月， 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朝鲜高句丽壁画墓群”分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了4部大型报告集：《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调查发掘报告》《国内城——2000—2003年集安国内城与民主遗址试掘报告》《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集安高句丽王陵——1990—2003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这4部报告集提供了大量的高句丽都城的考古信息和文物资料。2012年7月29日出土了集安高句丽碑，这是好太王碑发现135年、中原高句丽碑发现33年之后，第三次发现的高句丽文字碑，其价值和意义不可估量。集安高句丽碑整体呈圭形，粉黄色花岗岩石质，右上角稍残， 是两汉至隋唐时期流行的汉碑形制。碑石正面镌刻218个汉字隶书碑文，为高句丽王陵守墓制度和相关法令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截至2017年末，集安高句丽碑出土5年后，我国已经出版了3部著作：《集安高句丽碑》(2013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集安麻线高句丽碑》(201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集安高句丽碑研究》(2017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学者发表了60多篇论文，外国学者发表了50多篇论文，成为高句丽碑刻研究的重要成果。新出土的高句丽金器、银器、鎏金器、铜器、铁器、玉石器、陶器文物，使我们对于高句丽社会生产、经济状况、民族习俗、思想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要补充到高句丽史书中去的，使其内容更为丰满。
集安高句丽碑和江化国、李光夫拓本
另一方面则是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也值得认真学习参考。随着东北亚国家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和同事们多次到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访问、考察、参加学术会议，看到了新的考古发掘材料，交流了新的研究成果，开阔了视野，增进了理解。这些新的材料和认识也应该在高句丽史书的修改中有所体现。
本次书稿修改过程中，我的研究生和助手们出力尤多，有时甚至加班加点，有的帮助打字、校对，有的帮助核对引文注释，有的帮助整理编排、修改图版。他们是孙炜冉、朱尖、宋娟、董健、王晓华和耿黎。他们的辛勤工作分担了我的压力和负担，令我非常感动。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历史与地理学院的领导和同事李乐营教授、王利群教授、滕红岩教授、李春祥教授、李淑英教授、李岩教授、梁启政博士和刘伟博士的大力支持、鼓励和帮助，一直是我学习、研究的坚强后盾，也是我完成《中国高句丽史》修改和再版的极大动力。
还有国内外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成果，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凡是引用他们的著述和图片，均已一一注明。再次由衷地感谢各位。
本文摘编自《中国高句丽史（第二版）》（耿铁华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5年3月）一书“再版前言”“2002年版后记”，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