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年73岁的陈云同志出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这次会议上开国大将黄克诚同时被选为中纪委常务书记，上任前他问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
陈云回答了三个字：“抓党风”。
作为我党长期负责经济战线的元老级人物，陈云对经济的敏感性在党内首屈一指，而对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将可能给党的干部造成的影响也极有预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批党员干部经受不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堕落为贪污腐败分子，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随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一批罪行严重的首恶分子，惩办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和不法商人，把这一次资产阶级对党的猖狂进攻果断镇压下去。
“三反”运动宣传
党决心把工作中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响应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而做出的正确决策，然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丰富也对党的风气、党的纪律造成巨大挑战。
果不其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沿海省份广东最早吹到开放春风，但也很快出现了党员干部贪污受贿的问题。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这里距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只有一衣带水之隔，海丰自古经商风气甚盛，从70年代末期开始与港澳的经济往来骤然密切起来。
那时候的海关监管还不是很严密，经常有一些不法分子借着各种机会前往（甚至偷渡）香港，从香港带回一些价值较高的电视机、收音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然后在内地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更有甚者，还有人以出海捕鱼为名，驾驶渔船来到毗邻香港的海面上，与香港当地的社团私下交易，携带大批货物回到内地销售。
像这种蓄意逃避缴纳关税，私自运输和销售境外货物的行为，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被称为“走私”。
80年代海关人员查获的走私商品
在海丰当地，以“探亲”为借口前往香港的人数顿时大增，其实小小的海丰县在香港哪有这么多“亲人”，说是去“探亲”，其实无非都是去香港“带货”的。
这么一来，跑去香港回来之后一夜暴富的人越来越多，上面也闻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开始加强审查力度，限制所谓的“探亲行”。
可是走私这一行就好比是赌博，可能下一把会输得精光，也可能会大赚特赚，一旦上瘾了是很难戒掉的。
这一天，又有一个海丰县里广播站的广播员找到了时任县委书记王仲，希望王书记能够帮忙通融一下，跟公安部门打个招呼放他去香港“探亲”。
王仲早就知道这个“探亲”背后的目的绝对不单纯，他皱着眉头表示为难，可是对方非常识趣地拿出了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机，说是给王书记的孩子多长长见识。
看着电视机，王仲的内心动摇了：他是1947年参军的老战士、老党员，参加过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从北京城一直打到南海边，1950年转业到地方，为革命事业勤恳工作30年，到现在家里还连一台像样的电视机都没有。
80年代的公安干警
他虽是县委书记，县里的“一把手”，但是党员干部收入不高，家里比较清贫，为此老婆没少和自己闹意见。
随着国家加大开放力度，老婆经常奚落王仲：“你看看那些香港来的，你看看人家吃啥穿啥喝啥，你看看咱家都有啥？”这让王仲感觉很没面子。
但是理性又告诉王仲：收受他人的礼品这是违法犯罪行为，是要受到党纪国法处罚的！
所以他向对方连连摆手，表示不能收，而广播员的态度却十分坚决，表示这台电视机今天送定了，如果王书记不收，他就把电视搁着了。
王仲犹豫了一会，贪婪终于战胜了理性，送出电视机没过几天，那个广播员就拿到了县公安局批下来的赴港通行证。
事实证明，贪污受贿这种事情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王书记收下电视机”的消息在县里不胫而走，没过几天，竟又有一个县里中学的老师登门来访，希望王仲帮忙办理通行证。
80年代在中国彩电绝对是稀罕物
这个老师的胃口更大：他想让公安放行的是一家五口，而拿出的礼物也更有吸引力，是一台彩电和一台收音机。
眼看对方的诚意满满，王仲也就“大开方便之门”，他亲自跑了县公安局，给老师办妥了赴港手续，同时也心安理得地把彩电和收音机搬到了自己家里。
这样一来，王仲似乎找到了生财之道，通过“出售”赴港通行证，他开始广泛收取贿赂，从家用电器到名牌手表几乎是来者不拒。
家里堆的电器手表多了，他就让老婆想办法通过其他渠道把多余的卖出去，一来一去获利颇丰，俨然成了一个小型走私窝点。
尝到金钱的甜头之后，王仲的胃口越来越大，不仅是县里普通的职员找他办事要送礼，一些做生意的更要送礼，否则就不给办事。
做生意的和一般群众又有不同，他们出手阔绰，彩电冰箱不是一台，而是十台十台地送，手表也是一送好几块。
被查获的走私香烟
王书记左右逢源，大捞特捞，沉迷欲海而乐不可支，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1980年秋天，广东省开始严厉打击海丰等地的走私现象，一时间大批走私货物被收缴，县里不得不在码头设置了几个仓库，里面各种赃物堆积如山。
然而奇葩的是，王仲此时却兼任了海丰县打击走私指挥部的总指挥，这简直就是老鼠掉进了米缸里。
王仲去过码头之后看得眼都发直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别说受贿捞好处了，就算十辈子都捞不到！
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码头的仓库，看看里面多了哪些“新货”，一边看一边狂吞口水，难免上下其手顺带捞几件回家。
由于这种行为没有被及时制止，以至于王仲发展到后来胆大妄为，开始光明正大地把查封的走私货物往家里拉，从一开始一天一次，到后来一天几次，从他自己拿到家里人一起去拿……
他一边贪墨，一边积极打听哪些东西销路好，哪些东西价值高，内地需要电器他就拿电器，内地需要广播器材他就拿广播器材。
当年的广播站
王仲的“收藏”之丰富令人目瞪口呆，有人去过王仲家里后形容说“王书记家里，就像广播站的器材仓库，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器产品和其他物资……”
海丰县就这样成了王仲贪污的“基本盘”，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县委书记都这样了，下面的一大批干部也纷纷效仿，不仅监守自盗，而且为了掩盖犯罪行为还把贪来的东西向王仲大肆行贿，上下串通，蛇鼠一窝。
为了让这种丑恶的利益链条长期维持下去，王仲还把自己的老婆和子女都安排到了海丰县海关、缉私局的岗位上，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贪污网络和盘根错节的“攻守同盟”。
没过多久，海丰县的“名声”就开始远播于外，甚至有人说海丰是“远东最大的走私品市场”。
省里不是没有听说海丰的严重情况：走私的货物是收缴了不少，但汕头、汕尾一带的走私风气却似乎毫无收敛，屡禁不止，说明当地的党委机关、政府部门里一定出了问题。
他们开始向海丰派出调查组，可是调查组的人员到了下面之后立即被王仲用厚礼买通，他们向上汇报的情况是：由于王仲打击走私力度很大，引起了走私犯的嫉恨，他们就开始不择手段地向上诬告。
几个被抓的走私犯
“王书记是清廉守法，正直无私的好书记”，这样的汇报成了1981年度最大的笑话。
最终，反映广东沿海地区走私情况猖獗，部分党员干部知法犯法，贪污受贿，成了走私犯的“保护伞”的举报信直接送到了陈云的案头。
他在收到信件后十分重视，立即布置中纪委工作组前往广东沿海地区进行深入调查，得到的真实情况令这位见多识广、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的老同志极为震惊。
广东省的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简直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贪污受贿到了疯狂的地步，再这样下去，党的声誉形象、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损害。
陈云震怒地在相关的情况报告上写道：
“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陈云同志
由于陈云领导的中纪委亲自督办，王仲在海丰建立的贪污集团就如同晒到太阳的霉菌一样很快冰消瓦解了。
此时已升任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的王仲随即锒铛入狱，经专案组调查，自1979年下半年至1981年8月，王仲在短短两年里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749元，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贪污罪和受贿罪。
不出意料，这时又开始有人出来给王仲说情了，认为他是革命年代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老党员，曾为党和人民立过功劳，希望检察院和法院能够从宽发落，留一条性命。
看着这些说情的信件，陈云想起了一段旧事：
当年有个青年才俊19岁就参加了革命，蹲过好几年国民党的牢房，经历严刑拷打也不说出党的秘密，就在快被处决时“七七”事变爆发，他趁乱和其他狱友从监狱里跑了出来。
抗战时期他长期从事党的群众工作，平津战役时曾组织起几十万支前民工，有力地保障了战役的胜利，解放后更是担任天津地委书记，成为显赫的地方首长。
王仲受审
还有个15岁的半大孩子，本来是地主家的长工，因为受不了地主的压迫参加了革命，后来同样被捕入狱，在敌人的屠刀下捡了一条性命。
出狱之后他受组织安排前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在冀中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杀得日伪军胆战心惊，鬼子曾经悬赏一万块大洋要他的人头，可终究没能得逞。
他同样经历了解放战争的考验，成为党和军队优秀的高层干部，解放后也担任过天津地委书记。
这两个人叫做刘青山，张子善，他们的功劳和王仲相比谁更大？他们在贪腐被抓之后的结局怎样？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谁不知道这些人有功劳，谁不清楚蝼蚁尚且偷生？但是如果杀一个犯罪分子能够挽救成百上千的失足干部，能够换来社会几十年的风清气正，一颗人头落地总比贪腐横行，思想混乱好，而且是好得多。
改革开放的大幕一旦拉开，就如同离弦的箭没有回头路，为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如此情节恶劣的贪腐分子非杀不可。
陈云毫不留情地批示：王仲贪污受贿案件影响极其恶劣，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惩处，对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及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必须从严从重处置。
当年《南方日报》相关报道
1983年1月17日，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万人审判大会，公审王仲并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王仲案亦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
王仲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他的流毒还远未肃清，陈云决定将海丰县作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实验区”，从1983年开始全面整顿。
经过全面的调查深挖，全县共立案159起，查处违法犯罪分子316人，而其中党员干部竟占到60%以上。
当年的海丰大案震惊全国，令几千万党员干部惕然知警，社会风气为之显著改善，东南沿海的走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自此十余年无事。
从1978年开始到1987年卸任，陈云在这九年里指导中纪委处理的经济犯罪案件数量达70多万起，他殚精竭虑，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为国家改革和建设事业发挥了定海神针般的重要作用。
对于反腐败工作他曾这样说过：
“为了保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要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必须有效遏制贪污腐败的现象。反腐倡廉的斗争，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杀伐果决，干脆利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