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其他人看见，也算“当众猥亵”？“非身体接触猥亵”也可认定猥亵儿童罪？这些司法政策乍看起来有些不合理，却扎扎实实强化了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对检察机关办理性侵、虐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进行办案指导，其中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未成年人性侵案件、虐待案件司法政策适用标准。

“非身体接触猥亵”等政策看似有些奇怪，却是对于互联网环境之下、师生关系之下性侵犯罪量身制作的司法标准，放宽性侵认定标准，是为了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同时，这些标准也对司法机关公正办理案件、夯实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保护好未成年人，又要防止冤假错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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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性侵未成年人法律标准应该宽于性侵成年人，而惩罚应该更严厉，这是法治国家通行的标准。在欧美国家，成人色情能得到较大的宽容，而观看、持有儿童色情照片，是美国刑法绝不能碰的底线。但是在这方面，我国的司法欠账较多。

其次，“非身体接触猥亵”也可认定猥亵儿童罪等司法政策大调整，是对中国的现实有的放矢之举。

比如骆某通过QQ软件将13岁女童小羽加为好友，通过言语恐吓，向其索要裸照，再以裸照相威胁，要求与其见面并在宾馆开房。法院一度认为这属于是猥亵儿童（未遂）。但是，检察机关认为，哪怕没有线下的直接接触，骆某获得并观看了儿童裸照，应认定为犯罪既遂。

通过网络通讯工具，以诱骗、强迫等方式要求儿童拍摄、传送暴露身体的不雅照片、视频，哪怕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已经和普通的猥亵行为一样具有严重危害性，一样对孩子造成了精神摧残。目前，中国互联网的应用高度发达，一些“怪叔叔”通过互联网实施的强迫猥亵行为，哪怕没有现实接触，也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理当定罪处罚。

再比如，个别老师在教室、公共厕所、女生宿舍里对女生实施强奸和猥亵，哪怕犯罪分子施暴时比较“谨慎”，但只要当时有多人在场，即使在场人员未实际看到施暴，也应当认定犯罪行为是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的，从而加重处罚，这种“从重标准”可谓大快人心。

第三，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罪具有隐蔽性、长期性的特点，被侵害人因为年幼，无法正常表达，或者无法了解犯罪性质，导致案件证据难以固定。这就需要在证据标准上做出特殊规定，既要防止《熔炉》这样的性侵悲剧，又要防止丹麦电影《狩猎》里的诬告现象。

在这次最高检公示的“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中，齐某作为一小学的班主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班里多名不满12岁的女生在各种场合进行威胁或者强奸。被告人的辩护理由是：犯罪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陈述，其他证人证言均是传来证据，没有物证；被害人陈述前后有矛盾，不一致。

此案由最高检抗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齐某被重判无期徒刑。最高法认为，此案中“被害人家长与原审被告人之前不存在矛盾，案发过程自然”，“被害人陈述及同学证言符合案发实际和儿童心理，证明力强”，从而认定了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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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重构“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链条”。最高检表示，“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审查言词证据，要结合全案情况予以分析。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年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

这需要做出全面考察：报案经过是否及时、自然？包括被害人陈述，是否与其年龄认知水平相匹配？对于核心事件的指认是否一致？对于被告人的指认是否具有排他性？受害人一方是否有需诬告的动机？这还需要能对被告人的背景进行调查，来强化自由心证。

这给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能力、法院的辨别证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重构“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链条”，绝对不是“按口供定罪”，相反，需要公检法各机关全面调查案件，用细节定案，通过主观证据、客观证据和传来证据的互相印证，构成证据链。

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每一次陈述中，涉及到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都要做出全面的调查，看其是否能够得到交叉印证，从而构成证据链，达到法官判断的“自我确信”。

性侵未成年人的证据认定更“灵活”了，但法院的责任更大了，绝对不能像之前那样对于公安机关办的案照单全收，而是要发挥“以庭审为中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