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白，确实难看

《漂白》这部悬疑剧，刚一面世便引起了观众的广泛讨论和争议。

先是遭到抄袭质疑，随后又因被指控美化罪犯而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有人质疑它忽视了真实案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感受。

从剧集本身来看，说它“美化罪犯”似乎有些牵强。

毕竟，一部剧并没有肩负道德领航的责任。

《漂白》的叙事特征，与两年前大火的《狂飙》类似，聚焦于罪恶的成立，主要刻画的是杀人犯们，试图通过对他们的详细描绘，揭示传统道德分歧中的“反派”形象。

近来一个频频被提及的概念——反派“上桌”，值得我们关注。

所谓反派“上桌”，其前奏通常是“配角”掀桌。

在大部分国产影视剧中，无论是配角还是反派，通常都代表着与主流价值观相反的传统恶人形象。

剧本构建的世界围绕这些角色展开，他们的恶行逐渐成为剧情的核心，而被害者往往沦为他们的猎物。

随着剧情的发展，不少观众甚至会不自觉地代入这些角色的心理，对“邪不压正”的结局感到震惊和不安。

反派“上桌”意味着一种话语权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将最重要的戏份赋予道德上的危险分子，这些角色往往具备极高的魅力——他们不内耗、不怜悯，世界似乎为他们所用。

从刘华强到高启强，从韩剧《黑暗荣耀》里的宋慧乔，到《安娜》里伪装上层社会的裴智秀，这些角色无一不是复杂的反英雄。

《漂白》里的反派似乎把“反”做得有些过头了。

剧中的四个主角，作为连环杀人犯，不仅心狠手辣，还毫不畏罪。

剧方初期的宣传甚至把他们打造成“英雄”形象，发布了一张四个杀手英姿飒爽站在正中央的海报，加上他们的故事改编自真实的“哈尔滨碎尸案”，这宣传口号“肉联厂F4”曾引发了极大争议。

由于争议的持续发酵，相关宣传随后被删除。

不可忽略的是，悬疑剧的核心问题随之浮现：过度聚焦罪犯的刻画，是否会导致真实案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感到不适？

这触及了对叙事伦理的广泛讨论。

《漂白》案件的原型是由《南方都市报》2012年的深度报道揭露的，记者王猛控诉剧本抄袭其内容，并对其细节用未经授权的方式进行改编。

剧集忠实于新闻报道的重心，将“邪不压正”的结果提前揭露，并给反派头目邓立钢赋予了绝对的叙事主位。

王千源饰演的邓立钢是“四人帮”的头目，也是对其他三个人物构成控制和打压的那个。

剧情集中展示了他的“狠”，他粗暴、彪悍，对兄弟和女人都毫不手软。

王千源那张干瘦的长脸，长发和浓密的胡茬，让这个反派形象尤为鲜活。

观众只感受到了他的狠与恶，却无法与之共情，这种单一的负面形象让角色显得单薄而刻板。

剧中大量的杀戮和暴力镜头，大规模呈现出抛尸和虐待场面，使得观众无处可逃，带来的只是压抑和恐惧。

宋红玉这个角色被赋予了悲惨的身世——生于重男轻女的家庭，遭受早年的种种苦难，逐渐蜕变为恶毒的蛇蝎女人。

这种刻意为角色增添的厚度，并没有为她带来更多的立体感，反而遭到原型案件受害者的指责，认为是在美化罪犯。

没有人生来就是罪犯，挖掘恶行背后的社会性原因是必要的，但当原型人物真实存在时，艺术作品则需考虑现实中的刺痛和避讳。

镜头也代表着一种话语权，《漂白》把这种权力过于大肆地赋予了恶人，让观众在绝对的恐惧中无法深入思考。

反派成为焦点并非新鲜事，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的家暴男安嘉和、《无证之罪》里的李丰田，这些都是经典的反派角色，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背后丰富的内心冲突和世俗感情。

成功的反派角色让观众着迷往往不在于“恶”本身，而是复杂的人性。

反派角色如同一颗螺丝，以毁灭性的方式推动时代悲剧面貌的内在崩塌。

这也解释了部分“伪反派”为何总让人觉得泄气，比如《新生》中的费克和《安娜》中的李诱墨，当角色从主动制造秩序扭曲到被动接受命运时，他们反而失去了本应具备的个性与张力。

爱奇艺迷雾剧场的《沉默的真相》中，白宇饰演的江阳因为一些具体的、确切的执念，用尽一生去追求真相，而不仅仅是职责。

《我是刑警》中，于和伟饰演的秦川有着破案主线之外更普通的生活切面。

这些角色的成功，不在于其道德立场，而在于创作者是否能将他们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

《漂白》中的多个反派角色，尽管让观众感到畏惧，但也仅此而已。

他们缺乏更深层次的血肉，邓立钢的狠也不如高启强来得可信与有力，而故事背景的九十年代末东北，转化从文学作品到电视剧，这种通过个体罪恶映射集体悲剧的做法，是犯罪剧的最重要使命之一，这是《漂白》欠奉的部分。

一个优秀的创作者应该具备医者般的敏锐，能够通过虚构探究现实，而不仅仅是呈现一种感官上的奇观和惊悸。

在《漂白》中，创作者不仅未能呼应现实，反而隐藏真实。

执着于塑造极端“疯批”反派，他们带给观众的刺激感，是建立在绝对恐惧之上，而未能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剧外的讨论和争议仍在持续，具体细节和真相有待披露，但对真相的追求终将由那些对人及生命有敬意的人继续推进。

因这一点，《漂白》对真实和生命，确实少了一些必要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