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也是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88周年。这支革命队伍，用鲜血、生命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书写了长征这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铸就了可歌可泣的长征精神。
为了更好地传播长征精神，红船编辑部组织了“革命先辈后代重走长征路”红色之旅的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开国上将朱良才之子朱新春为大家讲述了长征中父亲身上发生的几个故事。
▲朱新春
长征，是一次战略性转移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成功创立了工农红军，并在多地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力量增强，对国民党统治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蒋介石策划并实施了针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多次“围剿”行动。
尽管前四次“围剿”均未达成目标，但1933年9月，近百万国民党军队再次对根据地展开围剿，其中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由于毛泽东暂时失去领导地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采纳了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策略，放弃了积极防御的方针，导致红军损失惨重，苏区日益缩小。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虽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人员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
此次惨胜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领导，直接导致了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成为红军老战友之间佳话
朱良才之子朱新春介绍说：“红军长征渡过湘江以后，从原来的8万多人急剧降到3万多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定了一条规定，凡属于自己走不了路的伤病员，通统留在当地的老乡家养病。可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非常特殊，我们长征路上走的基本不是我们的根据地，全是由国民党统治的，叫白区。所以留在白区的我红军指战员很难生存下去。”
朱新春表示，当时准备留下来的人员名单中，有一个人让机关难住了——就是钟赤兵。钟赤兵在湘江战役的时候是红五师政委，跟师长李天佑搭档。湘江战役后，部队缩编，钟赤兵就当上了12团的政委。1935年2月再打娄山关时，他亲自带着部队冲锋，夺下了娄山关，立了大功。因为带头冲锋，一条腿被打断了。
腿断了，只能用担架抬着走，那他到底是走还是留？机关干部争议很大，按规定必须留下来，可他又比较特殊，是立下大功的。于是，就一级一级上报。当报到时任军委总卫生部政委的朱良才那里时，他立即说：“钟赤兵是立下大功的，抬也要把他抬走。”
“为了更好地做工作，朱良才亲自带着四个战士，一副担架和两头牲口，去跟钟赤兵谈话。”朱新春说。
新中国成立后，钟赤兵来看望我父亲，一见面就开玩笑地说：“老政委啊，你知不知道，当年在长征路上，我差点儿就把你干掉。”
朱良才愣住了，忙问为什么？钟赤兵回答说：“当年，知道走不了路的伤员都要留在当地以后，我就做好了如果要把我留在当地，谁来找我，我就把谁干掉，然后我再自杀的准备。没想到，是你亲自来了，还带来4个人，我以为是要把我留下，抬到老乡家去，我就偷偷在被子下面把手枪里的子弹上了膛。没想到，你一张嘴就说‘老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抬到目的地’。还对那4 个战士说‘你们必须保证钟政委的绝对安全’。”朱新春补充说。
钟赤兵听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悄悄地收起了被子里的手枪。
“钟赤兵接着对我父亲说，‘当年，要是没有你那句话，我这个一条腿的人，又怎么能走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啊’！”朱新春继续介绍说。
新中国成立后，钟赤兵被授予中将军衔，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底逝世，享年61岁。而朱良才与钟赤兵之间的这段故事，成了红军老战友之间的佳话。
钟赤兵随大部队一起开始长征后，被特批在干部休养连随部队前进。
长征中的干部休养连
“为解决当时的特殊困难，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我父亲兼任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休养连由红军的元老，比如有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四老，还有首长们的夫人，例如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张闻天夫人刘英等共20多位女同志，以及当年中央苏区各部的部长们组成。”朱新春介绍说。
干部休养连一成立，周恩来就跟第一任休养连连长何长工下达了任务：这些人都是我们革命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任务完成走到了目的地，他们在，你也在，皆大欢喜。如果他们在，你不在了，就追认你为英雄。如果他们不在了，你在，就砍你的头。
“所以，干部休养连非常重要。在长征路上，只要遇到干部休养连来了，部队都要让路。就连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遇到了也要让路，让干部休养连先走。”朱新春补充说。
在湘江战役中，朱良才任全军总后卫“绝命后卫师”的红34师代政委。因旧伤复发，血流不止，被紧急送过湘江，住进了红军总医院，成为红34师唯一幸存的师级干部。
“因为红军接连打败仗，伤亡很大。伤员讲怪话的，发牢骚的非常多。再加上医护人员少，根本就忙不过来，我父亲就帮着医护人员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兼总医院院长贺诚，看到这个情况以后，立即找到了总政委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强烈要求将我父亲留下来，当军委总卫生部的政委。我父亲起初不愿意，心想还要去打仗呢。于是，周恩来就亲自跟我父亲做工作，‘良才，你也看到了，贺诚那是乱了套了，你就去帮帮贺诚吧’。于是，我父亲就答应了，做了军委总卫生部的政委兼总医院的政委，还兼任干部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朱新春说道。
最终，干部休养连的同志们全部完成了长征的壮举，很多人成为新中国的国家栋梁。
救助贺子珍
一天，在走到云贵交界线的时候，红军遭到了敌军飞机的轰炸，训练有素的部队，立即散到树林中隐蔽，但此时小路上还有一位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无法转移。本来已经隐蔽在树林中的贺子珍看到后，立即冲了出来，不顾自己安危，扑到了重伤员的身上。
“我父亲发现后，马上带着医护人员冲了过去……冲到身边才发现，贺子珍身上十数处受伤，体内共嵌进去17块弹片，血流满身。贺子珍一看是我父亲带头冲上来了，一把就抓住了当年在井冈山上的老战友——我父亲，流着眼泪说了‘朱政委，我，我……’几个字后，就被我父亲打断了：‘你不用说了，我就是抬，也要把你抬走。’于是，我父亲就组织人员用树棍、树枝编了一副简易担架，抬着贺子珍上了路。”朱新春解释说，“因为此前，党中央定了一条规定，凡属于自己走不了路的伤病员，统统留在当地的老乡家养病。”
两年后，1937年12月，贺子珍去苏联养伤，路过兰州时，特意与朱良才拍了一张合影，这也成为贺子珍去苏联之前，留下的唯一一张与井冈山老战友的合影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贺子珍所救助的这位重伤员，就是钟赤兵。
▲开国上将朱良才
带领干部休养连爬雪山
夹金山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翻越这座雪山的除了红一方面军，还有四方面军。
▲夹金山
在众多翻越夹金山的故事中，朱新春讲述了干部休养连翻越这座雪山的故事——
为了在下午4时前翻过上下各30公里的夹金山，1935年6月12日，天刚蒙蒙亮，休养连就集合了。这时，恰巧毛泽东也走了过来。当看到集合的队伍中，有些人似乎情绪有些低沉，毛泽东就站到一个土墩上，就地作起了鼓动工作，讲起翻过雪山的重大意义。红军指战员们听着听着，一个个情绪高涨起来。最后，毛泽东放开嗓门，挥动着右手高声说：“同志们，革命一定会胜利的！革命如果不胜利，我毛泽东就不参加革命了！”这些话，犹如一阵激越的冲锋号，使红军队伍的情绪迅速高涨，斗志倍增。大家很快整了整行装，立即向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攀去……我父亲亲自带着休养连向雪山爬去。刚爬到半山腰，就下起雨来。快接近山顶时，不仅雨早就变成了雪，空气也越来越稀薄，人人的胸口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呼吸困难起来。队伍里，包括五十岁上下的“四老”，他们更是被“大石头”压得连话都讲不出来了。几个刚刚生过孩子及正在怀孕与体弱多病的女同志，就更困难了，只能在战友的搀扶下，步履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挪……就在这时，忽然乌云滚滚而来，刹那间，狂风大作，大雪又夹杂着鸡蛋大的冰雹，没头没脑地砸了下来。于是，我父亲不顾被吹下山崖的危险，一会儿站到石头上大声指挥，一会儿跑到悬崖边将摔倒的女同志拉起来……要么，就在队伍里连呼带喊地大声指挥着大家，一个拉着一个的手，一个推着一个的身，你扶我搀，我推你拉，手脚并用，一步一滑，一步一喘，一步一挪，不停地向上拼命攀爬……就是这样，在我父亲的亲自指挥和带领下，休养连的几十个男女老少，硬是咬着牙，从黎明一直走到太阳落山，暮色苍茫，才一个不少地全部安全翻过了千年大雪山。
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国庆节的夜晚，在天安门上观看礼花时，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当着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和蔡畅、邓颖超、刘英等几个老大姐的面，拉着朱良才的手说：“良才啊，你这个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当得好呀！我们这些老同志、女同志能平平安安走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你功不可没啊！”
过草地时，救助过不少人
1935年8月21日，开始过草地了。
川西北的松潘草地，纵横几百公里，海拔3000到4000米以上。不见山丘，不见林木；没有村舍，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漫漫泽国，积水淤黑；泥泞不堪，如胶似漆；浅处齐膝，深处没顶；一旦陷入，即遭灭顶之灾。而且，草地气候极为恶劣，雨雪风雹来去无常，变幻莫测。
“和翻越雪山相比，过草地的困难就更多了，没有粮食，缺少药品，环境恶劣。看着战友一个一个倒在茫茫无边的草地之中，我父亲只能竭尽全力地想尽一切办法减少损失和牺牲。”朱新春说。
▲朱新春讲述其父亲朱良才过草地的故事
1973年，朱良才病重接受抢救时，开国少将、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汝光亲自在解放军总医院的手术室盯了整整一夜，一直到他脱离危险才离开手术室。病情好转后，朱良才去感谢对方时，张汝光说：“朱政委，是我应该感谢你呀，要不是你，我早就饿死在草地上了！”
原来，过草地时，张汝光是野战医院的一名年轻医生，光顾着抢救别人了，结果自己连饿带冻，昏死在草地上。恰巧，朱良才组织人打了一条野狗。在喝狗肉汤时，他发现张汝光没来，马上分头去找，结果发现张汝光已经饿昏在草地上了。于是，朱良才赶紧盛了一大碗狗肉汤，将张汝光扶了起来，亲手把狗肉汤慢慢灌进他的嘴里，将他救了过来。
全国解放后，部队搞演习。开国少将、海军副参谋长范朝福走到朱良才跟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个军礼，说：“老首长，你不认识我了？我叫范朝福，过草地时，是政治部的干事，没了粮食，躺在草墩上再也走不动了。是你走过来，把自己干粮袋里仅剩的一点儿炒面，舀了两小碗喂我吃了下去，我才重新站了起来，走出了草地。要不然，我也没有今天了！”
开国上将傅钟，在过草地的时候，生病走不动了。他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他身边只有几个人，一没担架，二没牲口。正好朱良才路过，一见到这个情况，二话不说，就主动走了过去，指挥人想方设法帮他做了一副简易担架，把他抬出了草地。
全国解放后，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间休息时，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从主席台上下来，走到朱良才跟前，用双手握着对方的右手，一边上下摇动着，一边连声说道：“感谢！感谢！感谢你啊！”
朱良才有些意外：“傅主任，你感谢我什么呀？”
傅钟提高了嗓门：“过草地那阵子，我病倒了，要不是你亲自指挥人给我绑了一副担架，我可是过不来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感谢你感谢谁？！”
说着，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围观的将军们，也随着他俩“哈哈”大笑起来……
在过草地时，朱良才的坐骑丢了，没有办法，只好徒步走出了草地。这是第一次过草地。
由于张国焘闹分裂，1935年9月10日，朱良才又按照命令，掉头南下，二过草地。
一席动员令招致一场生死劫
长征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召开了“两河口会议”，会上明确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分左、右两路军北上。
会议结束后，朱德、刘伯承来到左路军。朱良才也由大金省军区司令、军委总卫生部政委的岗位上被调任红四方面军任红31军政治部主任。然而，因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坚持南下与中共中央的“北上路线”产生严重分歧，最终导致红军两大主力分裂，红军内部关系陷入紧张。红一军团和中央机关等组成的右路军继续北上，张国焘则率四方面军及左路军中的部分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第二次过雪山和草地南下。
“父亲当时犹豫了半天，但想到四方面军终究也是红军的部队，相信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也是会听党的领导，毅然决定留下来。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留下来后，遇到了两次生死劫难。”朱新春说。
红四方面军南下攻打成都失败，8万红军仅剩3万多人，部队从上到下情绪低落，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让朱良才去给干部们作动员，鼓舞士气。
“我父亲欣然同意后，讲得情绪高昂：草地没什么了不起，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仅走过了草地，还打胜了直罗镇战役。后又东渡黄河，歼灭了阎锡山15000多人，创建了陕甘根据地。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不怕困难，就一定走过草地，和毛泽东、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大家听后，效果不错，就把动员情况向上汇报。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刚听完汇报，张国焘‘啪’地拍了桌子：‘好你个朱良才！你吹捧一方面军，贬低四方面军。开斗争会，斗争会完了就地解决！’”朱新春讲述道。
张国焘说出想要枪毙朱良才的想法后，未获得在座的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的支持。关键时刻，坐在朱德对面的徐向前发现，朱德正偷偷地朝他使眼色。于是，徐向前马上站起来说：“我去。”就带着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去开斗争会。斗争会从太阳落山开始，一直到东方微微发白，都没开完。斗争会上，朱良才不仅不认错，还据理力争，说：“我举的这些例子，都从方面军的电报中摘下来的，没有什么其他用意。”眼看天要亮了，还要准备打仗了，整整一夜一言未发的徐向前，马上站了起来，说：“这个问题复杂。今天不解决，以后再说。”说完这句话，抬起腿就走了。而方面军保护局的人是带着枪来的，会议完了要就地解决的，可一看徐向前总指挥走了，没办法，只能跟着走了。
朱新春说，徐向前一回到方面军指挥部，赶紧找到了朱德总司令和陈昌浩总政委商量怎么办。经过慎重考虑，陈昌浩决定暂时将朱良才调至方面军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并叮嘱其避免与张国焘直接接触，以确保安全。
再次经历生死劫难
没多久，朱良才又一次面临生死劫难。
西路军渡过黄河西征时21800多人，由于无后方作战，再加上特殊地域，战斗打了半年悲壮地失败了。失败后，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祁连山中一个叫石窝的地方，召开了最后一次西路军的军政委员会会议。并亲自宣布：“西路军失败了。下面，由李先念负责带领左支队，向西去新疆，由副总指挥王树生和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朱良才负责带领右支队向东去陕北，找党中央。”
“可是当时那个年代，祁连山地区，虽是3月份，但还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而当地的马匪，全是骑兵，狠毒凶悍。他们抓住红军，可不是简单地抢毙，而是要么乱刀砍死，要么活埋，要么火烧。就是把红军抓着以后，缠上布，浇上煤油，拿火把点燃，他们叫点天灯。对红军指挥员更是残忍至极，还把指挥员的头给割下来，挂在城门上去示众。完了以后还装在木笼子里游街示众。最后，把红军的尸体和红军指挥员的头颅一直从现在的甘肃张掖，拉到江苏的南京，向蒋介石领功请赏。”朱新春讲述道。
右支队仅走了一个晚上，就遭遇国民党部队的突袭。朱良才在祁连山里与敌人周旋时，和身边仅剩的十几名战士也跑散，只剩孤身一人。
“当时，我父亲不敢走大路、好路，只能翻沟谷，钻树林。渴了，抓几起把雪塞进嘴里；饿了，就把雪扒开抠草根吃。或者扒开牛粪、马粪，看看里面还有没有没消化过的苞谷粒，用来充饥。就这样，没几天，他就几次饿昏在冰天雪地之中。这个时候我父亲就想了：我可是要去找党的呀，像现在这个样子，别说找党，就连这祁连山都走不出去。”朱新春回忆说。
西渡黄河以来，朱良才半年没洗过一次澡，没理过一次发，头发蓬乱、胡子拉碴、手脚全冻伤，衣服也全都刮烂了。于是他干脆掰了根树棍一拄，捡了个破碗一端，把自己装成要饭的叫花子，一边要饭，一边向东方走。
朱新春叹息说，“要饭也不好要，当年的老百姓非常非常苦，不仅吃不饱、穿不暖，就连养家禽家畜，都不养吃粮的，养吃草的：牛、羊、马。好不容易敲一家老百姓的门，看着我父亲可怜，但也没有办法，家里也没有可以吃的剩饭了。我父亲再次敲别家老百姓的门，打开锅盖一看，也没剩饭了。可一回头，看见门口的狗正在门后舔着破碗里仅剩的一点饭。就上前赶紧把狗没吃完的碗端起来，往我父亲要饭的碗里一倒。面对着狗吃剩下的剩饭，为了找到党，我父亲就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
“就这样，我父亲靠着要饭，在这荒凉寒冷的戈壁滩上，在马匪骑兵的围追堵截中，整整走了36天，行程1000多公里，在甘肃镇原县发现红军后，才有幸回到部队，逃过了又一次劫难。”朱新春补充说。
被毛泽东誉为“军之良才”
为了尽快营救西路军被俘的将士，党中央任命朱良才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吴秘书长”，专职负责营救和甄别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
由于他的亲身经历，对失散红军认得特别准，很快找回了许多红军将士，为我党挽救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甄别是怎么回事呢？西路军渡河西征时有2万多人，西征失败后，牺牲了1万多人，被俘打散的也有1万多人，这些人有没有违反纪律或背叛组织的，就要甄别。父亲上任后，动员一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开辟了地下交通线，建立了地下情报网，还在敌人的监狱里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短短半年，就营救了2000多名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包括后期，我们总共营救了4000多人。后来，这里还有担任了党、军队和国家领导人的同志。”朱新春介绍道。
▲朱新春
1938年2月，朱良才完成任务回到延安后，一面在中央党校参加了半年的理论学习，一面向党中央做了系统汇报。汇报完毕后，毛泽东夸奖他是“军之良才”。
值得一提的是，《一根灯芯》《朱德的扁担》等收入学生课本中的传世佳作，亦是朱良才所作。
新中国成立后，朱良才被授予上将军衔，因多次旧伤未愈，又长期奋不顾身地工作，积劳成疾，身体十分虚弱。本可一边治病一边工作的他，58岁执意要求退出领导岗位，中央和军委批准了他的请求，毛泽东表扬他“觉悟高”，周恩来称赞他“思想开明”，邓小平赞扬他“顾全大局”，还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1989年2月22日，朱良才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撰文：陈威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