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日记：1935－1944，法西斯年代》，〔罗〕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著，邹继东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
塞巴斯蒂安是约瑟夫·孟德尔·赫克特的笔名（1907-1945），他出生于罗马尼亚一个中产犹太家庭，在一次车祸中去世。有多种身份，戏剧家、小说家，也是一位翻译家，还担任过报社编辑，同时又是一名律师，还是中学老师和大学教师。酷爱音乐、热爱滑雪、记叙了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在战争的阴影之中，在种族歧视和迫害下，如何写作，如何授课，如何为他人打官司，如何为了生活艰苦劳作，以及如何享受爱情，在音乐和大自然中自我解脱，人与事活灵活现。自然，还有他的知识分子圈的“众生相”，著名戏剧家、《犀牛》《秃头歌女》的作者就是他的密友。阿瑟·米勒说：“这是一部活生生的书，伴随着20世纪发生在塞巴斯蒂安眼皮底下的恐怖，一个人的灵魂就生活在其中。它注定是一部长销不衰的生命之书。”
《普罗米修斯的火种》，〔美〕吉姆·鲍威尔著，岳玉庆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1月
本书概述了六十余位自由火种传播者的思想和生平，尤其是以往不为人知的不少人的“另一面”。目录中看到有大名鼎鼎的、自以为很熟悉的作家马克·吐温，好生奇怪为何他也荣列其中。原来他强烈抨击奴隶制，支持黑人自立，站出来为受警察和法官盘剥的中国移民、劳工说话，他承认美国印第安人遭受的悲惨待遇，谴责反犹太主义，支持妇女选举权。对西奥多、罗斯福等强势政治家不屑一顾，带头反对军国主义。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竟然担任了反对帝国主义联盟副主席。本书的故事按照主题分类，以时间顺序编排，这些分类在时间上有重叠之处，这有助于强调自由并非沿着单一路线发展这一事实，有些社会先信奉宗教宽容，然后才提倡经济自由。在许多地方，尽管没有民主，但人们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
《卢梭传：一个孤独漫步者的一生》，〔美〕利奥·达姆罗什著，彭姗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
这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专业学术著作，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思想性与知识性俱佳。本书深入、广泛地挖掘了卢梭与同时代人的往来通信，基于丰富扎实的一手史料，尽量还原卢梭的一生，为解释他生命中的种种谜团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证据。经作者考察，《忏悔录》中的大约六百个人物只有六个人不能被证实。其次，它将卢梭原创性的思想放回到他的情感经历、职业转换、社交网络和启蒙时代的舆论气候及法国历史的重要转折之中，令人身临其境地理解其生发成熟的整个过程，作者认为自己的梳理自然厘清了那种将卢梭的政治思想视为极权主义的阐释是何等荒谬的时代错置。作者以工笔画式的细节，以生动活泼的笔触，娓娓讲述了一个平凡的辍学小子成长为天才式的现代作家的故事，也讲述了一个原初的现代个人在缺乏相应制度支撑的社会中艰难浮现的故事。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日〕蛭田圭著，孟凡礼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
本文与上本《卢梭传》有紧密的思想关联。作为20世纪两大最具代表性的反极权主义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本应站在同一阵营共同战斗，为什么却发展出了终身的“仇恨”（伯林对阿伦特）或始终如一的冷淡（阿伦特对伯林）？这个问题值得一问，不仅是因为它是20世纪思想、文学和文化史的一个迷人部分；还因为阿伦特与伯林两人的人格、政治和思想一直到今天仍影响甚大。因此，分析两人不幸的个人关系和思想分歧，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史话题，而是事关如何在他们的基础上理解“自由、政治与人性”的重大理论话题。本书详细分析了阿伦特与伯林分歧的方方面面，包括两人的人格冲突、各自所属的哲学传统，尤其是面对种种历史与现实中人的主体和道德责任等等；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最重要的是阿伦特与伯林在一个关乎人的条件的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自由意味着什么？读毕全书，不妨说，阿伦特—伯林之争，在宽泛意义上仍然是“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之争。
《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李昕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0月
李昕走出大学校门就进入出版界。他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这些中国出版界的重镇工作，为他人做嫁衣一辈子。退休后他不禁技痒，开始写作。40年来，他可谓“阅读书人无数”，全书涉及三十多个当代人物，折射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他说：“我接触的文化人成百上千，写哪些人，我有自己的选择。不够熟悉的不能写，但足够熟悉的也未必写。”“我希望自己的文章有一点与众不同，特别是在写人的思想和性格方面。那些已经被别人写得太多，而我很难写出新意的人，我便放弃。”他的标准是人物传记应该为人格而立，不为所谓“成功”而立。
《生于1958》，翟德芳著，中华书局2024年10月
很自豪，作者是我大学同学，此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催生”的，并由我冠序。大学毕业后，德芳没有从事专业，进入了图书出版业，从普通编辑做到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北京三联书店党委书记兼总编辑，2019年退休。无官一身轻，开始写微博，越写越勤越写越多，一发不可收。生于1958，到1978年上大学跳出“农门”，整整二十周岁。这二十年人生“前史”的乡村生活，是他微博的主要内容。他的经历和故事，从前当然也知道一些，毕竟零星断续，不成“体统”，没有整体印象。微博系统推出，一篇又一篇，越读越感兴趣，只觉其少不嫌其多，只觉其短不嫌其长，多次劝他，越细越好，应该出书，只因感到他的个人书写深具“历史意义”。他的个人史写作，是“边缘”向“中心”的突破，是向“被命名”的挑战。“50后”大多数城市青年都有“上山下乡”的“插队”经历，被命名为“知青一代”。但这种命名其实让人数多得多、根本没有资格当“知青”的另一群“50后”，统统被“知青”代表了。在“上山下乡”的年代，“知青”特指到农村“插队”、到边疆“兵团”的城市青年，而广大农村青年，人数比城市青年多得多，无论是否上过中小学，都不算“知青”，他们的身份是“回乡青年”。“知青”与“回乡青年”区别之大，不啻天壤之别。在这种“名词”之下，包含的是过去的典章制度、事件人物、风土人情，历史信息丰富异常。所以一词之差，有时会对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时代、时段的基本制度理解大有偏差。“知青”与“回乡青年”，代表着在1950年代初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反映了巨大的社会鸿沟。“回乡青年”不仅在身份上居于劣势，而且话语权严重失落。四十年来，有关“知青”的小说、回忆、散文、研究、影视作品中浩如烟海，而“回乡青年”的记述屈指可数。研究“知青”史时，方方面面都有大量史料可供引征，但在涉及“回乡青年”研究时，史料少而又少，极度缺失。所幸还有小说家路遥，以自己厚重的作品，为“回乡青年”争得弥足珍贵的一席之地。“回乡青年”被“知青”代表，反映了城市中心化形成的权力结构。无论是教育、社会、家庭资源和背景，城市占据绝大优势。同时还占据了“历史”的优势，这一代人的历史以“知青”来命名，广大“回乡青年”无可奈何地“被命名”，他们的历史被遮蔽。无论是否意识到，德芳的“自我考古”与路遥的小说创作一样，为失声者争取发声的权利、为被“命名者”争取自己的“命名权”，争取自己的“主体性”。多年前，我说过“命名是危险”的，一群人很容易被另一群人所“命名”。
毕业后虽未从事考古专业，毕竟受了四年严格的考古学训练，作者的个人历史写作自带考古报告的底蕴，简明扼要、清晰细致地描述了他生活的那个村落在那个年代的住房、农具、食物、衣着和出行方式；各种农活、各种副业的劳作方式；怎样记工分、如何分粮、乡村集市的变化，国家、集体和个人间的利益关系；淳朴又复杂的乡间邻里关系，“运动”对村民关系，甚至对小学同学关系的影响，“阶级成分”的巨大作用；基层政权的运作方式，尤其是中学毕业后当过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民办教师，对此的感触认知远较一般社员为深；农民的喜怒哀乐、精神生活，个人的求知途径、苦闷和爱情向往……凡此种种，皆有详细描述，在此不必疣赘。简言之，薄薄一册，重构了那个年代乡村的物质生活、人际网络、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雷颐
责编 刘小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