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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7日，杭州的半山安贤园，正在为一位去世多年的老人举行安葬仪式。
这位老人是一个美国人，但他生在中国，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超过五十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更像一个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
他已去世四十多年，生前遗愿便是能够魂归中国，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愿望直到新世纪后才得以达成。
当天在场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的老校友以及一些杭州市民，他们来给这位已逝去多年的老友送行。
在众人注视下，墓碑竖立起来了，上面简单地写着这样几行字：
“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但对于年长一些的人会对它非常熟悉，这主要来自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在这篇流传广远的檄文中，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被描写成一个狼狈而不光彩的角色，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爪牙。
这篇盖棺论定一般的文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司徒雷登成为中国人口诛笔伐的对象。
然而历史的迷雾常常使一个立体丰满的人，变成一个枯燥单一的符号，对司徒雷登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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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清朝时期，他的父母都是当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
在11岁返回美国之前，司徒雷登一直生活在杭州，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也学会了一口纯正的杭州话，杭州也成了他心中的第二故乡。
当时的中国与美国，几乎全然是两个世界，一个已是电灯汽车随处可见，一个仍是煤油蜡烛黄包车。当11岁回到自己的祖国时，司徒雷登成了周围人眼中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此外他英语太差，在其他小孩眼中是个异类，不断被嘲笑和排斥。
实际上，这种矛盾处境几乎是司徒雷登一生的缩影：在中国人眼中，他是个“洋鬼子”；在美国人眼中，他又太中国了。
但是在美国接受完整的现代教育后，司徒雷登对中国念念不忘，不久便携新婚妻子重返杭州。
一开始他仍然追随自己父母曾经的事业，在中国从事传教的工作，但1908年他受聘于南京金陵神学院，成了一名教师，开始关注中国的教育事业。
同时深谙中美文化背景的司徒雷登，具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借用孔子的大同世界理念，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融会贯通，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1918年，身在南京的司徒雷登接到一封电报，邀请他北上担任一所新成立大学的校长。
这所大学，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成为燕大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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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是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大心血所在。
在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司徒雷登首先是一个教育家,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
今天燕京大学早已不复存在，大部分人对这所学校的了解只限于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它培养的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不妨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就：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历届注册学生不过一万人，但这些学生中包括两院院士53人，校友包括冰心、费孝通、杨绛、钱穆等一批著名学者，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黄华，也曾经是司徒雷登的学生。
由于司徒雷登出色的办学理念和苦心经营，燕京大学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便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水平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
这背后离不开司徒雷登的苦心孤诣和坚持不懈。
司徒雷登虽然接到的是校长聘书，但实际上当时的燕大几乎是一无所有要啥没啥。
开始的校舍在盔甲厂，狭小简陋破旧不堪，无法作为大学校园；学生数量不到百人，教师中只有两名中国人，外籍教师又大都没有任教资格，管理体系也是一片混乱毫无章法。
司徒雷登首先要做的，是给燕大寻找一片合格的校园。为此他一个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几乎把整个北平城都转了一遍，最后看中了位于海淀的勺园。
但接下来更让司徒雷登头疼的是经费的短缺。
为此他四处奔走，奔波于旧军阀和中外富豪之间，费尽口舌争取每一笔款项。有一次他对朋友感慨：“每次在大街上看到乞丐，我都感到自己和他们是同一类人。”
他最成功的一次筹款，是从美国铝业公司的霍尔基金会募到了5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无论如何，费尽周折的司徒雷登，总算成功地将燕京大学建在了勺园——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所在地。
此外他还聘请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对燕大进行了中西合璧的规划。今天未名湖的烟波塔影，当年都属于燕京大学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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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目标，是将燕大建设成哈佛耶鲁一样的世界一流大学。
除了硬件建设，他更重视的是人才的荟聚和培养。对于有真才实学者，司徒雷登不惜多次亲自登门拜访去聘请。燕大教授月薪定为360大洋，在当时是相当丰厚的收入水平。
那时的燕京大学，集中了冯友兰、钱穆、俞平伯、顾颉刚等著名教授学者，可谓大师云集。
司徒雷登将美国的现代大学体系引入燕大，甚至一度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当时引起世人瞩目，燕大的教育方法与课程设置诸多方面后来被北大、清华等学校借鉴。
可以说，正是因为燕京大学的存在，中国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司徒雷登曾说，“燕京大学应该是一所中国人的学校。”他也以此为标准去培养他的学生，他希望他的学生将来成为中国的栋梁。
作为一个外国人，司徒雷登一直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站在队伍前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燕大学生决定罢课请愿，抗议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一些人原本认为司徒雷登不会支持，没想到他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他的这一立场却给他自己带来了隐患。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大校园，逮捕了司徒雷登和其他18名师生。日本人对司徒雷登审讯后，尽管一无所获，还是将他关了四年，知道战争结束才得以获释。
重获自由的司徒雷登第二天便返回了燕京大学，筹集资金，重整校务。
当年的10月10日，燕大再一次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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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战争期间的举动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各界尊重。
在他1946年的七十诞辰上，国内各党派都派出代表参与祝贺，叶剑英领衔的中共高层参加了庆会，国民政府也颁发“嘉奖令”，赞扬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然而就在那一年，命运的转折点降临到了司徒雷登的头上——他意外接到了美国政府任命他为驻华大使的指令。
在美国政府看来，司徒雷登确实是驻华大使的不二人选：在中国生活多年，了解中国局势，各阶层都能接受他，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任职。
司徒雷登也确实希望促成中国成立联合政府，实现和平。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平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内战依然爆发了。
当时间到了1949年的夏天，局势一切都明朗了。
这时候的司徒雷登仍然留在南京，他现在的唯一希望是保持与中共的接触，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
但不久美国政府便一纸调令将司徒雷登调回美国，再之后，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问世。
那个温和慈祥、为各界人士尊重的司徒雷登消失了，他的形象从此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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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唏嘘的是，司徒雷登晚景颇为凄凉，他在中美两国之间进退维谷左右难容。
在美国，他之前在中国的诸多作为，引起了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甚至被怀疑为共产主义分子。
回到美国后不久，他一病不起，不得不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个春秋。他的妻子多年前便已病逝于北京，身边并无亲人陪伴，只能由私人秘书傅泾波照料。
1962年9月19日，这个孤寂的老人在华盛顿病逝。
他的遗嘱是，希望将来自己的骨灰能够葬在燕京大学自己妻子的墓旁。
这时候的燕京大学已然不复存在，早在1952年燕大便被分解，各个专业分别转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院校，校址也成了北大的校园。
司徒雷登大概也没有想到，他的遗愿实现起来异常的艰难。作为被最高领导人“钦点”过的“反动典型”，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这个遗愿始终未能达成，他的骨灰只好一直放在书房里。
直到2008年，司徒雷登的第二故乡杭州接纳了他。生于斯，葬于斯，也算是完成了他落叶归根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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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司徒雷登，历史学家林孟熹曾说：“真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多年前，中国曾对他说“别了，司徒雷登”，像看待一个狼狈的失败者一样送他远去。
但我想就像当代文化学者傅国涌说的那样：“历史有些页码是永远翻不过去的，司徒雷登无疑就属于这种翻不过去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
有时候他让我想起历史上的那些悲情英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历史的巨大车轮面前，他的命运悲情而令人唏嘘。
今天的北大，仍存留着当年燕京大学的痕迹。然而无论如何，世间再无燕京。
只有少数对这段历史了解的人，才能回忆起当年创建燕大的司徒雷登，才能听见历史深处的燕京校歌：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