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难以确切考证《四川总志序》的具体创作时间，文中提到“嘉靖辛丑之春”，即嘉靖二十年（1541年），作者在这一年参与编纂《四川总志》，此序应创作于该年或稍晚，用于阐述编纂总志的缘由、过程、内容体例等相关事宜。

我曾经读过左太冲的《蜀都赋》，其中说道：长江、汉水一带汇聚天地灵秀之气，世代都涌现出杰出的人才。像司马相如那般文采斐然，严君平那样品行高洁，王褒才华焕发，杨雄富有才华且脱颖而出。从汉代以后，论文章的兴盛，没有能超过这四个人的。然而，他们难道仅仅是在四海之内被人夸赞、靠清谈而获得声誉吗？文章的流传，也是历史事迹的流传。如今距离汉代已经过去了一千七百年，人们谈起汉代的事情却如同发生在昨天，正是因为这四个人的文章啊。文章啊文章，怎么能被忘记呢？

至于陈子昂在文坛树立了正确的标准，李白的诗作在风雅传统中闪耀着独特光芒，苏东坡的雄辩如同孟子的言辞一样犀利，邵庵作诗的格律严谨如同汉代朝廷中的老官吏。他们继承了这灵秀之气，追随前人的踪迹，施展才华，在文坛上大显身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更何况王勃、杜甫曾在三巴之地游历，范成大、陆游的诗篇涉及到百濮之地，他们描绘山川，详尽地描述草木，这就如同楚地的人才被晋国所用、秦国的水利设施使韩国获利一样，外地的文人也为蜀地文化做出了贡献。

我的父亲当年在馆阁任职的时候，曾经收集袁说友所著的《成都文类》、李光所编的《固陵文类》，以及《成都丙丁两记》《舆地纪胜》等书，广泛地搜集资料，想要编纂一部《蜀文献志》，但最终没有完成。如今看着父亲的遗稿还如新的一样，我却为他的遗愿未能实现而感到惆怅。我因罪被贬谪到南方边远地区长达十八年。

嘉靖辛丑年（嘉靖二十年1541年）的春天，我因拿着军事文书暂时路过故乡成都，大中丞东阜刘公礼聘旧史官王舜卿、杨实卿等人编纂《四川总志》，还错误地把撰写文章的事务委托给了我。

我于是翻检旧箱子，查看行囊中的物品，参考近代的方志，又采集各家的资料，挑选其中的精华部分，去除繁杂的内容，重新收集那些散失的逸闻，剔除无用的内容。

各个郡县都各自呈上相关资料，又在芦山得到了汉代太守樊敏的碑刻，在黔江得到了汉代孝廉柳庄敏的碑刻，这些碑文没有文字错误，刻工还保留着古朴的风格。东阜公高兴地说：“如今汉代的碑刻在中原地区都几乎绝迹了，现在却在偏远之地得到它们，这难道不是这次编纂工作的一大收获吗？”

唐宋以后的遗文众多，杂乱地陈列着，实在是丰富而有条理。于是我广泛挑选并简要记载，编成的书卷超过七十卷。其中，凡是与蜀地有关的名宦、游士的诗篇都予以收录；如果是蜀地人写的，即使只有一篇流传下来，只要与蜀地有关也收录。这是采用了程篁墩编纂《新安文献志》的体例。对于像杜甫、苏轼那些在世间广泛流传的全集，只选取其中的百分之一收录，这是仿照吕成公编纂《文鉴》的体例。同时代年高望重的各位前辈的作品，我都不敢收录，以避免在取舍上惹人非议。我遵循海虞吴敏德《文章辨体》的体例，在静居寺宋方二公祠开始这项工作。八月乙卯日开始，九月甲申日结束，总共二十八天，在吃早饭的时候完成了编纂。我既惭愧自己没有像刘安召集门客撰写《淮南子》那样迅速，也没有《吕氏春秋》那样精良。于是嘱托乡进士刘大昌、周逊进行校正，然后交付给刻版印刷的工匠。

从前汉代的文化教育兴起，是文翁的功劳。文翁在礼殿绘制的图像，后世建立学校时纷纷效仿；孔子门下七十子的名字，司马迁为他们立传，这些事迹都能在当时得到印证。当时蜀地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齐鲁，岷山、峨眉山一带如同洙水、泗水流域（孔子讲学之地）一样文化昌盛。文章与道德教化相关，就像这样，文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继承文翁事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