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医学现代化=西医化”的迷思,须明了中西医融合是中国式医学现代化的第一要义,而推动中西医融合的当务之急是逐步打破中西医壁垒、消除中西医隔阂,最根本之法则莫过于实现凡中国医生均能中西医兼通。
反观现实,中西医间的壁垒和隔阂显而易见。比如三年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央强调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但在抗疫实践中细心的人们发现,推动中西医结合时,往往是中医主动者多,而西医主动者少,并普遍表现出对中医缺乏了解;而且他们的学术话语,基本封闭在西医药体系之内,几乎不涉及中医药。可见,导致中西医壁垒和隔阂的直接原因,在于西医不了解中医所致。
再深究一层,则在于现行的医学教育体系将中西医两种医学分隔为二所致。中国的医学教育体系,目前分为西医院校和中医院校两类。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中医院校以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姿态,一般都开设了相当比例的西医基本课程,毕业的中医基本中西医兼通,中西医结合在临床上大都成为自觉。而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几近于无,一般仅有一门“中医学”,加之两种医学背后价值理念的文化壁垒,使得毕业后的西医不仅对中医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在价值观上也很排斥,隔阂很深,更遑论去主动中西医融合了。
这样的医学教育产生出中国医学领域的一个奇特现象: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医均能中西医兼通,成为中西医融合的主要推动力量;西医院校培养出来的西医往往只懂西医、不懂中医,让他们与不熟悉的中医协同融合,实在有些难为。再加上中医与西医在数量上不可同日而语(2020年执业/助理医师408万人,中医类别仅占68万人,占比16%),因此,在中西医两支队伍存在隔阂(主要是西医对中医的隔阂)的情形下,推动中西医融合之难,可想而知。
比如在作为中国医院主体的综合医院,主要以西医力量为主,虽然也都设有中医科(有的甚至发展得很好),但基本上中西医界限分明,中医科室之外的科室普遍由西医主导,中西医融合难觅踪影。
因此,要想根本上实现中西医融合的目标,最有效的途径当然是把中西医存有隔阂的两支队伍,逐步转变为中西医兼通的一支队伍。这必然要求每一位中国的医者均应中西医兼通。
然而,在百余年全球“医学现代化=西医化”浪潮的历史惯性下,根本打破中西医壁垒森严的已有格局,让每位中国医生均能中西医兼通,构建起中西医融合的中国特色新医学,此改革何其难也。
好在,针对上述问题,中央已有察觉并采取了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2019年)明确提出,“将中医课程列入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提高临床类别医师中医药知识和技能水平”“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允许临床类别医师通过考核后提供中医药服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1年)强调,“2021级起,将中医药课程列为本科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和毕业实习内容,增加课程学时”“临床、口腔、公共卫生类别医师接受必要的中医药继续教育”等。
显然,中央精神意在通过医学教育改革,逐步解决西医不懂中医的问题,努力消除中西医隔阂,推动中西医融合。这些措施对于推动中国医生中西医兼通,无疑具有破题的重大意义。
新时代,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建设中西医融合的中国特色现代医药文明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实现此目标,则有赖于所有中国医者均能中西医兼通方能彻底达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着中国的医学教育改革能切实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精神,尤其要尽快补上西医院校中医教育缺失的这一最大短板。
两个体系硬要融合在一起生出来的只能是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