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要造出自己的原子弹，最快需要多长时间？”

1954年8月的一天，物理学家钱三强乘坐小车来到中南海永福堂，一下车，他就看到等在那里的彭德怀朝自己大步走来：“我今天拜师求学，老师请进。”

钱三强确实是受邀到此讲课的，只是这次他的授课对象比较特殊，是一群包含粟裕、陈赓等在内的高级将领，彭德怀即将率领这支军事代表团赴苏联参观核军事演习，因此特意邀请钱三强给大家讲讲原子弹的有关知识。

钱三强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巴黎居里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他的夫人何泽慧同样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1946年两人发现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引起国际物理学界轰动，他们夫妇二人也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钱三强夫妇如果继续待在法国从事科研必定前途无量，但他们却在1948年5月，怀抱刚满半岁的女儿，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钱三强与何泽慧

那天在中南海，钱三强把自己所掌握的原子弹知识，尽量通俗易懂地讲给元帅和将军们听。讲课结束，彭德怀急切地问：“三强同志，依你看我们中国要造出自己的原子弹，最快需要多长时间？” 钱三强沉思一阵，道：“至少十年。”

彭德怀有些吃惊：“十年太长，抗日战争也不过八年，搞一颗弹就花十年工夫，太慢！”

彭德怀是个急脾气，尤其是朝鲜战场上一幕幕惨烈景象令他永远无法忘记，因此他比谁都着急，但他显然不清楚研制原子弹的难度。

02 “吃面包从种麦子开始”

1951年10月，法国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请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回国转告毛泽东：

“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个建议在朝鲜战争后首次被重视，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开始列入日程，而1950年成立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则是中国原子能科学起步的地方。

钱三强担任物理所所长后，立刻开始四方奔波延揽人才。除了老资格的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从清华要来了在英国获得哲学、科学双博士学位的彭桓武，从浙江大学要来了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又邀请到同样留法归来的杨承宗，当然也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此外还有一些当时不太知名的大学生，也被他招揽而来。

这些后来参与中国原子弹计划的科学家，大都有着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留学海外，在一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回国效力。

而他们即将要走的路，无比艰难。

建国初外国封锁，物理所一穷二白，很多最基本的器材都需要自己动手制造，用钱三强的话说：“吃面包从种麦子开始。”

有一次，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被警察误认为小偷给扣了起来，闹了一个大笑话；王淦昌赶制一台便携式γ探测仪，需要一个10兆欧姆的淬灭电阻，他跑遍北京旧货市场找不到，只好自己动手绕制；杨承宗冒着大剂量危险，到协和医院旧镭氡装置上提取氡气，用来制成氡铍中子源……

中国的原子弹计划，一开始是希望得到苏联老大哥支援的。

1957年，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纸面上写着，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而中方需要派出接洽的科研人员与苏联专家打交道。

这样的人选并不好找：他必须有相当高的专业和科研能力，但名气又不能太大；要在国外留过学，会与外国人打交道；要政治觉悟高、组织观念强，但处事又要灵活。

钱三强想了半天，想到一个叫邓稼先的年轻人。

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的一个名门世家，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26岁便拿到博士学位回国，被人称为“娃娃博士”。

留美期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兄弟 留美期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兄弟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找来邓稼先，打哑谜式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34岁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但稍一思索他马上明白了这个“大炮仗”是什么。

那天他心潮起伏，下班骑自行车回到家，脑子里仍乱纷纷，直到夜里他才告诉妻子许鹿希：

“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

“这不知道”“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一阵沉默后，邓稼先突然用完全不同的语气坚定地说：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当时许鹿希也只有30岁，要带两个尚不懂事的孩子，还要照顾生病的爷爷奶奶，但她没有埋怨，只轻轻地说了一句：“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一张拍摄于1958年的全家福

许鹿希不知道丈夫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她本以为两人分开可能就是几个月或者最多一两年，可她无论如何想不到，自此之后，两人就是整整二十八年的聚少离多。

从此之后，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了，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大院和荒凉的沙漠戈壁。

03 “老邓，我们饿……”

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基本阵容逐渐确定下来：

王淦昌主管核武器爆轰物理研究，彭桓武主管理论研究，郭永怀主管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工作，程开甲主管状态方程及爆轰试验。

邓稼先自1958年8月调到二机部九院之后，担任理论部主任，是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要知道压在邓稼先肩上的担子何等沉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原子弹的研发历程。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阵容之强大，在整个科学史上都是空前的。由奥本海默领衔的明星团队，成员中获得诺贝尔奖的至少就有14人，其中包括哥本哈根学派领袖玻尔、物理学家费米、美国“氢弹之父”泰勒、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等。

而34岁的邓稼先当时还只是中科院的副研究员，核武器研究院刚成立时手下只有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3岁。

原子弹和其它武器的最大区别也许在于，它无法通过战场缴获拆卸研究，一切都得靠这群从未见过原子弹的年轻人凭空想象和计算，工作量极为庞大。

二机部通过各种途径，为邓稼先找来四台半自动的苏式乌拉尔电动计算器，每秒100次，这是最先进的工具了——更多时候，他们要用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甚至用算盘来计算，理论部办公楼的灯光常常亮到凌晨。

手摇计算器

有一天晚上，研究院附近一个单位要放映露天电影《阿诗玛》。年轻人忍不住了，纷纷央求邓稼先放一晚上假，让大伙痛痛快快看场电影。邓稼先犹豫半天，决定两个人一拨，分五拨去看，每两个人看20分钟，然后等到全部演完之后，在办公室里五拨人按顺序把故事讲一遍。他们就用这个办法解了一次馋。

60年代初，大饥荒潮水般袭来。

科研人员每餐只能领到一个馒头和一角钱的干菜汤，很多人患上了浮肿。理论部的年轻人加班多、饭量大，常常喊饿，计算之余，他们有气无力地对主任邓稼先说：“老邓，我们饿……”

邓稼先当时拿教授级工资，比其他年轻研究员多些，他常常一边收拾桌子上的计算纸，一边说：“你们等着，我去想办法。”不一会儿，他从街上买回高价的饼干或其它食物。年轻人一哄而上，邓稼先也饿得两眼发虚，咽着口水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块吧……”

更由于副食品严重缺乏，肉类、蛋奶、水果蔬菜基本没有，营养自然跟不上，参与攻关的科学家要动脑子，压力很大，科研工作的效率可想而知。彭桓武有一阵子经常说：“我的脑子不好使了。”

一天傍晚开饭时间，程开甲来到食堂，却看到彭桓武坐在门口的一块石头上不进去，很是奇怪便上前询问。彭桓武笑笑说：“年轻人不会算账，早吃就会早饿。晚吃半小时，能解决大问题，免得半夜饿的睡不着。” 程开甲只好苦笑以对。

程开甲

程开甲自己的脑子也一直没闲着。有一天排队买饭，他把饭票递给窗口的大师傅，却说道：“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站在后面的邓稼先急忙拍一下他的肩膀，说：“程教授，这儿是饭堂。”他这才突然清醒过来。

吃饭时刚刚咬了两口馒头，他又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桌子上写出一个方程式。邓稼先不由一阵心酸，几天后他将自己的手下干将胡思得推荐给了程开甲，希望能减轻一下程开甲的工作量。

曾有网友说，一直以来都认为两弹一星是理所应当板上钉钉的。其实不然，这当中的艰难困苦乃至惊心动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04 “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尽管饿着肚子，理论部的计算工作却不能停下来。1960年春天，邓稼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关键参数，之前苏联专家随口告诉了一个数值，等他们自己验算时，算了三遍都发现数值完全对不上。这个数据非常关键，而计算又极其复杂。理论部集思广益，先后建立了三个数学模型，再次做了第五、六、七次计算，结果仍然与前三次一样。

到底是计算走入了歧途，还是苏联专家给出的那个数据有问题？人们一时拿不准。彭桓武、邓稼先等人怀疑原数据的准确性，邓稼先又带领年轻人进行了第八、第九次计算，结果还是和前几次一样！

这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有名的“九次运算”。九次运算历时近一年，光演算纸就装了几大麻袋。华罗庚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1963年3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终于完成，研究院人马远赴青海准备下一步的轰爆试验，大部队出发前，主持国防科技工作的张爱萍将军来给大家作动员讲话：

你们就要出征了。我想，用酒来饯行太俗了，我想读一首诗，以壮行色。这首诗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写的，但我觉得他是为你们而写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几十年之后，在现场听过张爱萍讲话的人，仍然忘不掉他那一次让人心血沸腾的演讲。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一个“大炮仗”成功炸响。

当时在南非，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公交车上只有白种人可以坐在前排，黑人和黄种人只能坐后排。有一天，一位在南非开饭店的中国人上车后习惯性走向后排，却被司机叫住：“你们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你坐到前排来。”

在真正的伟大面前，一切赞美之词都黯然失色。

05 “我们打了一只松鼠”

1961年1月，原子弹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钱三强未雨绸缪，又瞄准了氢弹。

这一次他盯上了在中科院做副研究员的于敏，他把于敏叫到办公室密谈，开门见山地告诉了于敏，组织上想让他参加氢弹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毕业于北大物理系，钱三强的谈话让他很是意外，一来于敏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并不是他喜欢的方向；二来当时的于敏是个“只专不红”的反面典型，在政治运动中多次被批斗，甚至因此得了个“老运动员”的称号，政治上不好过关。

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尚在萌芽阶段，早期在苏联的帮助下刚刚摸到点眉目，而氢弹则要完全自己摸索，不知比原子弹复杂多少倍。

这次谈话后，与邓稼先一样，于敏这个名字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连妻子孙玉芹都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

邓稼先与于敏

为尽快突破氢弹原理，科研人员按照不同的技术路线分为三个小组，分头探索。

为了提高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理论部经常组织专题学术讨论会。当时的学术民主气氛非常好，在会上，从彭桓武副院长到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部主任直到年轻的研究人员，不论资格，人人可以发言，大家常常就不同意见争论的面红耳赤。

但氢弹毕竟是非常复杂的系统，设计难度极大，许多试图突破它的途径被提出来，经过一一仔细的讨论、计算和分析后，又一条条地被否定了。研究处处碰壁，几乎无法继续进行。

1965年9月，敏率领部分研究人员远赴位于上海的华东计算所，利用那里全国仅有的一台J501电子计算机突击计算。这台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相比之下今天的任何一台智能手机，运算速度都能轻松达到每秒数亿次。

队伍抵达上海后，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那时的计算机性能不稳定，计算经常中断而导致前功尽弃。为了避免浪费时间，研究人员让机器24小时工作，大家轮流值班盯着，一旦出现故障，立即将前一刻保存的结果作为输入重新开始计算。

在这场著名战役中，于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数学和物理学天才。据当时的研究人员回忆，于敏守在计算机旁一边盯着打孔纸带，一边凝神心算，然后突然指出从某处往后都错了，一群人把计算机停下来逐步检查，果然是中途出了故障。

10月25日，于敏晚饭后田间散步时忽然灵感迸发，提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设想，有望一举解决热核材料燃烧不充分的问题，得到大家响应。不久后，计算机也给出了于敏预料的结果。

兴奋的于敏用暗语给邓稼先打电话：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山重水复，至此终于柳暗花明。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06 “若从搭上科学家的性命来看，就不能这样计算了。”

1971年，杨振宁来大陆访问，曾问邓稼先是否有外国人参加中国的原子弹项目，邓稼先不便直接回答，只说“要请示一下”。当周恩来告诉他可以如实相告时，邓稼先这才告诉杨振宁:

“中国的原子弹项目，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听闻，一时之间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国的两弹一星项目进展神速：

1964年10月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27日，东风-2核导弹试飞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这背后，离不开一代功勋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热血。

1999年建国50周年，国务院表彰23位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他们大部分有着相似的共同经历：出生于旧时代，留学欧美接受高等教育，然后义无反顾地返回故国。

材料科学专家陈能宽，曾留学耶鲁大学。工作之余他给大伙讲他的见闻，讲到1947年出国的时候，坐轮船去美国，途中他想去理发，不料船上的美国理发师不给有色人种服务，但日本人除外。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陈能宽，他说咱们现在这事儿一定要干好，从振兴民族这一点来说，也要干好。

陈能宽在耶鲁大学

1968年12月5日，一场意外空难让一向处变不惊的周恩来失声痛哭。

遇难者中有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飞机坠毁前，郭永怀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将文件包夹在两人中间，将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出生于山东的郭永怀，曾留学加州理工学院，师从素有“航空之父”之称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是钱学森的师弟。拿到博士学位后，他也成了美国有关部门跟踪的对象，被禁止离开美国。为了能顺利回国，郭永怀公开烧掉了自己的几千册藏书、研究笔记和授课讲义。

飞机失事前，郭永怀已在青海核试验基地待了两个月，刚刚获得一份重要的试验数据，急着赶回北京，便没有听人劝阻坐了飞机，结果出了意外。

郭永怀与夫人李佩

虽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但很多时候有些牺牲太也沉重。

1979年，在一次氢弹空投试验中，氢弹降落伞未能打开，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去寻找弹头。

邓稼先坐不住了，他不顾在场所有人的阻拦，亲自去寻找。在现场，他进入弹坑，仔细查看破碎的弹体，最终确认原因是降落伞包发生问题。

在戈壁滩寻找核弹的邓稼先

虽然邓稼先当时穿着防化服，但这次事故还是使他受到了致命的核辐射。

1984年，一次会上，邓稼先对众人说： “我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话音未落，众人都笑了，都觉得他才刚60岁，还可以继续为国贡献。他又接着打趣自己：“不好意思，我不该说自己是强弩的。”谁也没想到，仅仅两年后，邓稼先便因直肠癌不幸离世。

1990年，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曾对杨振宁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花的钱要比别的国家少得多，杨先生默默地摇了摇头，轻声说道：

“若从搭上科学家的性命来看，就不能这样计算了。”

除了郭永怀、 邓稼先这样的意外事故，更大的冲击还来自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1957年的‘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是一次极大冲击。钱三强，这位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领头人，当时也受到怀疑，二机部多次组织对他的批判。“文革”期间，钱三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与夫人何泽慧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对核物理的研究因此中断。

1968年6月，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在家中被造反派殴打致死。姚桐斌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1年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这位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之死，让周恩来悲愤难抑。

姚桐斌曾经幸福的一家

几个月后的一个深夜，“东方红一号”卫星总设计师赵九章，因不堪忍受红卫兵迫害，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

赵九章是1935年通过庚款留学德国，是中国空间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十年后，他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开追悼会时，竟然找不到他的骨灰，骨灰盒内装着的，是他生前戴过的一顶帽子。

1965年，赵九章夫妇在颐和园观赏玉兰

几位功勋科学家的离世，是十年悲剧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幕。

邓稼先和于敏，当时也都进了“学习班”，但即使在当时的压力下，他们也在坚持着原则。一次爆炸试验失败，军管组的人怀疑有人搞破坏，他们告诉于敏，只要承认这不是技术问题就行，其他话不用说，后来又退一步说，你只要不说话就算过关。

但于敏顶着压力，还敢跟军管会拍桌子：“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决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07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敏晚年时觉得自己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一生没做什么原创的东西出来。

他一直想搞基础理论，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但国家需要，只能责无旁贷。当年钱三强找他谈话的时候是说氢弹干出来就可以走，他没想到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同样经历的还有王淦昌，他曾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后来在基本粒子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他领导发现的“反西格玛负超子”，是国际公认的重要科研成果。有人预言，照这么走下去，王淦昌离诺贝尔奖并不远。

但回国后钱三强找他谈话后第三天，王淦昌就到核武器研究院报到，担任副院长。王淦昌在国际物理学界影响很大，国外很多人关注他，为了确保安全及保密，他改名“王京”，自此从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

王淦昌

王淦昌后来从北京到青海，然后又一次次去罗布泊，一去就长年累月。妻子吴月琴和孩子们心里都存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却从来不敢问他具体的事情。直到1978年，隐姓埋名17年后，“王京”才又改名为王淦昌。

他们觉得普遍亏欠的，还有自己的家庭。

位于海淀区花园路的塔院，曾是核九院科研人员在北京的住所。在这个外界看来有几分神秘的大院，家家户户几乎都是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生活，父亲多半都在青海。院子里的每个孩子脖子上都挂着自家钥匙。

1968年冬天，郭永怀17岁的女儿在内蒙古插队时脚被严寒冻伤，第一次写信给父亲寻求帮助。郭永怀去鞋店为女儿买棉鞋，才发现离开女儿太久了，他竟不知道女儿的脚长多大了，只好在回信中告诉女儿，不知尺码，没敢买。

经常“失踪”很久的于敏，家事全靠夫人孙玉芹打理。儿子于辛后来回忆，父亲很忙，偶尔回家也总是在思考着什么，“我想跟他玩儿，他经常也不带我玩儿。”

于敏心中觉得对妻子家人亏欠太多，2012年妻子病逝后，于敏常一个人在房间翻看她的照片，徐徐吟出：“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他们是为现代中国筑起长城的人，同时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但如果生命能够重来，我想他们多半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所谓国士，不过如此。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所享有的和平与安宁，仍受惠于他们当年的奋战与牺牲。

奋战在戈壁滩上的核武器团队

1984年的12月，新疆核试验基地，中国进行一次中子弹试验，由于之前已经失败了四次，这次实验参试人员都倍感压力。

一次讨论会，大家刚刚坐定，心有触动的陈能宽忽然吟诵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于敏接口背诵，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往下背，在座者无不动容。最后只听于敏一人背道：

“……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热泪盈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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