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宦官专政，宫廷政治之下，皇帝用人，不是所亲，就是所爱。故外戚和宦官在宫廷政治中，是有天然优势的。而宦官一般都出身卑微，在社会上本无势力，在深宫之中也难以与外界联系，反而比外戚更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东汉外戚专权擅政、任意废立皇帝所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皇帝与宦官合谋消灭外戚，最终形成了桓、灵时期宦官专权擅政的局面。特别是汉灵帝，对宦官可谓是倾身相爱。而为了能够始终获得汉灵帝的信任，当时宫廷中的那些宦官，对汉灵帝更是倾身侍奉，用尽一切办法去满足他的私欲。

《后汉书》上说，灵帝要为自己修建“毕圭灵琨苑”，一个名叫孙赐的人上书反对。“帝欲造毕圭灵琨苑，赐复上疏谏曰：‘窃闻使者并出，规度城南人田，欲以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驱之礼，薪莱刍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以合礼中。今猥规郊城之地，以为苑囿，坏沃衍，废田园，驱居人，畜禽兽，殆非所谓“若保赤子”之义。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顺四节也，宜惟夏禹卑宫，太宗露台之意，以尉下民之劳。’书奏，帝欲止，以问侍中任芝、中常侍乐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五里，人以为大。今与百姓共之，无害于政也。’帝悦，遂令筑苑。四年，赐以病罢。居无何，拜太常，诏赐御府衣一袭，自所服冠帻绶，玉壶革带，金错钩佩。”

南宫大火，灵帝要重新修造，规模也搞得很大。如重修的“玉堂”，新增了四个巨大的铜人，分列于苍龙、玄武阙外；又铸四黄钟，每一个可以储粮二千斛，悬挂玉堂和云台殿前；还引水入宫，铸天禄（传说中的一种野兽）、蛤蟆，吐水于平门外；并制造了一种汲水的水车，叫作“渴乌”，从河中提水入翻车，用来浇洒宫城通往南北郊的皇家专道。宦官张让、赵忠建议灵帝征敛天下每亩地十钱，让地方运送木材和石材到京，由宫廷主管工程的宦官验货收购。但是，这些宦官总是对供货者百般刁难，“强折贱买”，仅及材料实际价格的十分之一。而大量的木材由于得不到验收，以至于“腐积”。工程连年不完，地方官只好再向百姓征调，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明年，南宫灾。让、忠等說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

灵帝的日常花费十分惊人，仅后宫数千美女，每日就要耗费数百金。那时，上等的膏腴之地，每亩只不过一金。灵帝还特别喜欢异域情调，胡服、胡帐、胡床、胡箜篌（一种弹拨乐器）、胡笛和胡舞，他都要享受。他还喜欢亲自驾着一种由四条白驴拉的车，到处驱驰。为了享受民间生活的乐趣，他甚至还在西园中设立客舍、酒肆，让后宫美女为客舍主人，他自己则为商贾，驾着他的四白驴车，到了一处客舍，便下车与美女一起饮酒共食。

为了聚敛钱财，灵帝还想出了种种卖官鬻爵的办法。

灵帝曾创办鸿都门学，招引了许多文士，其中大多是些趋炎附势的无行文人，喜欢讲些闾里风俗的故事，很能投合灵帝的口味。后来，灵帝就让地方州郡和朝廷三公来举荐这些人做官。凡被举荐者，名字和任官大小，都张榜于鸿都门，各按官爵等级出钱；而且允许先买后付，价钱加倍。他还设立了一个专门卖官的机构，叫“西邸”，按官爵大小，明码标价。若是二千石的官，就卖二千万贯。若是四百石的官，就卖四百万贯。卖官得的钱，都储放在宫中的西园。

刘宏

因为兴建工程的需要，灵帝曾要求地方官在升迁时出钱“修宫”，一律到西园按等级核价，然后才能上任。有人交不上钱，甚至自杀。有人不屑于做这种勾当，想辞官不做，却不被允许。“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中平六年（189年）“春二月，始置圃囿署，以宦者为令。其年，南宫灾。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

当时司马直的清廉名声已经是声名远播，所以这次的摊派对他那里也算是照顾了一下，“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但是这毕竟是额外摊派，对百姓的生活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司马直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皇命难违，“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无恩义以施，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以疾退，张让责曰：‘汝心，怀有君父在否？今宫室火灾，汝不尽绵薄之力以助修建？欲吾君露宿穹庐否？反以病疾辞官相胁，欲向天下邀誉卖直乎？’赵忠曰：‘官岂汝家私物哉？取弃由得汝？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遵旨而听乃汝本分，况皇恩宏隆，天下郡县，唯汝得减三百万，此等殊荣，汝全不念吾君眷顾，反出忤逆僭悖之言，居心何在？汝依例交纳尚可，如不然，法无亲！’”

“司马直惧，欲趋京面御亲辩之，然于路所观所听，皆言宦者当路，以钱是理，不禁失望。行至孟津，含愤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书奏毕，自知此书一上，即为官场异类，人皆白眼仇视书奏毕，自知此书一上，即为官场异类，人皆白眼仇视，权宦固恨之，买官鬻爵者亦恨之，奉旨如数上钱者亦恨之，顿觉天下虽大，于已实无立锥之地可供立足，仰天长叹，悲歌当哭，即吞药自杀。”

还有这样一则故事。那时，一个叫崔烈的人，通过灵帝的傅母程夫人，花了五百万，买了一个司徒。“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于是声誉衰减。久之不自安，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曰：‘论者嫌其铜臭。’烈怒，举杖击之。钧时为虎贲中郎将，服武弁，戴鹖尾，狼狈而走。烈骂曰：‘死卒，父楇而走，孝乎？’钧曰：‘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烈惭而止。烈后拜太尉。”

靠卖官鬻爵的钱当然还不能满足私欲。灵帝在皇宫内还设立“中署”，让地方上在按常例“贡献”之外，并加收各种珍宝，直接送到“中署”，称为“导行费”。他把各地的平准机构，一律改名为“中准”。从此，各地平准机构贱买贵卖的收入，一律由宦官控制，直接归皇帝个人使用。灵帝入继皇位之前，身为侯爵，家境“宿贫”。等他做了皇帝，就觉得皇帝也应该有私人的积蓄。即使贵为皇帝，他依然抱怨钱不够用。他经常感叹，桓帝为什么没有许多积蓄留给他。遂在西园造万金堂，把国库的金钱和缯帛都收放其中，变为他的私财。他甚至还把搜刮来的钱，分藏于诸位小黄门和常侍宦官那里，各数千万。

张让

说到底，宦官的专权擅政，从来都是以满足皇帝的贪欲为前提的。灵帝曾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张常侍就是张让，赵常侍就是赵忠。灵帝这么说，无非是因为这两个宦官，对他的贪欲从来都是支持和怂恿的。而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在东汉的宫廷之中，宦官往往反奴为主，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或者说是皇帝与宦官的相互利用。这在灵帝驾崩后，由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上，反映得尤为明显。自从窦武、陈蕃被杀，窦太后又被幽禁，汉灵帝就处于一帮宦官的包围之中。

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崩逝。有人在宫门外的朱雀阙上写标语，说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甫等人谋杀太后，侯览多杀党人，朝中公卿都是吃白饭而不敢进忠言的。这些很有煽动性的标语，导致宦官进一步迫害“党人”，被逮捕下狱的太学生达一千多人，党锢之祸继续蔓延。又过了几年，有一个叫曹鸾的郡太守上书要求结束党禁，即被下狱拷打致死。灵帝于是又下诏，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州郡为官的，一律罢免，永不录用。党锢案迟迟不能结束，朝野都不敢有反对的声音，宦官专政遂越来越严重。

吕思勉先生说，东汉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政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外戚是纨绔子弟，是些无知无识的人，宦官更不必说。他们既执掌政权，所用的自然都是他们一流人。这一班人布满天下，政治自然没有清明的希望。要晓得黑暗的政治，总是拣着地方上愚弱的人欺的，总是和地方上强有力的人，互相结托的。所以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法起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吕先生的话，讲得真是再透彻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