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古埃及金字塔一定不陌生，毕竟它不仅是世界古代文明的代表性建筑，也常常被贴上各种神秘、奇幻的标签。
可在埃及建造金字塔的同时，我们东亚这片土地上究竟是什么场景？可能有朋友会问：“同样是几千年前，那时候的‘中国人’是不是也在忙着建什么宏伟工程？”
一、古埃及金字塔古埃及在公元前26世纪左右，就能动员十万人，用了30年，修出了146.5米高、用230万块巨石垒起来的胡夫金字塔。
这是什么概念？别说几千年前，就算搁在现代，这种工程体量也够吓人，这背后折射了两个关键词：神权集中和来世崇拜。
法老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一声令下，整个国家的资源就能往金字塔里堆。
更牛的是古埃及人还有很高的工程天赋：他们不用粘合剂，就能让成百上万的巨石严丝合缝，还能把四面基本对准天文方位，误差只有几公分，属实猛。
不过高度集中的模式也带来了问题：大量资源被用在为法老“造房子”上，在农业、手工业、社会活力等方面的投入并没有得到相应增长。
长期看很容易局限于一种建设思路，一旦外力入侵或内部动荡，就难以维持之前的盛世光景。
二、与此同时的中国再把目光从非洲沙漠转到东亚黄河流域，同时间段的中国人正埋头摸索治水、种地、制陶等“地基工程”。
比起古埃及人对于“来世崇拜”和“金字塔”的执着，这边的重心要务实得多，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如何在河水泛滥中稳住脚跟、让人吃饱饭、活下来。
黄河多灾多难，动不动发大水，各个部落学着如何修堤坝、挖沟渠，同时也在部落之间打打合合，慢慢形成了早期组织能力。
这时期的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黑陶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农业也往前迈进了一大步，粟作（种小米）普及率越来越高，养活了更多人口。
在不断的竞争融合中，还出现了像黄帝、炎帝这样带有“联盟”性质的领袖。
大家对外打敌人，对内融合文化，甚至在后世传说中还留下了“华夏”的雏形。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900年起）挖出来的大量青铜器和宫城遗址，也让人看到了早期国家的雏形。
再加上良渚文化的玉器、陶寺遗址的原始文字，都在不断显示一个事实：当时的“中华先民”选择了多线并进的技术实践，特别注重跟生活、生产结合，一点一点为后续几千年的文明奠定基础。
三、两段文明的对照把古埃及与中国这两个不同的文明形态摆在一起，我们或许能看到更多思考的角度。
埃及的核心驱动力是神权与对来世的向往，巨大的金字塔就像一份凝固在沙漠中的奇迹，更像一种“定格”。
它留给后人无数遐想，却没能带动后续的可持续发展。
而在中国，中原地区及周边文化交融，推动了社会组织、农业、水利、手工业同时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结构，这种“生长型”的模式让它在不断的外患与自然灾难面前还能够延续发展。
地理环境也不可忽视，埃及位于尼罗河流域，面朝地中海。
中国相对封闭——四周高山、茫茫草原、大海环绕，这种环境不仅让中华文明得以在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中独立演化，而且在历史变迁中，内在文化还能持续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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