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吉林市船营区某夜总会新来了一位叫“小红”的陪侍小姐，自称在广东干过，经验丰富。领班对她各方面都很满意，便留下了她。

但这个“小红”上班的时候似乎并不积极，不像别的姐妹对客人谄谀取容，以美色事人。她却只顾着和姐妹俩聊天，今天八卦哪个姐妹服务的都是高端客户，明天打听哪个姐妹存的钱最多。

其实，“小红”进入夜总会是另有企图的，她的真名叫戢红杰，是三男一女抢劫团伙中负责情报收集的“女间谍”，为首的叫杨树彬，另外两个分别叫张玉良、吴宏业。

2002年9月9日晚，杨树彬、张玉良冒充“大款”来到夜总会挑选陪侍小姐，按照戢红杰提供的可靠情报，他们选了小刘和小孙，并把她们带到一处豪华住宅楼内。

小刘和小孙欢欢喜喜跟着客人走了，本以为接了大单，没想到却掉进了一个死亡陷阱。杨树彬抢劫团伙早就在出租屋内备齐了各种作案工具，小刘和小孙进屋后即被他们五花大绑，并以各种残忍方式逼问她们的银行卡密码。

第二天，杨树彬、张玉良外出到银行取钱，吴宏业、戢红杰负责看管小刘和小孙。这一票，他们总共抢到16万元，皆是小刘和小孙辛劳卖身赚的血汗钱，可是他们拿到钱后不守承诺将小刘和小孙肢解了，并将碎尸冲入下水道。

这伙人作案手段恶毒至极，惨无人道，令人发指。或许会有人疑惑：在人来人往的住宅楼里悄无声息地将两个大活人碎尸了，怎么可能没一点动静？

这就是此抢劫团伙的“高明之处”，杨树彬制定了一套严格的作案操作标准：

选择的抢劫目标必须得他亲自确定；

作案前购买的专用手机尾数必须是777、888这样的吉祥号；

用做杀人场地的出租房必须是高档小区，这样才符合大款的身份；

租用的房子必须有浴盆，这样便于肢解尸体；

杀人后骨头必须煮烂，再用钳子剪碎，扔入下水道；

绝对不许用刀斧砍砸尸体，以免有响声惊动邻居；

到银行取款时必须戴棒球帽，用帽檐遮脸，防止被监控录像拍照。

所以此前，杨树彬先后在深圳、嘉兴及台州等地屡犯命案，警方却始终查不到他。俗话说，百密一疏终有一漏，杨树彬即使再狡猾再细心，也有失算失策、露马脚的时候。

2002年9月11日，杨树彬、张玉良从外面回来时，看到住宅楼下面围着一群人议论纷纷，他们挤上前去，还与相识的邻居打了个招呼。原来，小区下水道堵塞了，还源源不断地涌出油腻腻的“肉馅”，恶臭的气味令人作呕。

谁家会把这么多肉倒进下水道？

杨树彬还故作好奇地与邻居们一块讨论那些究竟是什么肉。其实，他们第一眼就知道了那是什么。后来，越想越恐惧的邻居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天晚上，杨树彬等4人就仓皇而逃。

经法医鉴定，那些“肉馅”是两名被肢解的女性。随后警方立即封锁住宅楼，沿着下水道追踪到楼顶出租房时，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和戢红杰早已不见踪迹。

由于杨树彬等人是匆忙逃离，出租房内还留有两具没有处理完的尸体，和他们四人的指纹。吉林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缉拿杨树彬等4人，却发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了。

对“9.11”案，吉林警方先后七次立案侦查，却都没有下文，此案自然成了一桩悬案。警方在中国户籍信息库中均没有查到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和戢红杰等四个“人名”的任何踪迹和变动信息，他们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很显然，他们的身份都被“漂白”了，但他们改成了什么名字，藏在什么地方，无从查起。

原来，杨树彬等4人及亲属共12人逃亡到了内蒙古包头市，他们在吴宏业女友马健华的帮助下，“漂白”了身份。

杨树彬更名“王学礼”，戢红杰更名“马海燕”，张玉良更名“王学国”，吴宏业更名“王华炎”，杨树凯(杨树彬的弟弟)更名“王学凯”，戢景志(戢红杰的父亲)更名“马景志”，戢守营(戢红杰的弟弟)更名“马俊”……

杨树彬与戢红杰结婚后育有一个儿子，是全家的宝贝。他们住在昆都仑区都市豪庭，是当地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对面就是昆都仑区公安局刑警一中队，所以小区的治安环境非常好。杨树彬还在包头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开了2家台球厅和1家足疗馆，手下员工和朋友都叫他“礼哥”。

张玉良在包头跟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结了婚，开了一家“康滋”医疗床垫店。小店生意一般，没什么客流，他每天都仰卧在躺椅上，也不为生意差而着急，日子过得懒洋洋的。

吴宏业也在包头买了房，和马健华同居，他还在包头郊区的煤场倒腾了几年煤炭，挣下了不少钱。

杨树彬等人在包头买房开店，结婚生子，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其实他们心里很惶恐，害怕被警察抓到，也害怕被自己人出卖，更害怕富贵和性命有一天会戛然而止。

为防止有人暴露出原始身份，杨树彬定下一条规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回哈尔滨，更不能跟哈尔滨的任何人有任何联系。同时，其他成员的人际关系都需要经过他的审核，不能擅自交友。吴宏业曾经交了一个性格暴躁的女友，杨树彬考察后命令他与女友分手。吴宏业不敢不从，后来才找到新的女友马健华。

杨树彬等人外出时总是小心翼翼，不敢留下指纹，不敢使用信用卡，不坐飞机，不住酒店，他们十年来谨小慎微就是希望能延续他们的生命和财富。巴尔扎克说，每一笔巨额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谁能想到，在包头的豪宅里住着几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呢。

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与情结：他乡不似故乡亲。鹿城虽好，却不及东北的老炕头和铁锅炖，杨树彬带着大家伙儿背井离乡多年，思乡之情不免愈发强烈，特别是杨树彬母亲和戢红杰父亲，老一辈人更加眷恋故土。

所以，杨树彬每年春节都把所有人聚到家里吃一顿饭，一是排遣大家的思乡情，二是刻意营造出一种亲情。但每次聚会时，张玉良和吴宏业都不敢喝杨树彬准备的酒水，因为他们怕酒里有毒。然而，他们又不敢跟杨树彬散伙，因为他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相互害怕却又相互依赖。

那几个手里沾上人命的自然不敢回老家，其他人就不一定了。杨树彬没有把改名换姓的真正原因告诉亲人们，他也不敢，只是说：在南方做生意遇到点事，抢了别人的生意怕被报复。杨树凯根本不会想到追捕哥哥的竟然是警察，所以他并不怎么遵守哥哥定下的“规矩”。

2006年，杨树凯思乡情切，借口离开包头一段日子，偷偷跑回哈尔滨住院治病。当时有一个亲戚去医院看望他，正巧看到了他的病历卡，得知他已改名为“王某凯”。

杨树彬日防夜防妻子和同伙，却没有管住自己的亲弟弟，这就是防不胜防。杨树凯回到包头后，即遭到哥哥的大骂：“你为什么非要回去？我告诉你，就是死在外边也不能回老家！”

但事已至此，杨树彬也没办法，只好听天由命，求神保佑。于是，他带着戢红杰、吴宏业、张玉良跑到山西五台山礼拜了一个月，祈求佛祖庇佑。然而，他们只是在自欺欺人，佛祖是保不了他们的，更何况他们还是罪人。

杨树彬等人犯下滔天大罪，想隐匿一辈子是不可能的，只要尚在人世，自己和身边人总会露出马脚，不可能万无一失。

杨树凯偷偷回了一趟老家，就已经暴露出他们一伙人的踪迹。

从2011年5月26日至2012年6月，由公安部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公安机关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

哈尔滨民警许建国看到2002年吉林“9·11”案犯罪嫌疑人的档案时，觉得杨树彬的照片似曾相识，很像他的小学同学“武和尚”。后经其他同学证实，“武和尚”就是杨树彬。小时候，杨树彬曾赴山西五台山学艺，练得一身功夫，故有“武和尚”的绰号。

杨树彬出生于1970年，喜好舞刀弄枪，不务正业，在东安发动机制造公司不好好上班，反倒跟了黑道大哥“关胖子”，自己也混得“发哥”的名号。1993年1月，杨树彬伙同他人在哈尔滨一家台球室刺伤2人刺死一人，随后他就逃亡到了南方。

吴宏业出生于1964年，是杨树彬在东安发动机制造公司的同事，两个人都是不守本分、好逸恶劳之徒，混到一块正是蛇鼠一窝。

张玉良出生于1972年，也是杨树彬和许建国的小学同学，但许建国对他没什么印象。张玉良从小是老实孩子，学习成绩好，还考上了大学，后来单位效益不好他便辞职下海了，可惜做生意一直亏钱，妻子也跟人跑了。正在他穷困潦倒之时，杨树彬骗他南下深圳合伙“做生意”，结果一入匪窝深似海，出不来了。

戢红杰出生于1981年，16岁就从吉林老家远下深圳打工，后来结识了东北老乡杨树彬，并在他的威胁下入了伙。

许建国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没想到曾经的两个“发小”竟然都变成了杀人狂魔，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一查到底，把他们从茫茫人海中揪出来！

许建国分析，杨、吴、张三人都是哈尔滨本地人，生活在这个城市多年，肯定留下了大量社会关系和行动轨迹。

经过走访100多户人家和50多家单位，办案人员终于获得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杨家一个远房亲戚反映说：杨树彬的弟弟杨树凯前些年曾一人返回哈尔滨治病，他去探望时无意中发现杨树凯病历卡上的名字叫“王×凯”。

随后，办案人员在医院果然查到了一个叫“王学凯”的病人，但挂号单上登记的地址是假的。哥哥是通缉犯，弟弟却也举家搬迁，改名换姓。许建国推断：4名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很可能均已漂白身份，远走他乡。

许建国一连五天，在中国人口信息库中筛查叫“王学凯”的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改名为“王学凯”的杨树凯。

“王学凯”的户籍所在地为包头市，家中还有一母亲叫刘凤云，正是杨树彬母亲的名字，没有改名但改了出生年月。后来杨树彬说，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不敢为她改名，“怕她犯病，叫不上自己名字，引起别人怀疑。”

许建国根据杨树凯改名叫“王学凯”的特点，在内蒙古放宽年龄段搜索名叫“王学×”的人。经过对户籍信息的搜索，最后锁定了“王学礼”。

2011年10月25日，哈尔滨警方奔赴包头，在当地相关部门的配合下，监控到“王学礼”当年留在车管所的手机号码，定位显示目标经常出现在包头市青年路的一家台球厅。

办案人员身穿便服，来到台球厅摸底。“王学礼”正在店里忙活，许建国一看就认出来了，他就是“发小”杨树彬。为了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没有当即抓捕杨树彬，而是对他进行秘密监控和电话监听，以获取戢红杰、张玉良、吴宏业等人的行踪，最后再统一行动，一网打尽。

2011年11月2日，在掌握杨树彬、戢红杰、张玉良、吴宏业等人的行踪后，收网行动迅速展开，他们最终被全部逮捕。

据杨树彬交代，他从1998年就开始在广东、山东、浙江等地伙同他人实施抢劫，并屡次逃过警方的追捕，后来组建了固定的“三男一女”抢劫团伙。

1998年11月,杨树彬和王世波在广东顺德劫持一名女青年，抢劫10万元。东窗事发后，王世波被捕，杨树彬侥幸逃脱。

2000年春节前，杨树彬和张玉良在深圳绑架、抢劫、杀害、碎尸1名坐台小姐，抢得10余万元。

2000年春节后，在戢红杰的情报指导下，杨树彬、张玉良又在深圳绑架、抢劫2名坐台小姐，其中1名抢得50余万元，另外1名宁死不从，最后两人都被杀害、碎尸。

2001年6月，杨树彬、张玉良和刘爱彬在山东文登绑架抢劫20万元。10天后，刘爱彬落入法网，之后被判无期徒刑，但他一直没有供出杨树彬和张玉良。

2002年4月，杨树彬、张玉良和吴宏业在深圳绑架、抢劫、杀害、碎尸2名坐台小姐，抢得10余万元。

2002年9月，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和戢红杰在吉林市船营区杀害2名坐台小姐，抢得16余万元。

2003年6月，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在浙江台州绑架、抢劫、杀害、碎尸2名坐台小姐，抢得16余万元。

2003年7月，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在浙江嘉兴绑架、抢劫、杀害、碎尸1名坐台小姐，抢得8余万元。

哈尔滨警方没有想到杨树彬竟然在全国犯下如此累累罪行，实在令人惊愕和愤怒。2011年11月14日，全国“清网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就“9·11”案作出批示：“真是骇人听闻，令人震惊！”

2012年春节前，杨树彬等人在哈尔滨审讯完毕后，立即被押回吉林接着审。之后，深圳、嘉兴及台州等地公安人员奔赴吉林，提审杨树彬等人。

杨树彬等人在那些城市留下了诸多悬案，10年后，一桩桩神秘案件终于真相大白了。但由于坐台小姐是流动人口，在案发地没有留下身份信息，要核实和确认被害人的身份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2013年，杨树彬、张玉良一审被判处死刑；戢红杰被判无期徒刑；吴宏业被捕时已是肺癌晚期，不久在狱中病死。

2016年11月2日，杨树彬、张玉良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杨树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说，他的心被狼吃了，肺被狗掏空了，只剩下一颗黑心。他曾想过杀害自己的妻子戢红杰，在被捕前还在纠结，因为当时戢红杰在外面有了情人，最后他没有下手，一是怕戢红杰狗急跳墙，二是不想幼小的儿子失去妈妈。如此看来，杨树彬的心也不是完全黑的，让人摸不透倒却是真的。

看管杨树彬4年的老警官说，“我管了他4年，却仍然不怎么了解他，完全猜不透他的心理……这样的人挺少见。他只有在提起儿子时才会流露出人性，至于他的母亲、弟弟、妻子，从来没提过。”

杨树彬的心或许生来就是黑的，但张玉良的蜕变成魔实在让人不可思议，他是90年代少有的大学生，去哪干都是抢手的人才，却非要跟着杀人恶魔抢劫杀人，最后竟还上了瘾，怎能不教人感叹。不得不说，挣快钱真的会让人上瘾，即使是玩命的生意，所以很多人一旦走错了路就很难再回头。

人啊人，为财来为财去，为财奔波一辈子；为钱痴为钱迷，为钱毁了一辈子。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富或一样穷，世间会减少大半杀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