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对李建成、李元吉家族的处理呈现出残酷与克制并存的矛盾性。他下令处死十位侄子，将襁褓中的婴儿尽数诛杀并逐出宗族，这种斩草除根的做法既源于对潜在复仇的恐惧，也暗含巩固权力的政治考量。然而对二十余位侄女，他却选择保全性命、赐予封号，甚至精心安排婚姻，这种差异化的处置折射出封建时代性别权力的深层逻辑。

在男权社会的框架下，女性被视为无法继承政治遗产的“他者”。李世民深知，即便侄女们心怀怨恨，出嫁后也将从夫而居，其身份归属自然转向夫家。他将李建成五女册封为县主，李元吉六女匹配高门望族：闻喜县主李婉顺嫁予学者刘应道，和静县主联姻薛氏名门，文安县主更与皇室外戚段氏结亲。这些婚姻既是彰显仁厚的政治表演，也是将前朝血脉纳入新权力网络的手段。

更深层的算计体现在对舆论的操控。李世民通过宽恕侄女塑造宽宏形象，正如他重用魏征等旧太子属臣。当李建成之女李婉顺的封号从太子嫡女应得的“郡主”降为“县主”，既削弱了前太子的法统性，又以施恩姿态彰显新帝气度。这种精妙的平衡术延续到追封谥号——赐李建成“隐”、李元吉“剌”等恶谥，却在武德九年以亲王礼改葬，用仪式化的哀悼冲淡血腥记忆。

历史评价的复杂性在于，李世民的政治表演与真实人性始终交织。他纳李元吉遗孀杨氏为妃，暴露权力欲望下的伦理悖论；而过继庶子李福为李建成嗣子，则是对宗法制度的工具化利用。那些幸存侄女的人生，终究是权力博弈的副产品：她们在长安高墙内谨言慎行，将父辈的悲剧化作生存智慧，在史册的夹缝中活成沉默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