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尘人间客

2011年，苹果手机风靡世界，一个17岁的高中生王刚，为了一部苹果4，以2.2万元的价格把自己的肾卖给了黑中介。

那时的他压根没考虑卖肾的危害，还放言：“一个肾脏对我来说足够了，为什么需要另一个？为什么不卖它？”

短暂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王刚被无尽的后遗症所折磨，因为手术时地下医院环境恶劣，王刚的另一个肾也因此被损坏，如今的他只能躺在床上，不仅需要终生服药，还面临着患尿毒症的风险。

在尼泊尔有一个“卖肾村”，里面的村民几乎每人都是“单肾”，他们的身上都有一条醒目的伤疤，肾脏被明码标价，穷人拿命换钱，靠着卖肾发家致富买地娶老婆。

尼泊尔的人均GDP是730美元，比贫穷的印度还少一半，不到我国的十分之一。

因为贫困，贩毒毒品、人口买卖、器官交易在这里屡见不鲜，在这条血腥的黑色交易背后，肾脏买卖最为火热，甚至成为了世界肾脏黑市的源头。

尼泊尔的“豪克斯”是世界上有名的“卖肾村”，因为地理位置临近山谷，又被人称为“肾谷”，这里的人衣服下都隐藏着一道巨大的伤疤。

因为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他们被“肾脏中间商”以各种方式忽悠卖肾，他们告诉村民：“人有两颗肾，卖掉一颗没有丝毫影响，很快就能恢复，还能大赚一笔。”

更有“黑心”中间商告诉他们，割掉的肾就跟肉一样，还会再长回去，受限于文化水平，他们也相信：“既然肉还能长出来，我还能赚一笔钱，为什么不呢？”

在巨大的贫困下，有人走出了第一步，按照肾脏的质量和经纪人的良心，他们可以获得500到3000美元不等的价格，而大多的价格都在700美元。

有人疑惑，这样低的价格，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去卖肾？

因为尼泊尔实在太穷了，尼泊尔是内陆国，只有耕地和畜牧可以勉强维持生存，每个人都挣扎在温饱线上，人均收入只有2美元，700美元是他们一年的收入。

起初，卖肾的人会受到村里人的歧视，甚至连他们的孩子都会受到排挤。

有人在卖肾中丧命，也有幸运儿在手术中存活，直到那个卖肾的“成功人士”，靠着“赚来”的几百美元，买了地盖了房子娶了老婆，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好日子”。

那么他就会被当成一个“活例子”，这些人在卖肾之后，往往会加入中间商的行列，以自己的例子，拉更多的人去卖肾：

“你看我不仅生龙活虎，还过上了‘好日子’，这样赚钱的法子我只告诉你！”

不少村民动摇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入了卖肾阵营，有人为了买地、有人为了盖房子、有人为了娶老婆、还有人是为了孩子能去上学，风气也逐渐改变，如果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卖肾，他们还会为此懊恼。

等到卖肾的后遗症来袭，一切都为时已晚，那些钱早就在以各种理由被花光，留下的只有一身的伤痛。

为了有更优质的好肾，“中间商”们会将目标锁定在35岁以下的男青年身上。

这些青壮年被卖掉的不仅仅是一个肾，还是一个家庭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力的缺失，这个国家会持续地陷入贫困，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黑市里的肾脏源头。

他们的肾脏被中间商以几百美元的价格买入，再以高出数倍的价格卖出，人体的每个器官都被明码标价，一个肾脏的价格高达26.2万美元。

他们拿命还钱，可得到的回报还不够最终价格的零头，但依旧有很多人热衷于卖肾。

其实，早在2007年，尼泊尔政府就明令禁止了卖肾的交易，只有亲友之间允许肾脏移植，警员会在各村落巡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肾脏买卖，毕竟劳动力的缺失只会加剧这个国家的贫困。

然而，一场意外，让许多人再次踏上了卖肾这条“老路”2015年一场地震摧毁了村民用肾脏换来的房屋，还带走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三分之一的人口，废墟之下是他们用鲜血堆砌的“梦想”。

22岁的塔芒是3个孩子的父亲，原本他靠砍柴和种玉米养活一家人，地震摧毁了他的房子和玉米地，还压伤了他的左腿。

因为地震，他可以免费接受手术治疗，但要想完全恢复，还需要日后长期的康复治疗，对于生存都困难的塔芒来说，谈何容易。

尽管志愿者劝他：“如果不尽快治疗，以后可能不能恢复，还会造成长期的残疾。”

但他还是放弃了治疗，原本他们靠着耕种，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如今粮食颗粒无收，雨季就在眼前，地震之后的雨季更会带来山体滑波等自然灾害，如果不早日找到安身之处，恐怕一家人都无法活过雨季。

卖肾成了唯一的出路，他的邻居玛雅也被砸伤了脚，玛雅的家人都在地震中丧生，她说：“我没法干农活了，我连站都站不起来，怎么拿锄头收割庄稼？”

毫无疑问，虽然是女人，可她也加入了卖肾的队伍里。

因为走投无路而走上卖肾路的并不是最惨的，那些刚刚卖肾买地建房子，然后又遭遇地震的人，才是最惨的。

37岁的吉塔是一位妇女，她有四个孩子，她的丈夫已经卖过一次肾了，家里的亲戚也是卖肾队伍的一员。

因为卖肾，丈夫的身体变得虚弱，赚到的钱在来回的车费、身体的调养和孩子的学费中花费精光。

嫂子不仅卖肾，还做了中间商，成为了肾脏买卖交易链里的一环，在亲戚的肾卖完后，她将目标锁定在了吉塔的身上。

吉塔是不赞成卖肾的，可嫂子软磨硬泡，吉塔还是妥协了，她跟着嫂子来到印度，躺上了冰冷能的手术台。

半个小时过去后，她的身上多了一刀疤，伴随着身体巨大的疼痛，她明白她的肾已经离她而去了。

回村之后，她拿钱置办了自己的地产，还盖了房子，谁知道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她的那颗肾就这样“消失”在了尘土之间，地震之后，她只能和丈夫孩子们住在用铁皮、防水布和食品袋围成的棚屋里。

之前卖肾得到的一切都灰飞烟灭，在困境面前，他们没有第二个肾再卖，只能感叹一句：“嫂子偷走了我的肾，地震偷走了我的家！”

除了迫于生活压力的自愿买卖外，欺骗在器官买卖中更加常见。

一个为了实现“音乐梦”小伙子，也在“哄骗”中失去了他的肾，他说：

“那时候我还年轻，他们说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仍然可以像普通人那样生活，我想去上音乐学院，我打算用那些钱来学音乐。”

然而，失去肾脏的他，身体越来越虚弱，连之前赖以为生的苦力都做不了，最后只能做一些轻松的工作，离他的音乐梦也是越来越远。

哄骗村民卖肾无危害只是最基础的“骗术”，“帕里亚尔”是尼泊尔的一位农民，他靠养牛和耕地生活。

在这个贫瘠的地方，他拥有一间房子、一块土地和两头牛，闲暇时还会去附近打短工，算是当地的一位“大户”，可这样的大户也摆脱不了“卖肾”的命运。

那次，帕里亚尔去首都加德满都做建筑工人，原本只想踏实赚点钱，直到工头告诉了他一个“致富小妙招”，让医生从他身上割下一块“肉”，就能得到3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8.6万元）的巨额酬劳，工头告诉他肉还会长回来。

这样的诱惑下，帕里亚尔心动了：“如果肉能长出来，我还能拿那么大一笔钱，何乐而不为？”

在反复询问，保证他肯定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帕里亚尔跟着工头去了医院，手术结束后，他并没有得到约定的巨额报酬，只拿到了2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260元），之后工头就再也没有了踪影。

回到尼泊尔后，帕里亚尔去医院做了检查，他才知道自己被割掉的是肾脏，因为少了一个肾，他患上了泌尿疾病，只要稍微做点重活就会腰疼，原本幸福的生活陷入了黑暗。

有人建议他去报警，可他却害怕警察找上他的麻烦，不法分子逍遥法外，他对生活也失去了希望：

“如果我死了，只能寄希望政府会照顾我的两个孩子。我不知道死亡哪天会突然降临，只是数着日子过罢了。”

48岁的科纳姆失业已久，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份工作，侄子得知情况后，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说是工作，第二天他却被带到了印度医院，因为语言不通，他压根不知道是做肾脏移植手术，他不知不觉地就被卖了肾。

科纳姆的肾卖了700美元，可真正到他手里的只有100美元，这钱被他用作了吃饭和买药，剩下的钱被他的侄子买酒喝了。

他成了最大的韭菜，而侄子却跟他说：“人有很多个肾，不会有并发症，肾割了还会继续长出来。”

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但卖肾风气已经在尼泊尔全国蔓延，在加德满都的街道上有许多类似的小广告“需要肾脏吗，联系我”，接着就是名字和一串联系方式。

即使被抓到，没过两天也会被放出来，在接受警方的劝导时，他们甚至会觉得警方就是在碍事：“不卖肾怎么生活呢，卖肾是死，不卖也要死！”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巴基斯坦的肾脏移植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初肾移植只在亲属之间进行，直到90年代，一位总理为自己的亲人购买了一颗肾脏，进行了移植手术。

肾脏移植在巴基斯坦获得默许，私立的肾脏移植诊所在巴基斯坦遍地开花，巴基斯坦内至少有20家进行肾移植的诊所，肾脏移植的广告就明目张胆的刊登在报纸上，甚至遍布网络。

穷人用命换钱，富人花钱续命，巴基斯坦催生出了“植肾旅游”项目，从寻找匹配的肾到完成移植的全过程，只需要支付6000到1.2万美元。

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关于器官移植的规定非常严格，每年能得到配型的人少之又少，所耗费的资金也是巨大。

因为法律的空白，越来越多的人对肾脏交易麻木，甚至加入到了这一买卖之中，救死扶伤的医生“义正言辞”的说道：“我在乎的不是捐赠者是不是接受者的亲戚，病人有权获得新生。”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巨大的需求也滋生着犯罪，一人只能卖一个肾，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卖肾，虽然在巴基斯坦的某些村落，除了老人和小孩，每个人都是“单肾”，但肾脏仍供不应求。

有许多的不法分子，不仅哄骗人卖肾，还会“偷肾”，诱骗麻醉他们，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们的肾脏挖走，有些不幸运的人会因此丧命，他们的尸体被无情的抛弃，而这些作案的人里，有一大部分是医生。

几乎所有贫穷的国家，都成了人体器官的“供货商”，在战火连天的阿富汗，政府还公开为黑市供应肾脏。

不知该说幸运还是不幸，尼泊尔的政府禁止了肾脏买卖，但肾脏交易却转为了更为隐蔽的地下交易，为了躲开政府，他们必须得去临近的印度医院进行肾脏移植，为此，他们还要多出一份回去的机票钱。

尼泊尔被中国与印度包围，作为一个内陆国家，他的进出口都依赖印度，又因为印度盛产仿制药品，许多患病的人都来印度寻求“平替”药物，作为同样贫困的两个国家，肾脏买卖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富裕道路”。

那些人在尼泊尔寻找肾源，之后接他们到印度进行手术，随着产业链的完善，在肾脏移植手术后，医院甚至可以给到完全不出错的合格证书，证明这台手术的合法性，参与交易的每个人都能分一杯羹。

在利益的层层划分下，那些牺牲最大的卖肾者，往往只能得到最少的酬劳。

印度当地也存在着肾脏的买卖，但常饮“恒河水”的印度人并不是雇主们的最爱，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黑市每年的肾脏交易数量在七千以上，在这里，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的肾“不翼而飞”，是一件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

最为讽刺的是，尼泊尔还被评为了“最幸福的国家”，那些旅游推荐里的尼泊尔，是一片圣洁与美好，而现实中的尼泊尔只有混乱和破败，那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黑暗与罪恶。

正如《我不是药神》中所说“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但穷不是原罪，坏的是人性里不可揣测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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