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国土迅速沦陷。为了策应山西忻口方面的战役，日军决定首先占领涿州，夺取保定。
那时候，曾万钟率领国民党军第三军的全体将士，在易县，涞水，高碑店一线构筑阵地抗击日本侵略军，亲历了保定战役的惨烈。就像《大公报》记者说的那样：“（保定城垣保卫战）抗战之激烈，牺牲之悲壮，在平汉线为最甚。”
保定战役的失败，给国民党的许多军事将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有些胆怯着认为日军不可战胜！
比如，当时，为保全自己的实力，防守固安一带的东北军旧部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擅自撤离了他的防区，使日军在无人抵抗的情况下，快速渡过永定河，对前线守军造成了腹背受敌的困难局面。
对此，曾万钟的心里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在曾万钟看来，想要阻挡日军前进的步伐，就必须要集中更加优势的兵力。
10月，曾万钟奉命率部抵达山西，又参加了娘子关战役。此战，曾万钟率部一直坚持战斗了40多天，才突破重围。
不久后，曾万钟率领第三军进入太行山，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第129师配合，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
曾万钟的行动，树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典范。然而，在作战之初，曾万钟对游击战的作战方法，却是感到顾虑重重。
这是因为，在曾万钟的心里，日军非常强大，战斗力很强，就算集中了一定数量的优势兵力，都不一定能够战胜日军，如果将部队分散，想要与日军作战，几乎没有战胜的可能。
因此，曾万钟根本就不敢像八路军一样，把他的部队分散出去打游击。对此，朱德心知肚明，便决定找机会给曾万钟上上课。
1938年3月，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奉命到八路军总部来开会。
见到徐向前时，朱德认为有了给曾万钟上课的机会，便告诉徐向前，让他到曾万钟那里去拜访一下。
见到曾万钟时，徐向前首先和他寒暄了几句，接着便切入正题，针对曾万钟不敢把部队分散去打游击，怕把老本丢了的思想顾虑，向他介绍了第129师进入山西以来打游击的一些宝贵经验。
对于徐向前的大名，曾万钟是听说过的，对他的辉煌战绩十分认可。因此，在徐向前介绍经验的时候，曾万钟听得十分仔细。
徐向前对曾万钟说：“在日寇长驱直入，深入内地的形势下，游击战是甚为有效的形式。反六路围攻如果不是游击战争，没有游击队的配合和群众的支持，是难以取胜的。把正规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仅不会削弱，相反，还会不断发展壮大。”
看到曾万钟听得非常认真，徐向前建议道：“曾将军不妨一试。”
然而，徐向前虽然讲得很好，也都是事实，但如果不能亲眼见到游击战的威力，曾万钟心里的那些顾虑，是不会被打消的。
不久后，一个作战方案，报到八路军总部。经过慎重考虑后，朱德决定邀请曾万钟等国民党将领进行实地参观，见识见识游击战的效果。
原来，就在徐向前回到第129师后，新的作战机会便出现了。此时，第129师刚刚取得了神头岭伏击成功的成功，部队的士气高昂。
那天，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和政委邓小平围在地图前，对新出现的战机进行了讨论。徐向前指着地图说：
“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其目的是由晋南渡过黄河，实现战略突破，将我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驱逐出晋西、晋东南，以求巩固晋南占领区，稳定后方，使被卷曲的‘蛇身’伸展开来，伺机突破黄河天险，实现其与津浦路日军会合陇海路，南取武汉，西夺西安之预定企图。为了达此目的，日军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邯长大道和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军大大小小车队，在全副武装的警戒下，日夜运送伤兵和作战物资。”
听了徐向前的话，刘伯承说：“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我们要再给敌人一次更严厉的打击。”
对于刘伯承提出的作战意见，徐向前表示赞成，并补充说：“选好地点，对敌人的运输队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包个大馅饺子！”
就在他们定下这次作战计划时，刘伯承接到了一个通知，要他到总部去出席东路军将领会议。
想到战机稍纵即逝，刘伯承提议道：“这一仗，由徐向前指挥。”
在刘伯承离开后，徐向前迅速组织了十几个人，组成便衣侦察组。他们有的打扮成农民，有的打扮成小贩，也有的化装成教书先生，准备出发侦察。
临行前，徐向前对侦察组的人说：“还是老话，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现在派你们出去，详细收集日军在黎城至涉县的兵力部署情况，活动规律，为再打一次伏击仗提出详实的报告。”
听了徐向前的话，大家都表示一定完成任务。经过两天的侦察，徐向前得到了确切的情报：
“日军本月上旬在神头岭遭我伏击后，惊魂未定。邯长大道沿线戒备森严。黎城到涉县间增设了东阳头据点，驻兵150多人，涉县守城军增至400多人，黎城千人有余。公路上昼夜有武装军车巡逻，一有风吹草动，就盲目射击，为往返车队壮胆助威。从黎城至涉县的公路约50公里，经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等诸点。响堂铺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坡度较小，路北下坡到河床。”
经过分析后，徐向前立即将陈赓和陈锡联等人找来，与他们进行了研究。最终，大家一直认为：在响堂铺伏击敌人是一步好棋。
随后，徐向前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通路，守无凭借，且此地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最远距离，不等敌人增援赶到，我们已打扫完战场了！”
说完后，徐向前将头转向邓小平，问：“邓政委，你看如何？”邓小平说：“好棋、好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就这样，在响堂铺伏击日军运输队的事情，被定了下来，战斗日期定为3月31日。
随后，徐向前和邓小平将他们的战斗计划，上报给了八路军总部，获得了朱德和彭德怀的批准。
此时，朱德认为到了向国民党将领展示游击战效果的时候，便决定邀请参加在沁县城东南的小东岭村参加高级将领会议的曾万钟等国民党将领，到响堂铺进行实地参观。
3月26日，徐向前和邓小平率领部队，从下良出发东移，开始逐步进入指定的的战斗位置。
那段时间，天气虽然不好，斗志昂扬的战士们却不畏艰险，在春雨夹着清雪的情况下，行进在泥泞的道路上，很快便准备就绪了。
3月30日，在吃过晚饭后，徐向前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1、31日拂晓前进入阵地；2、严密封锁消息，做好隐蔽、伪装和防空；3、由干部组织良好的观察，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准确判断；4、以电话和确实的徒步通信保证联络畅通；5、机关有关部门准备好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和收容救治伤员。”
随后，八路军各部队根据徐向前的命令，携带着一天的干粮，从秋树垣、马家峪、庙上村三个集结地域出发，开始向响堂铺前进。其中:
“邓小平率师直属队进到佛堂沟；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的杨家山、江家庄一线展开；七七一团在正面的宽漳、后宽漳一线展开，陈赓的旅指挥所在该团阵地后侧开设；七七二团在马家拐展开。”
此时，徐向前则在设置在第七七二团左前方的指挥所里，用望远镜观察着战上的 变化。在他的身后，摆放着一部电话。这部电话，就是徐向前与各部队联络的专用电话。
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成为了寂静空间中的唯一的响动……
听到电话铃声后，徐向前立即大步走上前去，将电话的话筒抓在手里，送到耳朵边上。
在电话里，陈赓报告说：“七七二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入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
紧接着，陈赓又向徐向前请示道：“是不是把主力撤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陈赓之所以在这时候请示将部队主力撤回，是因为敌情发生了变化。他感觉到敌人可能在某一点上发现了第129师的设伏企图，想要从右翼侧击，对设伏部队进行迂回包抄，切断八路军的后路。
听了陈赓的话，徐向前立即在脑海中将作战计划过了一遍，仔细分析可能出现纰漏的地方。
想过之后，徐向前一方面要求陈赓通知部队继续观察，并嘱咐他们一定要注意隐蔽，绝对不能被日军发现。
另一方面，徐向前认为如果敌人发现了我军的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必然是很危险的，那就应该撤出阵地，放弃这次战斗，另作他图；但如果不是这样，部队一旦盲目撤出，就会失去胜利的机会，这就等于不战而败。
就在徐向前思考的时候，陈赓再次打来了电话，焦急地问：“撤不撤？”
虽然陈赓的语气很急，但徐向前却保持了冷静，他看着地图，仔细地推敲着。最终，徐向前认为如果敌人发现了八路军的设伏企图，就一定不会只派来这么一点兵力，那就是说敌人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设伏计划。
此时，受邀观察响堂铺伏击战的曾万钟等国民党将领也没有出声，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想要看一看徐向前的游击战指挥水平。
过了一会儿，徐向前拿过电话，对陈赓说：“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
挂断电话后，徐向前立即派出身边最精干的参谋人员，去把真实情况搞清楚。
不久后，参谋人员走进指挥所，笑着对徐向前说：“东阳关方向之敌无异常动静，前沿警戒分队观察到的‘敌骑兵’，只不过是老百姓赶的几头毛驴。”
听了参谋的话，徐向前也笑了起来。
果然，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队两个汽车中队的180多辆汽车摆成2公里的长蛇阵，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路段开来，并全部进入了徐向前为他们设下的伏击圈。
于是，徐向前立即向部队下达了攻击命令：“打！狠狠地打！”
这时，曾万钟站在一处高地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响堂铺战场的一举一动，心里十分激动。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八路军毙伤了敌人400多，击毁了180多辆汽车，斩获颇丰。
看着八路军取得的作战成果，曾万钟紧紧握着徐向前的手，说：“贵军如此善战，令人钦佩，可敬可贺！”
随后，八路军战士和民兵用车拉、马驮、手提、肩扛的方式，将缴获的大量作战物资清理干净，并迅速退出了响堂铺伏击战场。
对于这场伏击战，刘伯承高兴地说：“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断！”
许多人都不知道，曾万钟率领的第三军并非中央军，而是一支滇军。他们之所以远离云南故土，是因为奉蒋介石的命令，进入甘肃与红军作战。
1936年11月，第三军军长王均因飞机失事身亡后，曾万钟代理了军长的职务。西安事变后，第三军被编入“讨逆军”第9纵队。
1894年，曾万钟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大关县，字鼎铭。早年，曾万钟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也就是朱德参加过学习的那个学校。
1911年，曾万钟参加了滇军将领蔡锷、唐继尧等人在昆明举行的重九起义。之后，曾万钟先后担任了连长、营长、团长。
1920年，曾万钟跟随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参加了“倒唐（唐继尧）”的军事行动。
1921年，唐继尧率部队返回云南，顾品珍战死。之后，曾万钟与朱培德、金汉鼎等第一军的中上级军官远离昆明，避居到苏州、上海等地。
1923年，曾万钟前往广东，参加了驻粤滇军总司令部，任第十九团团长。
北伐战争时期，曾万钟爱民如亲人，待部下如兄弟，深受人民和战士爱戴。他所率领的部队战斗勇猛，所战必克，获得了许多战功。
那时候，蒋介石在望远镜里看到曾万钟与敌人勇猛作战时，从师长王均的口中知道了曾万钟这个名字，对其赞不绝口。
第三军攻破南昌后，军长朱培德升任江西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王均升任第三军军长，曾万钟便被任命为七师师长。
1930年，曾万钟在中原大战中也表现出色，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后授予他中将军衔。
1935年5月，曾万钟率部跟随第三军奉蒋介石之命，进驻甘肃，与红军作战。
1937年7月后，第三军奉命前往河北，并被划入第1战区第2集团军第2军团。后来，曾万钟正式被任命为第三军军长，后来便有了曾万钟参加开头提到的保定战役的事情。
1938年3月，在参观了徐向前指挥的响堂铺伏击战后，曾万钟增加了与日军进行游击战的信心。
7月，曾万钟奉命守卫中条山。不久后，曾万钟率领第三军转入保卫山西、华北的重地的中条山区，在这里开展游击作战，并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1939年，曾万钟因功升任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继续率部守卫在中山，与日军作战。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对中条山先后发动了12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都被中国守军击退，使战争双方的战线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战役历时一个多月，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中国军队除少数突围外，大部溃散，被俘虏3.5万人，阵亡将士4.2万人。
期间，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感觉到形势已经不可扭转，便下达了各军自行撤退的命令。
接到命令后，国民党军各部迅速撤退，只有曾万钟第五集团军的第三军，在友军撤到黄河南岸后，依然顽强地与日军进行战斗。
最终，由于敌强我弱，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日军占领，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师长寸性奇相继壮烈牺牲。
直到此时，曾万钟都不愿意离开中条山，继续与日军在森林和深沟中，进行着游击战争。
那时候，在中条山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曾万钟在山中与日军周旋了40多天，才撤出重围。
9月，曾万钟离开华北战场，回到云南，在昆明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第三军在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坚守的惨烈事迹。
当时，蒋介石亲口答应了曾万钟一个请求，要为滇军建立一座中条山抗日英烈纪念碑。
1942年3月，曾万钟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后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国民党军因为战功而步步升迁到这个级别的极少数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地发动了内战。对此，曾万钟感到非常失望，便选择了退役，回到了老家云南。
后来，因为内战的关系，蒋介石答应曾万钟为滇军修建的中条山抗日英烈纪念碑，最终没有实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万钟历任了云南省政协委员、参事室参事，并参与了云南省民革的创建，还担任了民革中央团结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