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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陕西省作家协会获知，著名作家柳青长女刘可风于2024年12月9日晨在上海逝世，享年79岁。刘可风，1945年生，柳青长女，曾任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从2000年开始，刘可风根据父亲柳青生前对她的讲述以及她对父亲不同时期同事和朋友们的走访记录，开始写作，直到2016年完成了传记《柳青传》。该书呈现了一个不同于文学史经典叙述的丰富的柳青和一个时代的精神创业史。我们特推发《柳青传》中“我与父亲”一节，以表纪念。
《柳青传》作者、柳青长女刘可风
我和父亲
刘可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那年岁末，我出生在陕北的窑洞里。那时，父亲已经离开陕北，去了东北。我第一次见他，也是以后多年对父亲极感陌生的开始，因为，那以前，我不知道“爸爸”为何物。1948年，他回到陕北，在延安匆匆结束了不满意的婚姻，我就是这次不幸婚姻的产物。那年我三岁，记忆中总留下一幕，母亲拉着我的手，站在延河桥头，看着父亲把哥哥抱上卡车。车开了，去了北京。那一瞬，发动机轰鸣，车很快就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剩下母亲和我孤零零地站着，冰冷的河水从脚下流过。懂事以后，机器的轰鸣声，飞扬的尘土，越来越清晰地萦绕在脑中。许多年，孤母，缺少父亲呵护的家庭，是永远笼罩着我心上的阴影，我越来越怨恨他。
刚上小学，父亲偶然接我们到他身边。他不苟言笑的表情和看人时锐利的目光，我不仅恨他，更怕他，一点不喜欢他。
一些年，我们几乎不来往。
柳青和女儿刘可风及长子刘长风
1961年，我初中毕业，正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最严重的一年，父亲写信叫我们到西安来。信上标明来时路线，哪里坐车，哪里步行，细微周详。他担心我们不了解农村，一再叮咛注意安全。字里行间浸透着为父之情。我当时觉得那是因为哥哥的原因，反正，我在他心目中是没有地位的。
虽然如此，这次来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我们的继母马葳，我们叫她姨姨。那个年代，流行的说法，继母都是毒蝎心肠，我也深受其染。没见马葳时，真希望永远也不要见到她。相处以后，感觉满不是那么回事。这种感觉不是发生在这次，而是在七岁那年。那时父亲和马葳刚刚结婚，寒假接我们到长安县。姨姨耐心地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早晨给我穿衣服，夜里让我睡在她身边。开始，我们不在一个被窝，以后，不知怎么，一睁眼，我都在她被窝里。到后来，我迷迷糊糊，总是把手放在她乳房上才睡得安稳。她咯咯地笑，我倒有点难为情。雪天，我和哥哥玩雪，手冻僵了，她就用自己的手暖我的手。有一天，哥哥在院子里耍棍子疯玩，正巧她过来，无意戳到她腹部，痛得她眼泪都要流出来，她没有一点厌恶感，仍然亲切地领着我们。大一点了想到她是我们的继母，疑虑难消，但一想到真实的人，又反感不起来。
柳青和夫人马葳
这次来陕，姨姨对我们也很照顾，全家人吃的大锅饭，天天是杂粮馍，经常烩一锅菜粥或汤面，有时也炒一盘白菜、萝卜或土豆，和农民的饭菜没有多大差别。姨姨自己也在大锅里吃饭。全家只有父亲单独吃。我们来后，姨姨让我们和父亲一起吃。困难时期，肉很少，家养的鸡下的蛋，全让“小灶”吃了。给父亲做饭的是马葳的母亲，我们叫姥姥。姥姥做的饭，就是调点土豆丝、洋葱或青椒，都很香，父亲一拿起筷子就说：“这么香的饭呀！我就爱吃姥姥做的饭。”他的饭量很小，也很简单，爱吃陕北风味的面食。说句实话，父亲的饭做得很精细，他常喝一小杯西凤酒，抽的是中华烟，他的生活水平比农民高多了。
吃饭的时候，他说：“我工作忙，很少和你们交谈，只能利用吃饭的时间说几句。”他问我们：“你们说什么人最聪明？”我们茫然，他说：“最聪明的人，是在少年时就深感自己无知，有着强烈求知欲望的人，明白这一点越早越聪明。”他要求我们回北京后，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心理学、逻辑学、解剖学，他说：“这要作为常识学。”
父亲说：“你们常给我写写信，父亲盼望听到你们的消息。”我却很少给他写信，不过两三次。他说：“你的信也太简练了，像‘电报’稿，我想象不来你的生活。”他看着我说：“没有东西写吗？多看看书。”书架上有不少世界名著。他抽出一本苏联著作《阿尔泰到山里去》让我看。看过之后，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又是茫然，他说：“打开视野，了解不同的生活。这个作品的文字很柔和，你应该学一学。”
父亲的话我理解不深，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学习和写作中，才有所领悟，努力去做，总不尽如人意。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孩子们都到村里寻找各自的玩伴去了。我和哥哥有时也到外面游玩。这里的风光十分迷人。门前有一条清澈的滈河，妇女们在这里濯洗，孩子们在这里游戏。像水晶一样闪烁的河面，一群赤条条的男娃在嬉戏，活泼得像飘忽不定的小鱼，把水溅得到处都是，不时有妇女吼叫，震慑一下过分调皮的孩子。只要有一个大一点的孩子知趣地上了岸，石缝里的螃蟹就要遭殃，孩子们全在岸上的石缝里翻找，一会儿，脸盆里就有不少俘获物。
上午的大好时光，父亲是无暇享受这人间美景的。他的小院门，姨姨早饭后就锁了，这是他看书看报、看文件、思考问题或小睡一觉的时间。除非有乡上或县上的干部来，家里人或村里人不会去打扰他。午饭后，小院门又锁了，这是他写作时间。只在偶然有事的下午，他会出来，路过河边，看搅水的孩子们游戏，父亲眯着眼睛乐不可支。如果父亲过河去，后边常跟着一群小娃。他对我一副严肃面孔，面对他身边的孩子，村里的娃娃，经常说笑逗弄，轻松愉快的气氛吸引着他们。有一次，他用脸盆捞了一条小鱼，又被我不小心放掉了。他说：“你还是个慈善家。”他走路很快，一会儿就把我们带到果园，问过果园的经营，顺便还剪了几个枝条，准备嫁接在自己院里的果树上。回来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讲他和果农学会的嫁接技术。
同他一起外出的机会不多，走到目的地的次数就更少。我对他始终敬而远之。他对我总是寡言少语。黄昏后，常有农民或邻居嘴里擎着旱烟锅坐在小板凳或蹲在院里和他聊天。没人来的时候，他也和家人坐在大门外的石桌四周拉家常。看着南山的夜景，沉思默想是他的常态。姨姨和他说话，他偶然搭一两句。只有在我们要回北京，即将离开的那一天，他才中断手头的工作，暂时离开了他的思考，他嘱咐我们好好学习，生活要简朴……“该说的话在饭桌上都说过了。”现在的叮咛也是泛泛之言，这会儿，他格外明亮的眼睛，透着亲情，但仍然板着严肃、很少笑容的面孔。
1978年春节前后，柳青在西安西京医院住院，刘可风在床前照顾父亲
高中三年级，临近寒假，他又来信让我到皇甫。再过几个月就要高考，不言而喻，我是为此而行。
三年高中，我学习不刻苦，用功一阵，好一些，放松一段，差一点。最后一年，老实说，我有些拼命，太想上大学了。
这个寒假，父亲一直在劝我：“不要把上大学看得太重，考上当然好，考不上也没关系，人生的路多种多样，不一定非上大学才有出息。”他还举了许多名人的例子，说明他们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刻苦自学取得成就。说他自己考榆林六中，两次才被录取。他也为上大学历经周折，终未如愿。“不上大学一样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对父亲的话，我并不在意，仍是埋头复习，势在必争的样子。大年初二，他进了我和姨姨住的房间，见我在看书，哈哈大笑：“不必这样紧张吧，连年也不过了。”他让我和大家玩玩，放松些。接着父亲讲了个笑话给我听：“解放前有一道大学入学试题是《论项羽、拿破仑》，一个学生写：‘项羽，力拔山兮气盖势，携泰山以抄北海，岂止拿一破轮乎？’”
“你可甭给咱写出这种文章。”
父亲希望我能考上大学，无可怀疑，但他对我能否考上肯定没有信心。
分别的时候，他一再说：“不要紧张，考上考不上都没有关系，放松可能比紧张的效果更好些。”
2019年11月9日晚，刘可风老师与长安作家王渊平在皇甫村，查看早年《柳青传》手稿（刘峰供图）
一颗悬着的心在一天早晨落了地。母亲从未这样高兴过，从大门口走来，好像脚不沾地似的，她给我看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天下午，我打电报给父亲。肯定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一直担心我们受母亲智力较差的影响。马葳姨姨告诉我，那一夜，父亲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几乎到天明。
他第一次这样注意我，我也第一次被父亲的关心触动心灵。
可惜，我的大学梦只有两年光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