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4月24日讯（记者 葛蕾）今天上午，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揭晓。此次终评会精彩纷呈，20个参评的考古新发现旗鼓相当、各有千秋。最终，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等10个考古新发现脱颖而出。

为什么是它们？下面为您揭晓答案：

一、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旧石器时代中期唯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

资阳市濛溪河遗址群

濛溪河遗址距今8-6万年，处于早期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特殊的饱水环境难能可贵地保存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信息，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与动植物遗存的“百科全书”式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唯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埋藏一系列国内最早阶段的行为现代性证据。

部分植物种子

系统刻划痕迹

该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包含86处以硅化木为主要原料制作小型石器的遗址群，填补东亚早期现代人演化研究的关键时空及行为、文化空白，有力地证明过去被认为“落后”的东亚古人群有独特的聪明才智，不仅继承了本地的石器技术传统，还创新性地加工和使用了有机质材料的工具，发展出复杂的适应生存行为。

二、浙江仙居下汤遗址：我国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对一万年文明起步的重要实证

遗址中心地层剖面

仙居下汤遗址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心台地和外围人工土台上遗迹丰富，有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场、红烧土广场、沟渠、道路等遗迹，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结构。

出土上山文化时期植物遗存

外围人工土台对应于基本的社会单元，这些社会单元围绕中心台地分布。这一聚落形态和结构，以及上山文化晚期高等级墓葬的出现，更新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结构的认识。

出土上山文化典型器物

下汤遗址历经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好川文化，纵贯本区域新石器时代的始终，完善了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是我国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对一万年文化史、一万年文明起步的重要实证。遗址保存完好，各类遗迹和遗物极为丰富，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为复原和重建早期农业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为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

三、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填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西北地区关键时期空白

出土陶器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地处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年代居于文明探源的关键时期，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填补西北地区空白的重要意义。寺洼遗址内涵极为丰富，经过多年考古工作，发掘出一处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发现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十余座陶窑和数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时代从马家窑类型延续到半山类型，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大规模制陶区；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

马家窑类型彩陶

上述发现展现了48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显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其西北特色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容，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西北地区关键时期的空白，是认识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新起点，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四、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填补高海拔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空白

玛不错遗址各期典型墓葬和陶器特征

玛不错遗址的新发现是近年来西藏考古新石器阶段最重要学术突破，发现了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距今4800-2000年）也最为清晰的文化序列，解决了西藏中南部新石器不同阶段的文化格局问题。

玛不错第一期遗存典型骨器和石器

玛不错聚落演变脉络清晰，各时期的聚落布局和遗迹类型自有特点，不仅填补了高海拔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西藏新石器阶段聚落考古与社会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一批资料。

玛不错第二期典型陶器

该遗址考古工作结合多学科研究，在古DNA，古人类学，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揭示了人类在海拔4400米以上的生态位活动的高原适应性、复杂性和连续性。

五、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明确夏商时期长江中游水位变化趋势

王家嘴H16出土陶器

盘龙城遗址为夏商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聚落，是探索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

杨家湾M 17出土的铜带鋬觚形器

新发现极大扩展了以往对城市聚落布局的认识，揭示了城市聚落的阶段性变迁，并由此展现出中原王朝向南的经略历程；发现铸铜手工业作坊，更新过去地方城市不能生产青铜礼器的认识；探索遗址景观环境的变迁，首次从考古学证据明确夏商时期长江中游水位变化趋势；首次发现长江流域夏商时期石构遗迹，进一步表明盘龙城城市聚落的复杂性和突出规格。

杨家湾M17出土的残铜牌形器照片

盘龙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同时成为国际合作研究与教学的示范，并进一步促进了当地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建设，有效将学术成果向公众转化，切实做到了将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六、陕西宝鸡周原遗址：西周乃至先秦考古中罕见大发现

宫城南门外夯土和壕沟的关系（南→北）

一是周原遗址聚落考古的大突破，也是西周乃至先秦考古中罕见的大发现。首次在周原遗址发现的先周文化大型建筑，是目前所知先周文化规模最大的建筑，首次在一处遗址中发现3座西周城址，大城是目前所见三代面积最大者。两座宏大的城门，填补了以往发现的阙如。东周遗存的发现与美阳地望的确认，也是战国考古的重大收获。

有字卜骨

促进了诸多重大学术问题研究的突破性进展。确认了周原乃古公亶父迁岐之地，是先周文化近百年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三重城墙的发现，使周原西周城市结构和发展过程豁然清晰。有力推动了周代营国制度的深入研究。近300字西周甲骨文的发现，特别是西周中期甲骨文、月相、国族名等诸多首次发现，丰富了西周史料，完善了西周甲骨学。

七、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首次明确西周封国中的两重城垣结构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作为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所封之燕国，是西周分封制最有力的见证。

新发现外城墙和外城壕，首次明确了西周封国中的两重城垣结构。城址范围由60万平方米扩大至近100万平方米。琉璃河遗址的城市方向、城圈结构等规划特征与王朝中心周原遗址相似，是分封制下国家治理、边地统治的有力见证。

新发掘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面积巨大为西周封国之最，大型夯土井类遗迹的结构前所未见。结合钻探所知夯土分布状况，可大致厘清城址的结构与形态，是西周都邑形态研究的重要突破。

大型贵族墓M2401出土马辔饰

燕侯家族墓地的确认，使遗址最高等级墓葬的数量与墓地形态得以完整展现，不仅可推断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更可填补传世文献中燕侯世系的空白。

大型贵族墓M2401出土漆豆斗勺盘组合

贵族墓葬M1902出土作册奂器有关“太保墉燕”的铭文，证实了召公亲自到达燕地主持燕都营建，是北京城市建设史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首都北京三千年建城史。通过人类全基因组测序，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古代家族树，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

八、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280件木俑体现楚国从“人殉”向“俑殉”文明跃迁

彩绘铜包边漆木案

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为研究楚文化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术成就树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标杆。不仅改写了楚文化研究的时空框架，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江淮流域的璀璨实证。

武王墩墓是战国楚系墓葬中“独立陵园制”的典范，陵园面积达150万平方米，车马坑长达148米，陪葬墓、祭祀坑星罗棋布，主墓封土高逾14米，墓坑深达20米，展现了楚国工匠卓越的工程智慧。

器物提取结束后的椁室（上为北）

“亞”字形九室多重棺椁为国内首见，椁木墨书数千字，内容涵盖方位、分室、木材性质与编号，是迄今等级最高、信息最系统的先秦墨书文献，为破解楚国职官制度与营造流程提供了“活字典”。

漆耳杯

出土文物逾万件，礼器组合完整震撼：以九鼎八簋为核心的铜器群、钟磬瑟鼓的乐器体系，刷新了战国礼乐文明的认知。漆木器纹饰华美，龙凤案、耳杯等器物融合中原与楚地风格，印证了楚文化对秦汉艺术的深远影响。

以俑代殉，礼制革新。西室280件木俑阵列，仪仗与乐舞分工清晰，体现出楚国从“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跃迁。这一“明器化”丧葬系统的成熟，为后世兵马俑制度提供了直接渊源。

九、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实证《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历史史实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揭露了汉代益州郡城址的主体布局，发现了主干道路、高规格衙署建筑区等城内主要功能分区，出土了“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大量有字简牍及“益州”铭文瓦当等重要实物，为准确推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考古学实证，可以确定上蒜第一小学地点为中心的区域正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大型木结构遗迹

益州郡城址连续叠压的三期城墙、大型木结构遗迹和水井等发现，既与遗址河网密布的聚落生态密切相关，也反映了滇中地区古代先民因地制宜的城市营建理念，是研究云南高原古代人地关系等问题的重要考古材料，丰富了秦汉时期边疆城市考古研究的内涵。

封泥

纪年简牍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出土的最重要的一批汉代文书资料，实证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西汉置益州郡”的历史史实，也弥补了汉代基层治理考古发掘资料的缺失，揭示了中央王朝通过“赐滇王王印”、推行郡县制的柔性治理，对云南实施了有效行政管辖，最终推动西南边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十、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提供我国早期佛寺布局及其发展演变样本

莫尔寺远景

莫尔寺遗址经过六年持续发掘，清理出大规模寺院建筑群，出土了极具特色的石膏佛教造像、铜钱及石、陶、木、丝织品等大量遗物，系统地揭示了寺院建筑构成，主要建筑的形制结构和功能性质，以及寺院布局变迁，理清了遗址的兴衰历程。

石膏大佛脸

莫尔寺遗址是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年代最早、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提供了我国早期佛寺布局及其发展演变的样本，推进了丝绸之路佛教考古、我国早期佛寺起源和佛教中国化研究。

木质佛足

该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佛教东传我国第一站，地理位置重要；晚期遗址融合了印度、犍陀罗、中亚、当地和中原多种文化元素，并且存在与武周时期所建造汉大云寺关联的可能性。莫尔寺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佛教进入西域、疏勒伊始，就开启了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佛教中国化的新模式，是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的有力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