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察制度自古有之，历朝历代的帝王出于稳固自身统治需要，经常会定期或不定期的委派大臣到各地巡视，借以清除民愤极大的官员，达到整顿吏治、笼络人心、排除异己之目的。

到了有唐一代，巡察制度已相当完备，朝中设有专司弹劾检举的御史大夫，每年都会分片、分批对各地官员履职情况进行考察巡视。

但是由皇帝亲自发动、规模较大的全国性巡察，在《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却不是很多。我在读史时做了个粗略统计，自李渊建国至高宗末年这段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被《通鉴》所收录记载的巡察活动只有贞观二十年（656年）一次。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大事记”，不可能把朝廷日常事务性工作全部收录进来。

那么唐太宗为什么要在贞观二十年组织这次全国性的巡察呢？

这是因为在太宗执政晚期，对外战争比较频繁。西部边境突厥、薛延陀等游牧民族时有骚乱，东部边境高句丽屡次进犯大唐属国新罗。为了打败高句丽，太宗甚至亲自挂帅东征。

打仗打的就是钱！战事一起，不少官员借着征丁入伍、筹措军粮之机上下其手，惹得民声鼎沸。

太宗有可能是在东征期间亲自听到、看到，或者是有大臣向他汇报过这方面情况，这才在从辽东前线返回途中就下达了巡察诏令。

他命令国家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依据“汉六条”标准，对全国十个道所属各州、县官员进行全面巡察。

孙伏伽是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状元，在审理刑狱，督捕奸盗上颇有政绩，曾说过“赏罚之行，无贵贱亲疏，唯义所在。”深得太宗信任。

而“汉六条”，是汉武帝为巡察地方郡守所设，主要有以下六项内容：

1.强豪田宅逾制，凌弱暴寡。

2.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3.不恤疑狱，刑赏任性。

4.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5.子弟恃势，请托所监。

6.通行货赂，割损政令。

“汉六条”基本涵盖了古时官员住房面积、施政情况、子女管理、选人用人、廉洁公正等各个方面，就是放到现在也仍然适用。

经过巡察组认真调查发现了不少问题，各地许多刺史、县令以下官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处理，于是跑到京城喊冤叫屈的前后相随、不绝于路。

太宗看到这种情况，便安排褚遂良将巡察组收拢到的情况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并亲自参与处治。经太宗审定，有20人因表现优异被加官提职，7人因罪大恶极被处以死刑，近千名官员被施以流放、撤职处理。

这次巡察搞得干净利落且极为公正，极大震撼了已经开始有所懈怠的各级官员，让贞观初年的质朴之风得以重新回归。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病逝，年仅20岁的高宗李治即位，在最初的永徽年间六个年头里，社会还一直保持着贞观遗风，被史学家称作“永徽之治”。

巡察作为一种立竿见影的行政手段，即便是在今天同样不可或缺，其目的类似于体检，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发现问题，挖去肌体上的腐肉，保持身体各机能的正常运转。

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许多贪官污吏在巡察利剑下无所遁形，让人拍手称快。

贪欲是人的本能，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富呈几何倍数增长。作为执掌公权力的各级官员，加强自律固然是一个方面，但如果失去了对权力的监管，人的贪欲就会不断放大。

曾几何时，有人提议高薪养廉。但我们可以看看那些落网的腐败分子哪个不是家财万贯！那些服刑的省部级领导，国、央企高官，哪个不是拿着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却仍然干着往家里捞钱的勾当！待遇提高了，不仅没让他们知止、知足，反而把他们非法攫取利益的胃口撑的愈发大了。

刚刚被审判的足协原主席陈戌源涉案金额竟然高达8103万，是他的待遇不丰、收入不高吗？显然不是！

但凡这样的人“套路”都很深，如果没有国家层面出手，往往很难暴露。

因此，延续了几千年的巡察制度，不仅不能丢入历史的故纸堆，反而更应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更新形式、提高效能，让这把反腐利剑始终高悬，形成各级领导干部不敢腐、不能腐的强大震慑，使得公权力在制度的约束下真正实现为民所用、为民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