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炳钦

1937年8月，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五次谈判后回到延安。图为毛泽东和周恩来 （右一）、朱德 （右二）、林伯渠 （左一）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合影

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以《论持久战》为题，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历时9天的讲演。讲演围绕着“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共讲了21个问题。最后，他明确指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只要坚持持久抗战，结果都是一样的：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一结论，气势恢宏，掷地有声。结束时他还郑重而谦恭地表示：“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实际上，毛泽东对此已有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特别是对全面抗战10个多月以来战争形势的观察和思考，“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然而，面对当时人们对战争前景的种种疑虑和困惑，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以鼓舞全民族的抗战信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政府企图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准备3个月灭亡中国。

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开始了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另一方面又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同时，还把希望寄托于列强的干涉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谋求和平的行动事与愿违。几次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希望他国居中调停也均遭婉拒。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对日抗战的方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曾对此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并提出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其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破灭。

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说，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随后，国共两党关于发表合作宣言的谈判取得进展。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28日，蒋介石任命北伐名将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此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大地呈现出全民族抗战的热潮。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形成两个战场夹击日军的战略态势；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在全国展开。

抗战初期，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虽然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很快太原、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特别是日军在南京疯狂屠城，在40多天的时间里屠杀我同胞30多万人。1938年5月19日，日军又攻占徐州。侵略者骄横不可一世，下一个目标直指武汉。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10个多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但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种种困扰人们思想的问题需要回答，如大旱之望云霓。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面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

“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200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认为，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暴露其固有的性质，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此，他深感有必要对全面抗战10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其实，这种答疑释惑的工作，毛泽东早就开始做了。还在1936年7月至9月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进行系列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并肯定地说：战争的结果，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全面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毛泽东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此期间，他又连续近10天，在延安窑洞里挑灯夜战，写出长达5万多字的《论持久战》讲演稿。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为抗战的前途而求索，为民族的解放而谋划。

1944年11月，毛泽东参加南下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并与到会者合影。前排右二为王震

“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毛泽东指出这是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使然：“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接着，毛泽东全面考察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及其在战争中的演变趋势。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

毛泽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亡国论者和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一面，没有看到日本根本的弱点和中国的优势；速胜论者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特点，不了解日本的短处需要一个长时间才能充分暴露出来，而中国的长处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都是错误的。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毛泽东在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特殊规律后，科学地预见了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他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他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毛泽东特别指出：“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争指导所必需。”

为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还完整地提出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这就是：在战略指导上，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要认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要认识战争的军事目的。作为两军厮杀的战争，其自身的目的和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要认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就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具体的战略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念。

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精辟论断，是指导中国军民抗战的正确军事纲领，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和最后胜利，证明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论断和预测是完全正确的。他在战争问题上所阐明的一系列基本原理，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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