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服”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是吉服的五个等级，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五等服饰；二是丧服的五个等级 ，以亲疏为差等，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 、缌麻五等服饰；

三是王畿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由近及远依次叫做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第三种就是周朝以亲疏为差等，对天下诸侯国划分为五个等级。

前1046年，“小邦周”取代“大商邑”后，对商朝的一些制度进行了继承，比如商朝的“内外服”制。

商朝，包括夏朝（甚至周朝），以“天下”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联盟”式的政权，主要由直接统治下的王畿（内服），盟友（联姻的外服），比如鬼方，土方，了方，周方（朝）等等方国构成。

当然，商朝的外服并不总是服商朝的，典型地就是周朝，以“小邦周”取代“大商邑”。

周取代商后，对商朝的“内外服”制进行了扩充，如下图。

甸服即王畿之地，由周王直接统治；再外是侯服，这就是周朝同姓与联姻的诸侯国，如卫国，鲁国，燕国，齐国等等；宾服，即做客于周的，典型的就是宋国，还有杞国，陈国等；要服，有楚国等；荒服，指西北之地迁徙不定的游牧部族。

甸服的建立还与古代邑制结构有关，《国语·周语上》云：“邦内甸服”，“邦内，谓天子畿内千里之地。京邑在其中央。”

西周的“甸服”是以王都为中心的统治区域，即甸服区域是行政机构和长官，协调大小宗族和邦君关系及管理王畿地区事务。

如周公东征胜利后，周成王在周公等大臣的辅佐，建立了一套相对简陋“文官”系统。

《尚书·立政》谓“立政：立事、准人、牧夫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

“虎贲”，武职官，负责保卫周王的安全；“缀衣”，掌管周王的衣冠服饰，其职掌大约相当于后世的“尚衣”；“趣马”，掌管王室的车舆马匹；“小尹”就是总管小臣；“左右携仆”，管理周王日常所用的器物或御车的仆夫。“百司”，管理王室内廷的各种事务。“庶府”，管理王室内廷物资贮藏仓库。

“大都”，是管理诸侯和国王子弟们采邑的官吏。“小伯”是管理卿、大夫采邑的官吏。“艺人”是有专门技术的官员，如卜、祝、巫师、工师等。“表臣百司”，在外廷管理政事。“太史”，负责记事和制作册命。“尹伯”，是众官的头目，“庶常吉士”，是具体办事的士官。

司徒管理籍田等土地之事（即主民事），有时还兼管军事和卜事；司马主军事（执行军法），还可参加周王册命典礼；司空即司工，管理工事。亚旅，军事主官（统军之官）。

以上这些算是王都内官员，对于王都之外的“王畿”，也应该有官员，但史料不详，只知道大概的名称“邦君与诸正”。

比如清代简《系年》，周幽王被杀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邦君与诸正，还有周朝大臣虢公翰立周幽王之弟为携惠王。邦君与诸正应当是王都外的畿内之官，与王都大臣虢公翰共立周携惠王。

邦君与诸正有此能量参与王位继立，可见其实力。而且邦君与诸侯并立，亦表明邦君、诸正、诸侯是不同的政治势力。

邦君，应指畿内臣服的族邦首领。周朝治下有许多异姓部族，周朝将之收入王畿内，划分一块地，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并立他们的首领为邦君，参与到王畿的治理之中。

至于诸正，正，长也，可能指的是王畿内手工作坊（拥有技术的氏族）的百工长。

关于“侯”有解释，清华简《系年》云：“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方（旁）埶（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庚（康）丘，以侯殷之余民。”

周公以夏商亡国的由，分封庶子，“以作周厚屏”，所以周王通过册命礼仪广置姬姓支子为小宗，授予小宗宗子土地、职官、百工、族众等，建构起众多诸侯小宗，这些诸侯小宗多以“侯”为称号，遂形成侯服诸侯体系。

比如卫国、燕国、晋国、邢国，齐国、鲁国等等，这些诸侯国国君最开始都称“某侯”，此侯不是指爵位。

宾服

宾是相对姬周族而言的臣服异族，《左传》言：“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

周朝初期对异姓部族有过一次大的分封，如《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克商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这些受封的异姓诸侯，其称谓大致有侯、男、伯三种，比如杞伯，宋伯，息伯、陈侯，许男等等。这些称谓都是以“青铜器”上的铭文为主，因作器大多是向“神与祖先”报告下面的事，所以用词都相当正式。

而周朝对异姓诸侯国不同称呼的原因，大概率是对周朝而言，它们是客，如果“客人”与周朝关系较好，周朝会抬高对它们的称呼，不好，则贬称。

要服与荒服伯为“五服”的外层，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地区不同，蒙文通谓：“东南只有要服而无荒服，西北只有荒服而无要服。这个说法就当时四裔民族来考察，是合适的。周秦以来西北是游牧之族，是行国，故说他是恍惚不定，是荒服；而东南则是农耕之族，可以要约羁縻，是要服。”

要服在东南方，以农耕为主，固定在某处位置，所以以羁縻为主。西北为游牧，飘浮不定。

要服最有名的国家是楚国，西周时称荆蛮。要服内臣服于周王朝者虽通称蛮夷，但其具体邦国的君长皆称为“伯”。

荒服比较典型的是“犬戎”，周穆王“西伐犬戎”目的是加强对西北部的经营，试图以宾服来管理戎狄，并以强兵手段制服西北诸戎，但从结果上看，还是失败了。

西周对“五服”内诸侯国的管理，用《国语》的话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 、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甸服举行一日一次的“祭”，侯服要一月一次的“祀”，宾服要一季一次的“享”，要服要一年一次的“贡”，荒服要一生一次的进贡周王。

这些“祭，祀，享，贡，王”就相当于周王朝对五服的约束，要求它们必须完成周王下定的任务，如果“五服”无视这些，那就需要“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

大意是用刑处置甸服，用大军处罚侯服与宾服，用文官去责备要服与荒服。等于说要服与荒服，周王朝军队势力达不到时，只能派遣文官前往。

当然规定是规定，周朝强盛时有周穆王西征犬戎，周昭王南征荆楚等。

总体来说，“五服”制算是周朝管理天下的一种制度。周朝将天下“诸侯国”分为五等，其中周王直接控制甸服，侯服、宾服诸侯大体听从周王号令，践行王事。至于要服与荒服，在周王室强大时，可来朝上贡，当周王室衰弱时，要服与荒服则攻入甸服，成为西周灭亡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