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达士岭组屋创下了多项纪录，成为新加坡地标性建筑。图/姚忆江

在新加坡城市展览馆的三楼，有一条十余米长的时光长廊，浓缩了新加坡开埠两百余年的历史。长廊侧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是城市，也是国家。那么我们该如何规划？”

1965年，当新加坡被踢出联邦、被迫独立建国时，世界都对这个被抛弃的弹丸岛国投去同情目光。然而，近六十年间，新加坡华丽转身，从小渔村变为世界都市，摩天大楼和其他地标性建筑不断涌现，打造了令人赞叹的城市景观。

新加坡如何做到这一点？

2024年9月25日，在2024国际智能建筑（新加坡）高质量发展高端论坛上，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新加坡建设局国际开发司前司长许麟济。

“新加坡政府和国民必须与时并进，和世界发展同步（be relevant t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许麟济说，规划在新加坡城市建设与国家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国际化视野、多元文化融合等是新加坡规划时的重要考量因素。新加坡制定城市规划时，往往着眼于未来3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势，预见30年后技术、工业、经济等发展变化，从而明确新加坡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新加坡建设局国际开发司前司长许麟济。图/毛淑杰

南方周末：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被认为是高效、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范本。城市规划在新加坡建设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许麟济：政府规划平均每十年调整一次，除了不同用途土地的选用外，我们还会综合考量多个因素。

比如，调整规划前，我们会成立三个研究小组。

第一个小组研究世界经济走势，成员均来自国际知名机构；第二个小组关注新加坡社会治理和融合问题；第三个小组才是规划分析师。

为什么要设置国际小组？因为我们做城市规划时，要着眼于未来3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势，要预见30年后技术、工业、经济等发展变化，从而明确新加坡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基于上述定位，政府才能考虑引进哪些产业、需要什么用地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因为有些人才并非来自新加坡本地，还需要引进，这可能会影响新加坡原有社会结构。而第二个小组就是要力图促进本地人与外来人士的融合。第三个小组才会具体进行产业用地规划、引进人才等问题。而且，外来人才的背景和领域不同，需求也很多样。规划时还需要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从而让他们更愿意留在新加坡。

南方周末：国际视野为什么对新加坡发展如此重要？

许麟济：因为新加坡国土小，约有734平方公里，如何在国际形势下生存非常关键。如果没有长远的打算，无法与国际经济接轨，就容易衰败、过时。

因此，新加坡政府和国民必须与时并进，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所以，国际形势对新加坡非常重要。

另外，新加坡的人口较少。目前大约600万人，其中约200万人是外来人士。而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约400万人。我们必须确保这些外来人士继续留在新加坡，为新加坡作出贡献，这也需要新加坡具备国际视野。

南方周末：和过去相比，新加坡的国际角色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在规划上有所体现吗？

许麟济：1960年代新加坡刚独立时，走的是劳工密集产业的路线。当时的政府规划主体是，西部地区建工厂，形成工业区；中部是商业和行政中心；东部则是住宅区。大部分新加坡人从东部到中部或西部上班。

到了1980年代，随着人口老化和增长停滞，传统规划无法跟上时代变化，我们必须寻找新的产业。当时，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大师和几位前辈们预见到了30年后的情况，超前关注数字化、生物制药等领域。

同时，新加坡城市规划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反思此前“花园城市”的定位，因为“花园”是人造的，是假的东西。1980年代后期，欧美许多知识分子提倡自然生活，宜居环境。为了吸引这些人才，新加坡的规划也必须改变。所以，现在新加坡提出从人造的“花园城市”变为“森林或自然中的城市”，走向更人性化的设计。

南方周末：有人说，新加坡城市规划理念的有效实施，是得益于其国土面积较小。你怎么看？

许麟济：城市规划的理念并不局限于小国，面积较大的国家同样可以借鉴。理念不仅仅与国土面积相关，而是更广泛地涉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新加坡的规划思想中，蕴含了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尤其是“天人合一”的理念。

尽管新加坡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城市国家，但其文化底蕴中有不少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契合的部分，特别是在规划中体现出的对自然的尊重和依赖。

新加坡70%的人口为华人，这使得一些中国传统理念也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新加坡的城市发展中。实际上，这些理念在中国也完全可以应用。

过去，我曾与中国国内的城市规划部门分享过新加坡的经验。在交流中，我们也经常提到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未来的城市发展，应该着眼长远，回归自然，实现人与环境的共生。而新加坡的规划理念在这方面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

新加坡组屋设施齐全，提供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图为达士岭组屋一处儿童娱乐设施。图/毛淑杰

南方周末：在新加坡的规划体系中，作为公共房屋的组屋占据着怎么样的地位？

许麟济：非常重要的地位。组屋是政府为民众提供住房福利的核心内容之一。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组屋的建设和管理，尤其是在新加坡独立后的早期阶段，这一政策对稳定社会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时，新加坡的国情十分严峻：国家刚刚独立，经济落后，社会分裂严重，只有约20%的人口拥有住房。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意识到，要让国民安定下来并支持国家建设，必须解决住房问题。而这一思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居者有其屋”理念不谋而合。我们认为，拥有住房不仅能为民众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还能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社会的稳定性也会大大增强。

1960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为民众建造廉价住房的政策，以此安定人心。通过这一政策，政府掌握了大部分土地资源，以确保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如今，新加坡约有80%的人口居住在政府组屋中。

许多人误以为这些组屋是廉价住房，但实际上新加坡的组屋与其他国家的公共住房存在显著区别。新加坡的政府组屋并非贫民窟，而是建造质量与私营住房相差无几的居住区，只是价格更加亲民。这也是新加坡成功避免公共住房区变为贫困社区的原因之一。

南方周末：新加坡公共住宅政策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

许麟济：通常情况下，新加坡政府组屋的价格大约是同等规模私人公寓的三分之一。例如，非核心地段的一套90平方米的组屋，售价约为四五十万新币，而同样地段的私人公寓可能要卖到120万至135万新币。

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的另一个成功因素是中央公积金制度。每一位工人和雇主都会按比例将薪水的一部分存入公积金账户，这笔储蓄不仅是退休保障，也可以用来支付购房款项。公积金制度为民众提供了购房的资金来源，确保更多人有能力购买政府提供的组屋。

通过降低土地成本和提供公积金支持，新加坡政府成功解决了住房问题，确保大多数民众拥有自己的住房，实现“居者有其屋”。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社会，实施种族平等与种族融合政策。图为2024年9月26日，新加坡“小印度”商圈一家大型超市，一名印度裔收银员为顾客结账。图/毛淑杰

南方周末：如何保障这一机制顺利、长期运转呢 ？

许麟济：这一机制成功运转的关键，在于政策设计的严密性和灵活性。

首先，公共住房政策最初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因此设有严格的收入限制。早期规定，只有家庭月收入不超过2000新币的居民才有资格购买政府组屋。20年前，2000新币的月收入已经相对较高，超过这一标准一般能够自行解决住房需求。

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政府不断调整这一标准，目前申请组屋的家庭月收入上限已提高至约1万新币。这种收入门槛的动态调整，有效保障了公共住房的受众始终是中低收入群体。

新加坡还有一个政策规定，就是每个公民一生中最多只能购买两套新的组屋。且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两套组屋。此外，如果申请人已经拥有私人住宅，则不允许购买政府组屋等。

通过这些限制措施，新加坡政府能够有效管理公共住房资源，确保组屋能够真正服务于有需要的家庭，避免资源被不必要占用。

南方周末：除了对申请者以“家庭为单位”的要求，组屋还要求多族群混居。可否理解为，组屋不仅仅是一项住房保障，还是新加坡族群政策等在公共房屋上的一种体现？

许麟济：是的。组屋确实反映了新加坡在种族和谐方面的规划理念。为避免某一族群在特定区域内过度集中，政府在组屋分配上设定了种族配额制度。比如，每栋100套的组屋中，华人一般占比70%，马来人占比15%，其余为印度人和其他少数族群。这种政策设计是为了防止各族群自发聚居，防止出现种族隔离现象。与此同时，各族群能够在同一社区中生活，交流互动，也会增进理解与包容，促进族群融合。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已经走过近60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国家社会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几乎没有发生过种族动荡。今天的新加坡街头，可以常常见到华人小伙牵着一个马来人小妹，或者印度小哥与华人小妹的情侣。不同种族的年轻人彼此交往乃至结婚、组建家庭。

通过这种组屋政策，新加坡实现了多族群的和平共存，进而创造了一个更加紧密和团结的新加坡社会。

新加坡人口中约有70%为华人，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图为一家新加坡书店里，摆放关于中国神话故事的儿童书籍。图/毛淑杰

南方周末：对于中资企业出海，新加坡有哪些优势？

许麟济：新加坡政府对外资企业非常欢迎，无论企业的股权结构如何，新加坡都一视同仁。只要企业在新加坡成立，公司无论是100%属于中国、印度，还是其他国家的资本，新加坡都会将其视为本地企业，并为其提供相关服务和支持。例如，在我曾经任职于建设局期间，新加坡政府不仅支持中资企业在本地发展，还积极帮助这些企业拓展东盟等周边市场。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经济枢纽，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非常完善。同时，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在跨国商业合作中具有极大的优势。

因此，我建议中资企业不要仅仅将新加坡视为一个中转站或小市场，而应将其看作进入东南亚市场的桥头堡。

南方周末：在新加坡，哪些领域适合中资企业介入？

许麟济：新加坡在多个领域具有独特优势，适合中资企业介入。

首先，新加坡劳动力短缺，政府在建筑行业推广装配式建筑，中资企业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技术支持。一些建工企业在新加坡大型建筑项目中表现出色，已经在新加坡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此外，中资企业可以引进建筑设计集团，利用其在装配式建筑方面的经验。

其次，中资企业在建筑材料方面也有优势，许多建筑和装饰材料来自中国。中资企业可以将这些材料引入新加坡，形成完整的供应链。另外，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是新加坡的重点关注领域。中资企业在这些方面有丰富经验，能够为新加坡的环保目标提供支持。

总体而言，中资企业在建筑、材料供应、绿色建筑等领域都具有良好的合作空间，这些领域不仅符合新加坡的政策导向，还能充分发挥中资企业在技术和资源上的优势。

南方周末：新加坡对外资企业有本土化要求吗？比如招募本地雇员等要求，你怎么看？

许麟济：首先，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强制的本土化要求，但为了保护新加坡公民的就业机会，设定了一些门槛。例如，企业在招聘方面可以聘请一名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情况下，再雇佣五名外籍员工，包括中国人、印度人和孟加拉国人等。技术工人的引入也不受限制，尤其是一些新加坡人不愿从事的工种，政府对此持欢迎态度。

另一方面，新加坡外资企业一般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和与人沟通，同时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而主动进行本土化。比如因为要开拓马来西亚、印度市场而招聘相应族群的员工等。

其次，在法律法规方面，新加坡法规清晰透明，其商业环境相对稳定。此外，新加坡对承包商的付款流程相对顺畅，通常不需要垫付，承包商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回款。

尽管新加坡市场竞争激烈，但如果企业能利用高科技和良好的管理，依然能够盈利。很多企业在新加坡已经扎根了十几、二十年，他们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总体来看，只要遵循法规和政策，新加坡的商业环境对中资企业来说是友好的，投资风险相对较低。

（南方周末记者王瑭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

责编 姚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