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贺龙元帅看来，既然当了共产党的官，就应该努力为党和国家办事，来不得半点儿虚假。
对此，贺龙身体力行。在担任了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后，贺龙便说过这样的话：“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1960年2月起，贺龙准备用一年多的时间，到全国的重点军工企业巡视一遍，作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
对于这件事情，贺龙不仅作了计划，而且真的按照计划，进行了走访。
3月，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贺龙便开始了他的巡视计划。那时候，贺龙先后全了南宁、贵阳、重庆，进行了视察。
3月17日，在来到四川后，贺龙与聂荣臻元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人一起前往了成都市郊的飞机制造厂，进行视察。
此时，贺龙因为腿疾未愈，只好拄着拐棍，忍着疼痛，一步一步地走进了这个工厂里。
那天，在贺龙来到厂里办公室的时候，厂里的领导已经拿着一叠厚厚的文件，在等候了。
按照往常的惯例，厂里的领导一定会将这些文件翻开，挑出重要的部分，向贺龙等人进行汇报。
对此，贺龙也心知肚明。于是，贺龙看着那位厂领导，问：“你拿那么多资料干什么？是不是要汇报？”
听了贺龙的话，厂领导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直接回答道：“是的。”
然而，在听了那位厂领导的回答后，贺龙却一反常态，说：“先不用了，我们看看再说。”
对于汇报工作，贺龙不知道见识了多少。在他看来，听汇报固然重要，但与实地考察相比，听汇报就有些不那么重要了。
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时候起，贺龙便养成了亲自到前线视察的习惯。在革命年代，贺龙为了取得前线的第一手资料，经常亲自到前线去。
建国后，贺龙担任了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
1952年，在西南军区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贺龙便经常到第一线检查调研，发现不少隐藏问题。
那时候，贺龙看到了一份部队同志的反映材料。在那份反映材料中显示，重庆北碚某部政委和第一副部长，为自己盖了讲究的“小洋楼”，严重脱离了群众。
想到为自己盖了“小洋楼”的人是他的老部下，贺龙便决定亲自到现场看看。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贺龙决定亲自到现场看看时，有人关心道：“贺老总，这件事情就不用麻烦您了，交给办公室处理就好了。”
然而，贺龙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不行，这件事情我要写出来作为反面教材，我要是不亲眼看看是什么情况，又怎么能轻易下结论呢？再者说，我们的有些同志刚刚进城没几天，事情还没有干多少，就开始贪图荣华富贵，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我们可不能学李自成，刚进北京没几天，就天天过年，这种歪风邪气绝不能长！”
在看了那栋“小洋楼”后，贺龙又看了附近驻扎的一支部队。
看到战士们的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时，贺龙的心里十分难过，当即对身边的人说：“你们回去之后，让那些人从他们的‘小洋楼’里面搬出来，住这里的帐篷，让高炮连的同志们搬进去！”
然而，贺龙的那些老部下还以为贺龙说的是气话，便没有搬家，而是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检讨。对此，贺龙非常生气，当即发了火：
“看起来他们是不服气嘛。我看，对他们的批评还不够。我不反对住好一点的房子，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越搞越好，可现在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现在还不是住好房子的时候嘛。
在这种困难时期，他们大兴土木，浪费资金，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而负责保卫他们的高炮连却住着帐篷，山上还没水没电，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该有的样子吗？如果不赶快将这股歪风邪气打压下去，我们党和军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还怎么发扬光大？”
看到贺龙真得生了气，有同志劝说道：“贺老总啊，要不让他们重新写一个检讨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吧。”
然而，贺龙却认真地说：“不行！功是功，过是过。虽然过去这两位同志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要是只写个检讨就完事，那么将来谁也会这么干。告诉他们，再给他们一个星期腾出房子给高炮连住，他们的检讨不仅要重写，他们的职务也要降低。”
最终，在贺龙的坚持下，那两位犯了错误的同志这才改正了他们的错误。
11月，贺龙被任命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任职期间，贺龙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他说：“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育事业更是如此。搞体育工作，不能享现成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在贺龙看来，一支优秀的体育队伍，在比赛中，特别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要战胜对手，取得好成绩，争得好名次，也必须思想、技术、作风“三过硬”。
因此，在各运动队组建起来之后，贺龙便借鉴了他对军队的管理方法，对运动员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精心培育，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国际一流的体育队伍。
1959年12月，在中共中央的批准下，中央军委成立了国防工业委员会，贺龙被任命为主任委员。
任职伊始，贺龙便马不停蹄地视察了一批国防工业。其中，就包括了在成都郊区的国营132厂。
1956年4月，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苏联援助中国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协议，两国正式签订了苏联第二批援建我国航空工业19项的协议书。
在这个协议书中，就包含了132厂建设项目，其职责是生产新的歼击机。
此时，正值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那时候，为了加强战备，航空工业建设开始转向内地，这个工厂的筹建负责人和苏联专家一起先后在西安、甘肃、新疆、汉中等地进行了考察，看看这个厂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
经过比较，最终将厂址选在成都郊区的黄田坝。那时候，黄田坝还是一个人迹罕至之所，到处可见荒草丛生。
1958年7月，132厂接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总局的通知，该厂的第二厂名被定为“峨嵋机械厂”。
10月18日，132厂正式动工，开始兴建。
1960年3月，在贺龙来到这个厂的时候，该厂还处于建设阶段。
那天，在拒绝了厂领导的文件汇报后，贺龙将办公室从屋顶到地面，从墙到窗户简单地看了几眼。
简单的几眼，贺龙便看出了问题。他发现这里的墙没有经过粉刷，还露着砖缝。
于是，贺龙将他的拐杖举起来，在墙上轻轻地捅了一下。然而，就是这轻轻的一捅，贺龙竟然将一块墙砖捅出了半截，还旋转了90多度！
对此，贺龙百思不得其解，便问：“怎么搞的？”
听到贺龙问，一旁的总工程师回答说：“这是建厂时，为了‘多、快、好、省’，用空心砖砌的空心墙，又没有填满土，砂灰粘接不牢，所以……”
就在这时，贺龙打断了总工程师的话，生气地说：“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穷得连砖都没有了吗？这么简陋的房子，我看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
紧接着，贺龙转过身，看着身边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说：“你是空军司令员，是使用飞机的。你也到外国考察过，人家的飞机制造厂是这个样子吗？”
作为新中国空军的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于1910年4月8日生在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湘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原名刘兴昌。
在生下刘亚楼的第二天，母亲便去世了。此时，父亲一个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抚养儿子，便将他过继给同姓好友刘德香，并取名为刘振东。
后来，养父节衣缩食才凑足了学费，将刘亚楼送到了私塾，开始了启蒙教育。之后，刘亚楼又相继读完了小学、高等小学、长汀省立第七中学。
在长汀省立第七中学，刘亚楼并没有上完，便辍学回到家乡，在崇德小学担任了 教员。在这里，刘亚楼接受了进步思想，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8月中旬，在张涤心和李光的介绍下，刘亚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此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刘亚楼，表示跟党永远干革命，更上一层楼。
在革命的过程中，刘亚楼表现得十分优秀，曾在长征路上多次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参加了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进攻遵义、四渡赤水、夺取泸定桥等战役战斗。
1936年6月，刘亚楼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参加学习。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此时的林彪，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两人又在一起，为国家培养抗日志士。
1938年1月，刘亚楼担任了抗大的教育长，协助林彪、刘伯承和罗瑞卿等领导，组织学校的教学工作。
1939年，在组织的派遣下，刘亚楼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行学习深造。
在苏联，刘亚楼恰好碰到了苏德战争，便参加了苏联红军参与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好被苏军授予少校军衔。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刘亚楼随苏联红军，一起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开始对日军作战。在苏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日军大败。
1946年2月，刘亚楼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1947年10月，刘亚楼兼任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校长。那时候的刘亚楼，年仅37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
1949年4月，在准备率第14兵团南下参加解放战争时，刘亚楼接到中央的同志，要他负责组建解放军空军。此后，刘亚楼便与中国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7月，周恩来打来电话，告诉刘亚楼：“中央决定你和翟云英、王弼、吕黎平四个人8月初赴苏联，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
此外，周恩来还在电话里传达了毛主席要接见他们的指示。
在接见的那天， 毛主席对刘亚楼等人说：“你是在苏联学地面指挥的，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抗战初期送到新疆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你们三人既有地面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机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的三位一体呀，你们就是空军主要成员的缩影喽！”
8月，刘亚楼一行到达苏联。
来到苏联后，刘亚楼与苏联的有关方面交换了组建中国空军的意见，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很快便草签了一个协议。
随后，刘亚楼将草签的协议和双方会谈的内容以电报的形式，发回了国内。
在等待国内新的指示期间，刘亚楼对王弼和吕黎平说：“根据我过去在苏联办事的经验，苏联政府批准援助计划，至少还得两个月。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抓紧时间做些参观考察工作，以便更多地积累经验。”
后来，在征得了苏联方面的同意后，刘亚楼等人参观了苏联空军总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基地等。
10月，刘亚楼一行启程回国。在回国的列车上，刘亚楼高兴地说：“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我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这是人民空军起飞的动员令啊!太好了，有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插翅膀，6所新的航校一定能很快办起来，人民空军一定能很快搏击长空，叫敌人闻风丧胆！”
10月，刘亚楼被毛主席任命为空军司令员，开始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对于空军的建设，毛主席十分关心。在与刘亚楼谈话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在刘亚楼的努力下，中国空军很快便出具了规模，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60年，刘亚楼陪同贺龙元帅和聂荣臻元帅到四川视察。
那天，在用拐杖将墙砖捅坏后，贺龙元帅认为这样的建筑很难满足制造歼击机的需要，便转身对曾在苏联参观过飞机制造厂的刘亚楼询问。
听了贺龙的话，刘亚楼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但没有出声回答贺龙的问题。
然而，从刘亚楼的态度里，贺龙便得到了答案。他当即将身体转回来，再次对厂领导说：“你拿那么多材料，是不是想说建成了多少建筑面积，速度如何快？”
听到贺龙不打算离开这个话题，厂领导赶紧做了解释。他说：“我们厂是在大跃进中开始建设的。为了省钱，一个钱顶两个钱用。要求一年建成，第二年国庆节飞机上天……”
对于这样的解释，贺龙根本就不愿意听。他再次打断那位厂领导的话，说：“我们就是来看工厂和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的。是好是差，眼见为实。”
在贺龙看来，连办公室都是这样，那生产车间就更不用说了。于是，贺龙和聂荣臻、刘亚楼等人一起来到了飞机总装配车间，果然发现这座厂房的设计和施工都非常粗糙。
其中，厂房的跨度有30多米，却用了很细的立柱和横梁，给人一种危险的感觉。
看到这样的施工结果时，贺龙问：“这么大的跨度，柱子和梁又这么细，会不会垮下来？”
听了贺龙的话，那位总工程师回答说：“设计的人说有安全系数。能不能垮，现在还难说。看来必须加固。”
接着，贺龙又问：“你能保证不垮吗？”
这时，厂里的党委书记赶紧解释道：“他是总工程师，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
这时，贺龙说：“那好。你既然是管生产的，我就问你，这样的厂房能生产飞机吗？”总工程师回答说：“不能。建厂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有过不少争论。我们也提过意见，但上级没有采纳。”
听到这样的答复后，贺龙立即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即追问了一句：“哪个上级？”厂领导说：“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和基建设计院，都是我们的上级。”
听了厂领导的回答，贺龙缓和了一下语气，说：“你们向中央反映过没有？建筑质量这么差，你们有意见，上级不采纳，你们可以向中央反映嘛。”厂领导说：“没有。”
听到他们没有向中央反映他们的意见，贺龙认真地说：“建设国防工厂，要保证工程质量，这是百年大计。你们厂搞成这个样子，不能生产，这怎么行！”
紧接着，贺龙又对他们说：“你们马上整理一个材料，我拿着‘通天去’。”
说完后，贺龙又想到了这个厂“一年建成，当年生产飞机”的口号，说：“你们去年上天的新飞机在哪里？我要看看。”
听到贺龙要看他们去年生产的飞机，总工程师只好实话实说道：“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呐！”
听了总工程师的话，贺龙已经得到了答案。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他又能怎么办呢？于是，贺龙没有再说话。
1964年10月，132厂的飞机制造基地，才基本建成。这时，距离该厂开工建设，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
11月，该厂生产的歼5甲飞机首飞，获得了成功。
至此，国内第一架自行测绘设计试制的高亚音速全天候歼击机，在国营132厂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