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陈华，编辑：拾点
我1972年底入伍（73年的兵），后历任班长、排长、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86年转业地方，十多年军旅生涯，承载了我的青春，也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而其中最让我难忘的当属84年赴云南前线参加对越作战和当地老百姓的那种军民鱼水情，时隔数十年，那一幕幕依旧恍如昨日。
1984年，当时我调任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两年多，这年的7月接到命令，我所在的部队赶赴云南文山地区参加对越防御作战。
命令下达后，干部战士都热情高涨，我亦如此，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自参军以来，我深受部队这所大熔炉的锻炼，奔赴云南文山前一晚，想起参军这一路走来思绪万千......
1972年12月底，我怀着满腔的热血应征入伍，在家人和乡亲期待和欢呼声离开生活了18年的土地。
我们公社一共20多名新兵来到县大礼堂集合，参加了庆祝活动，晚上的时候，我们还看了一场名叫《闪闪的红星》电影，影片中主角潘冬子懂事，机智，勇敢形象深深吸引了我，晚上带着以后要成为和潘冬子一样的令人敬佩的人民子弟兵的憧憬睡去。
第二天一早，接我们前往火车站的大卡车就停在了县大礼堂门口，大家都兴奋不已，纷纷跳上大卡车到了火车站，登上绿色皮军列，历时数日来到了四川某部驻地。
抵达时，已是傍晚时分，营门外老兵早已拉起了横幅欢迎我们新兵的到来，随后进行了编班，十个人一个班，之后在新兵班长的带领下进入营区。
营地比较偏僻，营房也好像是刚盖起来不久，营房的设施也很差，当晚我们十个人睡大通铺，一人一个大草垫子，铺上一个毡子，一条褥子，当时还是冬天，山区的晚上特别寒冷，大家就这么挤着睡了一晚。
而我们也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度过了三个月的新训生活，三个月说长不长，但让我们懂得了部队的纪律，还有军人二字所应当担起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也由一个普通的社会青年蜕变成为了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也算是步入军营的第一步。
下连后，我非常努力，连队里的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可能由于我是高中毕业，加之军事训练出色，入伍的第二年就被担任了班长。
担任班长期间，我丝毫没有松懈，带着全班努力训练，搞生产，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班级”，后被列为干部苗子培养，不久推荐到到教导大队学习，后于1977年10月提干当了排长。
说起我的提干的事情，还有个插曲，尤其感谢指导员（姓陈，山东人）。
其实，当时连队只有一个提干名额，据说当时上面有人打了招呼，要将名额指定给另一个人，但是在推荐谁提干时，陈指导员顶着压力为我据理力争，说部队应当唯才是举，这些年，我在连队的表现一直不错，也很得战士们的认可，又说农村子弟出来闯荡不容易，我更需要这次机会。
就这样，在陈指导的坚持下，在我入伍第五年的时候，提了干穿上了“四个兜”。（当时部队已经取消了军衔制，干部服装和战士的服装唯一区别在上衣的口袋，战士只有两个兜，干部有四个兜）
我还清楚的记得，提干当排长后的第一个月，我领了52元工资。
当然，提干事情我事先并不知情，是后来连长告诉我的，我为此事特地去感谢陈指导员，可陈指导员却说他只是做了自己在这个职位该做的事情，以后在部队好好干，就是对他最好的感谢。
陈指导员的为人，让我深为敬佩，后也以他作为榜样，向他看齐，后于1982年调任司令部作训处任参谋（正连职）。
虽说这一路走来职务晋升并不算快，但我很知足，也一直心存感恩之心，因为没有战友的帮助，领导引导和提携，我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
当然还应当感谢的是部队对我的培养，想到一直以来并未能做出大的成绩，有时也有些惭愧，如今有这样一个机会去为国家尽一份力，自也是热血沸腾，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次日，部队便赶往文山地区，抵达后考虑到我部不少干部战士没有实战经验，故而特地针对热带山岳丛林的战场环境开展了适应性和针对性训练。
由于战役意图和训练实际的需要，部队都是以班排为单位宿营，分散居住在当地少数民族的居民家里。
而刚到驻地，我们就感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情，人民群众见了我们都很热情，喜气洋洋地欢迎我们进驻，还腾出家里最好的房子让我们住，把家里最好的东西让干部战士尝。
当然，感动之余，我们也没忘记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应当遵守的部队纪律，部队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避免给老百姓添麻烦，还专门印发了少数民族政策、风俗习惯等资料，分发到每个班学习。
与此同时，各部队在繁重和紧张的临战训练间隙，也会开展助民劳动，居住在老乡家的干部战士每天都会把房东水缸挑满，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帮助那些比较贫困的人家或年纪大的老乡干农活，送去生活上可能要用到的一些急需物品等等，真心换真心，当地群众在我们训练的时候，主动给我们烧茶水，带上自家种的水果、吃的送到训练场地。
而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当属房东陈大爷夫妇（当时我和其他几个战友住在他家），他们是苗族人，非常淳朴，陈大爷虽然60多岁了，也没读过什么书，但十分热爱党，对子弟兵满腔热忱。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外，每年都要喂出两头肥猪，说是要交给国家。
其实他家里条件也困难，家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只有大儿子结了婚，负担大，可对我们他们从不吝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般，在生活上百般照顾。
记得有一次，我在训练时感冒发烧了，大爷大妈得知后，为我跑前跑后，又是煮面条，又是找苗医，在他们的呵护下，我很快就恢复了。
而事实上，陈大爷给我的感动远不止于此。
很快，四个月的临战训练结束了。
随后，部队接到命令向战场开拔，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得知我们要真枪真倒去保卫祖国领土，都十分不舍，和我们依依惜别，他们也很清楚战场的残酷，此去也许就是生离死别了。
送别时，不少苗族群众看着那些与自己儿孙同龄的战士们，眼含热泪，拉着战士们的手动情地说道:“你们一定要小心，我们在家里等你们凯旋回来！”
眼前的人就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样，战士们听后都无不为之动容。
等部队离开后，还有一些淳朴的少数民族老人，用他们传统流传下来的点香祈福方式，为战士们祈祷平安。
而之后更让我感动的是，战后发生的事情。
大约半年后，部队以较少的伤亡，完成了保卫边疆安宁的任务，随后便陆续撤离阵地，当时部队考虑为避免给当地群众带来麻烦，撤离时，各部队实施了异地休整（就是原先在A地区训练的换到B地区休整）。
结果当地群众发现这次接回来的战士并不是临战训练时的那些战士时，都很担心，便拉着战士询问：“原来住在我们家的小李、小张......他们都平安回来了吗？现在在哪里？......”
当听到战士说是部队进行了异地休整，这才松了口气。
没过多久，当地的地方政府，包括一些企业单位以及各个村寨的老乡，便自发地赶到部队，找到那些曾住在他们家的干部战士们表示慰问。
其中就有我前面说得陈大爷，陈大爷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赶着牛车，拉上了一头家里养的猪，硬是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整整五六天，赶到了部队慰问。
当见到我和其他几位当时同住在他家的战友时，陈大爷激动地流下了泪水，说看到我们平安就好。我们听后也都感动的落了泪。
而这种情况也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个缩影，可见当时军民感情有多深。
后来，首长得知相关情况后，对各部队下达了命令，要求给部队热情接待前来部队慰问的群众，对于群众带来的慰问品，都要以市场价格进行折算，并支付现金，并且在慰问结束后，各部队配车将老乡们送回家。
后来，我们离开时，当地群众也纷纷前来相送。
这就是当年我们在云南参战切身的经历，那种军民情谊，时至今日，依旧难以忘怀，时常会想起文山地区那些少数民族群众，想起陈大爷一家。
什么叫军民鱼水情，我想这是最好的诠释了。我们们的部队为何叫人民解放军，因为人民就是我们的基础。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更爱子弟兵，而这不正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断强大、强盛、跻身一流军队的根本原因吗？我深为自己曾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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