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想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不是小说，而是一部通俗的思想著作，发表于1856年。

主要内容其实在探究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及其与旧制度的内在联系。托克维尔通过大量档案研究指出，大革命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旧制度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他颠覆了传统观点，指出社会专制并非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遗产。旧制度下的王权通过御前会议、总督制度等手段逐步削弱地方自治，将权力垄断于于巴黎。

例如，路易十四时期的总督在地方掌握财政与行政实权，摧毁了封建贵族的残余势力，同时通过卖官鬻爵剥夺城市自由，最终形成“巴黎吞噬外省”的格局。这种垄断权力的趋势在大革命后不仅未减弱，反而被拿破仑进一步强化。

托克维尔强调，大革命表面上是与旧制度的决裂，实则延续了其专制社会的逻辑。革命者虽然推翻了封建特权，却继承了旧制度的国家机器，甚至以更激进的方式推行强权。例如，革命政府废除地方自治后，通过行政划分将全国纳入统一管理体系，这与旧制度下的总督制度一脉相承。此外，旧制度下的社会分裂（如贵族与平民的对立）在革命后转化为新的阶级矛盾，导致社会动荡反复。

托克维尔揭示了旧制度下自由精神的缺失如何为专制铺路。旧制度末期的改革（如路易十六的财政改革）因缺乏民众参与而激化矛盾，反而加速革命爆发。革命后，尽管口号是“自由与平等”，但民众对平等的追求压倒了对自由的渴望，最终接受拿破仑的专制统治。

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批判聚焦于其专制本质、等级特权与结构性不平等，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大革命的爆发路径与矛盾结局。

路易十四的“太阳王”统治是旧制度专制化的标志。王权通过御前会议与总督制度，将司法、立法、行政权力垄断于于君主一人，形成“人治”模式。法律沦为君主意志的工具，地方贵族被边缘化。

权力的垄断和官僚制度使得官员的任免与晋升依赖上级而非民众，滋生腐败与欺压。托克维尔指出，底层官吏“只要手中握有一点权力，就会对民众多方刁难”，这种官僚主义成为旧制度崩溃的催化剂。

旧制度末期的改革（如路易十六的税制改革）因触及特权阶级利益而步履维艰，反而暴露了专制政府的脆弱性。托克维尔提出“最危险的时刻是坏政府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改革激起了民众对平等的期待，却未能满足其诉求，最终引发革命。

旧制度将社会划分为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与平民（第三等级）。前两者占人口2%，却垄断土地、免税权与官职；第三等级承担全部税负，却无政治权利。托克维尔指出，这种“特权制度化”导致社会严重分裂：贵族因免税权与平民对立，资产阶级因居住城市与农民疏离，甚至同一等级内部（如世袭贵族与新封贵族）也因细微差异彼此敌视。

等级制度不仅固化经济不平等，还塑造了文化隔离。贵族脱离乡村，沉溺凡尔赛宫廷的虚荣；资产阶级模仿贵族生活方式，却因身份限制无法晋升；农民被排斥在文明之外，陷入“贫穷、蒙昧与粗野”。托克维尔认为，这种隔离导致社会纽带断裂，民众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形成“看客心理”，为专制统治提供了温床。

旧制度的税收体系以“特权”为核心：贵族与教士免税，农民与资产阶级承担军役税等苛捐杂税。托克维尔发现，18世纪法国农民的税负甚至比13世纪更重，尽管他们已摆脱领主统治。这种“向穷人征税”的畸形财政加剧了阶级仇恨，使革命成为唯一出路。

所以说，托克维尔揭示出法国大革命的反反复复，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专制形成了集体无意识，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民众。每到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们会情不自禁的选择最为熟悉的制度来确保大家能过安稳的日子。这绝非一朝一夕能改变的，这是历史的宿命，专制的命运轮回。托克维尔的思想超越了历史叙事，直指专制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自由的平等终将沦为奴役，而没有平等的自由则难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