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代，对于阎长贵而言，“陈伯达”这个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在他的眼里，陈伯达是一个首长级别的人物。本文来自“怪味胡豆史”首发于头条号，禁止其他作者转发和搬运，违者必究！

这篇文章，我们就以小见大，从阎长贵的角度，去了解了解陈伯达这个大人物。

第一次见到陈伯达的时候，是在1958年的一个秋天。

那时候的阎长贵在政研室的思想动态组工作，这个小组归陈伯达管辖，但他平常很少来，在阎长贵的印象中，这个老夫子也就只来过两次。

那一天，动态组正在开会的时候，陈伯达不打招呼就过来了。这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去视察工作的时候，往往是不事先通知，自己一个人就过来了。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关锋，他看到陈伯达进来了，就站起来说：“请陈伯达同志作指示”。

阎长贵原以为这个大人物，要发表什么长篇大论的指示，哪知道陈伯达摆摆手，说没有什么指示，就是过来看看。他简单的东拉西扯了一下，随后就对关锋半开玩笑的说道：“大哲学家，最近又发表了什么新作？拿了不少稿费吧？”。

领导突然造访，让会场的氛围有些紧张，陈伯达的这句玩笑话，让大伙的压力变小了许多。

关锋也是开玩笑的回复，说伯达同志老拿自己开玩笑。

陈伯达哈哈大笑，又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随后就离开了，真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这是阎长贵第一次见到这个“大人物”，给他留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至少是亲切的，没有架子的一个人。

第二次见面是在1961年的时候，具体是什么时候，阎长贵都有些记不得了，模糊的记得不是四月就是五月。当时，陈伯达在搞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的调查。选择的地方就在河北的霸县的堂二里公社，那时候的霸县还归属于天津管辖。

对于这次调查工作，陈伯达十分的重视，他虽然没有住在堂二里，但却是自己亲自把关抓这次调查工作。

跟随陈伯达一起来搞调查工作的人，主要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人，陈伯达当时是《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住在天津的大理道小招待所，其他的工作人员，直接驻扎在堂二里公社，阎长贵当时已经调到了《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小组工作，这次调查，他也跟着去了。

那时候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农民们吃公共食堂也吃不饱，调查组六个人在公社食堂的伙食待遇也很一般，就是粗粮和“瓜菜代”，勉勉强强能够哄饱肚子。不过，还是闹出了有些尴尬的事情，因为干部的粮食定量标准比较低，最后一算账，好家伙，六个调查人员的伙食大大超出了定量的标准。公社就让他们如数把粮票交齐，但是六个人也拿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是打了欠条，以后再来补上。

再来说说陈伯达，他虽然没有亲自来堂二里公社蹲点，但会让人不定时过来传达自己的指示，陈伯达自然也没有闲着，他和其他人在天津附近的农村搞调研。

一直到调查即将结束的时候，陈伯达这才亲自来堂二里视察工作。

得知陈伯达要去堂二里，天津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尤其是保卫工作方面。当陈伯达下车的时候，看到居然有那么多的车子和人，脸上就有些不高兴了。他并不知道搞出了这么大的排场，于是乎，陈伯达立即让人把那些警卫都给撤走。

其实，天津方面也是有苦衷的，对于陈伯达这样的大人物，安保工作要是不到位，倘若出了什么差池，那后果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这个老夫子历来都很不习惯，可以说是有些排斥这种礼仪和保卫制度。

这个小插曲过去以后，没想到在接待宴席上，陈伯达直接扭头就走，直接罢宴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霸县堂二里公社得知陈伯达要来视察工作，那肯定得要接待好，于是就准备了一桌很丰盛的午宴，可以说是鸡鸭鱼肉都齐全了。这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无所谓，但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桌饭菜可是很奢侈，也可以说是超规格的接待了。

陈伯达过来一看。脸色当即就很不好看了，直接罢席，让人把菜撤换掉。

那些鸡鸭鱼肉都撤了，换成了粗粮和瓜菜之后，陈伯达这才回来吃了午饭。

那时候，不仅普通老百姓都吃不饱肚子，就连很多干部也是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陈伯达来农村视察工作就吃这种规格的宴席，这事要是传出去了，肯定会有损他的形象。因此，他直接选择“罢宴”，也属正常，也是明智之举。

吃完午饭以后，陈伯达需要午休，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为此，公社方面特意腾出一个小房间，供他午休使用。

但是呢，麻烦事又来了，陈伯达走进去一看，好家伙，里面居然准备了一张柔软的床。陈伯达扭头就出了单间，任谁都劝不住。他直接跑去一个小会议室，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说自己随便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在调查组里面，就属阎长贵年纪小，职务也低，因此，大家伙商议之后，就让阎长贵去照顾陈伯达午休。

这是阎长贵第二次和陈伯达会面，也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单独和这个大人物直接接触。

阎长贵自然有些惶恐，他看到陈伯达坐在硬椅子上，就赶紧去找来一个稍微柔软的藤椅，让他换个地方午休。当陈伯达闭目养神的时候，阎长贵给他的腿上盖上了一条毛毯。不消一会，这个老夫子就熟睡了过去，蜷缩着身子，休息了大约有个半小时。

这第二次的接触，给阎长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尤其是听说这个大人物一来就撤走警卫员，中午罢宴，又不肯去单间睡午觉，在他心里，对陈伯达升起一股肃然的敬意。这个好印象，一直持续到1966年，从这一年开始，阎长贵对这个老夫子的印象，也是逐年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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