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秋天，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处，一群刽子手正摩拳擦掌，准备对＂戊戌六君子＂行刑。就在这生死攸关之际，一位泪流满面的女子突然冲到囚车前，那是谭嗣同的结发妻子李闰。她颤抖着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动容的话：＂我想为你生个孩子！＂面对妻子的深情告白，谭嗣同却说出了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这位年仅33岁的维新志士，为何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如此惊人之语？
一、谭嗣同的成长轨迹：从诗书门第到维新志士道光二十六年，京城谭府迎来了一位贵客——湘潭籍进士、时任浙江学政的曾国荃。这位曾国藩的胞弟专程来拜访他的挚友谭继洵，为的是向这位即将赴任户部郎中的老友道贺。
谭继洵虽为官职不显，但在诗书传家方面颇有建树。府中藏书万卷，其中不乏《资治通鉴》《四库全书》等珍本典籍。每逢假日，谭继洵都会在府中的墨香轩为幼子谭嗣同讲解经史子集。
1865年春，谭嗣同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中降生。其母徐氏出身南京望族，不仅通晓诗词歌赋，还精通《左传》《史记》等经典著作。徐氏常对府中下人说：＂教子贵在严而有方。＂每当谭嗣同读书时，她都会在一旁安静地绣花，偶尔指出儿子读错的字句。
1873年，谭继洵结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同治年间的举人欧阳中鹄。这位饱读诗书的老先生不仅精通四书五经，还广泛涉猎西方典籍。欧阳中鹄曾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泰西之学，实为救国良方。＂
谭继洵一眼相中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立即延请其为家塾先生。从此，年仅八岁的谭嗣同便开始跟随欧阳中鹄研习经典。与其他塾师不同，欧阳中鹄除了教授传统经典外，还经常向谭嗣同介绍西方的科技发明和政治制度。
一日，欧阳中鹄拿出一本《万国公报》，指着上面的蒸汽机图解向谭嗣同讲述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就。这些新奇的知识让年幼的谭嗣同如饥似渴，常常追问到夜深。
1880年，十五岁的谭嗣同已能写出工整的八股文。一次，他从一位英国传教士手中得到了一本《泰西新史揽要》，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到了西方近代史。读完这本书后，谭嗣同向欧阳中鹄提出了许多关于变法图强的想法。
欧阳中鹄欣喜地看着这个聪颖的弟子，语重心长地说：＂中国若不变法，终将被列强瓜分。＂这句话深深印在了谭嗣同的心中，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谭嗣同在耳濡目染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不满足于传统的八股取士之路，开始广泛阅读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著作，同时也在暗中搜集各种西方报刊和书籍。
1883年，谭继洵因病告老还乡，全家迁回湖南。临行前，欧阳中鹄送给谭嗣同一套《海国图志》，并题赠：＂望君他日能为国效力。＂这成为谭嗣同日后投身维新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二、与李闰的情缘：书香门第的佳偶
光绪八年初春，湖南浏阳城内的李府张灯结彩。这位曾任湖广总督幕僚的李寿蓉正在为女儿李闰相看婚事。作为咸丰六年的进士，李寿蓉在当地素有＂诗书传家＂的美誉。
这一天，谭继洵派了媒人上门，为年仅十三岁的谭嗣同提亲。李寿蓉翻开谭家送来的家谱，看到谭继洵不仅是当朝户部郎中，更出自江南望族，便欣然应允了这门亲事。
李闰自幼在诗书之中长大，其父李寿蓉常在家中开设诗会，各路名士齐聚一堂，谈古论今。李闰常在屏风后静听这些饱学之士的谈吐，耳濡目染之下，对诗词歌赋都颇有见地。
一日，李闰正在后院练习书法，突然听到父亲与客人谈论她未来的夫婿。那客人说道：＂谭家公子虽年幼，却已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更难得的是对时事多有关注。＂这是李闰第一次听到有关谭嗣同的描述。
五年后的春天，李闰终于与谭嗣同完婚。婚礼当日，新郎赠诗一首：＂书香门第两相连，才子佳人喜结缘。＂李闰提笔回赠：＂愿为君妻相伴行，不负韶华共此生。＂两人的诗作在当地文人圈中传为佳话。
婚后的李闰贤惠能干，不仅操持家务井井有条，还经常与丈夫一同研读典籍。每当谭嗣同读到精妙之处，李闰总能适时点出关键，展现出非凡的见识。
光绪十五年冬，李闰喜得一子。然而天不假年，孩子生下不久便因病夭折。这场变故并未击垮这对年轻的夫妻，反而让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李闰开始全心辅助丈夫的学业，替他抄录文稿、整理书籍。
一次，谭嗣同读到《天演论》中＂物竞天择＂的观点，与李闰探讨至深夜。李闰说：＂此书讲的是强国之道，君何不多读些西学？＂从此，谭嗣同开始广泛涉猎西方著作，李闰则主动学习英文，协助丈夫翻译外文书籍。
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决定投身变法维新。李闰不但没有阻拦，反而变卖首饰，支持丈夫创办新式学堂。每当谭嗣同为变法之事忙碌时，李闰就在家中抄写各种新政方案，并细心校对。
就这样，这对才子佳人既是夫妻，又如挚友。李闰不仅是谭嗣同的贤内助，更是他志同道合的伴侣。直到戊戌变法前夕，李闰仍在协助丈夫整理变法奏折，为即将到来的维新运动默默付出。
三、维新路上的三次抉择
光绪十六年春，长沙贡院内人声鼎沸。这是谭嗣同第五次参加科举考试，然而这一次，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在主考官宣布开考后，谭嗣同将准备已久的八股文撕成碎片，扔在了考场中。
这一幕被同考场的举子看在眼里。一位举子后来回忆道：＂只见谭公子将文稿撕碎，大步流星地走出贡院，脸上毫无惋惜之色。＂这个举动轰动了整个湖南士林，也标志着谭嗣同彻底与科举制度决裂。
第二天，谭嗣同在给好友梁启超的信中写道：＂八股取士，已不合时宜。泰西各国，皆以实学取士，我朝若不改弦更张，何以图强？＂从此，谭嗣同开始筹划创办新式学堂。
光绪二十二年夏，谭嗣同面临第二个重要抉择。此时的他已被朝廷任命为江苏候补知府，前途似锦。然而就在赴任途中，他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运河边上，饥民们正在捡拾地上的谷糠充饥。
这一场景让谭嗣同当即决定辞官。他找到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不如将知府的俸禄用来办学。＂张之洞虽然不解，但还是准了他的辞呈。
随后，谭嗣同将家产变卖，在湖南创办了湘学报馆。他在馆中设立了＂西学译报处＂，专门翻译介绍外国的政治、科技著作。一位曾在报馆工作的学生回忆：＂谭先生常说，与其做个清闲知府，不如为国家培养人才。＂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北京城内流传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光绪帝下诏变法。谭嗣同此时正在京城，接到了康有为的密信，说有人密谋反对新政。康有为劝他立即离京，避免不测。
这是谭嗣同面临的第三个生死抉择。当时已有多位维新派人士准备了逃亡的路线，其中包括他的好友梁启超。然而谭嗣同却在给李闰的信中写道：＂变法之事，关乎国运。若人人畏死逃亡，何以服天下之心？＂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当时，谭嗣同正在浏阳会馆中整理变法奏折。有同乡提醒他：＂太后已下令捉拿维新派，速速离京吧！＂谭嗣同却说：＂吾辈倡导变法，岂能在国难当头之际逃之夭夭？＂
四、狱中诀别：超越生死的深情1898年9月24日，北京城内笼罩着一层肃杀之气。慈禧太后的政变令已经传遍京城，大街小巷都在议论维新派的命运。这一天，一群兵丁闯入浏阳会馆，将谭嗣同押解入狱。
消息传到李闰耳中时，她正在为丈夫抄写《仁学》的最后几页。当晚，李闰找到了一位在刑部当差的族兄，以家传的一对玉如意为代价，换取了一次探监的机会。
狱卒打开牢门时，李闰几乎认不出眼前的丈夫。三天的刑讯让谭嗣同遍体鳞伤，但他见到妻子的第一句话却是：＂《仁学》抄写完了吗？＂李闰强忍泪水，点头称是。
在这次会面中，夫妻二人说的最后一段对话，被一位当值狱卒记录了下来。这位狱卒后来投靠了同盟会，将这段记录交给了孙中山。据记载，李闰说：＂我已托人在城外备好快马，趁夜可助你逃走。＂
谭嗣同却摇头道：＂若连我也逃了，谁来为变法承担责任？＂接着，他又叮嘱李闰：＂你还年轻，不要为我守节。日后若是再嫁，一定要找个明理的人。＂
此时李闰泣不成声，说出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话：＂我想为你生个孩子！＂这句话让在场的狱卒都为之动容。谭嗣同沉默良久，才缓缓说道：＂如果我们的孩子一降临人世就要面对这样一个腐朽黑暗的世界，那还不如从未出生过，否则，这世上岂不是又多了一个奴隶吗！＂
这场诀别持续了约莫一个时辰。临别时，谭嗣同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托付给李闰。信中写道：＂吾死后，望你将《仁学》付梓，此书关乎国运，不可遗失。＂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四天后，李闰打扮成小贩，混在围观的人群中，远远地望着囚车驶向刑场。据当时在场的一位老人回忆，谭嗣同被押解出狱时，面容平静，目光如炬，仿佛是去赴一场普通的约会。
就在刑场上，谭嗣同还在高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番话被当时在场的一位画报记者记录下来，后来刊登在《时务报》上，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刽子手挥刀的那一刻，有人听见人群中传来一声压抑的哭喊。那声音很快就淹没在嘈杂声中，无人知晓那是否是李闰的声音。这对才子佳人最后的诀别，就这样定格在了这个秋日的午后。
五、历史的回响：永恒的精神传承戊戌政变后的第三天，北京城内的街道上贴满了朝廷的告示。这份告示宣布废除新政，并将六位维新志士处以极刑。一位在现场围观的英国记者将这一幕记录在他的日记中：＂这座古老的城市笼罩在一片悲凉之中，人们行色匆匆，不敢驻足观看告示。＂
六君子就义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在上海，《时务报》的编辑们冒着被查封的风险，用整整一个版面报道了这一事件。报纸上不仅刊登了谭嗣同就义前的遗言，还刊出了他生前主张变法维新的文章节选。
在日本，正在避难的梁启超得知挚友遇害的消息后，立即着手编纂《戊戌政变记》。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变法运动的始末，其中专门有一章讲述谭嗣同拒绝逃亡的经过。梁启超在书中写道：＂谭先生以身殉道，其气节足以千古。＂
李闰在丈夫就义后，独自承担起了整理谭嗣同遗著的重任。她将丈夫生前未完成的《仁学》手稿悉心保管，并在1901年设法将其送到日本，交由梁启超出版。这本书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
1902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发表演说，特别提到了谭嗣同的事迹。他说：＂谭先生虽死，然其精神永存。＂演说结束后，不少留日学生自发组织了纪念会，朗诵谭嗣同的诗文。
1904年，一位署名＂匿名＂的作者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谭嗣同就义前，曾将一册手写的《变法条陈》交给狱卒，请他转交给后人。这份文稿后来被人秘密保存，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公之于世。
李闰此后的生活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据当时的《湘报》记载，她始终未再婚配，而是在湖南创办了一所女子学堂，专门收留维新志士的遗孤。学堂的课程中，除了传统的诗书礼乐，还加入了自然科学和世界历史等新学科。
1906年，日本明治大学的一位教授专程来到中国，寻访戊戌变法的历史。他在长沙见到了李闰，并将这次会面记录在了《东亚变革史》一书中。李闰向他展示了谭嗣同的遗物，其中包括一本写满批注的《天演论》和几封未寄出的信件。
随着时代的推进，谭嗣同的事迹逐渐为更多人所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游行队伍中举着写有谭嗣同名字的牌子。当时的《新青年》杂志还专门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谭嗣同的变法思想对青年学生的影响。
如今，在湖南浏阳的谭嗣同故居里，依然保存着他和李闰的婚书、书信往来，以及那本被反复修改的《仁学》手稿。这些泛黄的纸张，见证了一段跨越生死的维新变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