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九年（1804 年），贵州玉屏知县张澍因父亲病重告退回到原籍凉州（今武威）。

有一天闲来无事，他独自一人来到凉州“清应寺”游玩。

清应寺始建于西汉时期，虽历经两千余年，但历代都有大规模修缮，由此保存的相对完好，也是河西走廊著名的寺院之一。

游玩过程中，张澍忽然发现了一座被砖封的亭子，四周荒草丛生。

张澍不解，问主持时，主持告诉他亭子已经封了几百年，相传是为了镇压妖邪而建的，不可贸然打开。

但张澍执意要求拆封。

加之张澍有官衔在身，主持无奈只得撬开砖墙，只见亭中立着一座巨大石碑。

石碑正面文字乍看可识，细看却无一字能识，字体方整似今楷书。张澍也算读书人，可一个字也不认识，令他十分不解。

而转到塔后，塔的后边刻着熟悉的汉字，记载的是修建护国寺和感通塔之事，落款年号为“天祐民安五年”。

“天祐民安五年”很明显是年号，但张澍苦思冥想，就是想不起来这个年号到底是哪一朝的年号。

要知道张澍也是一位史学家，熟读史书，对于年号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想出来，但这个，他搜肠刮肚，就是想不出来。

回家后又遍查资料，最终在《宋史·夏国传》中才看到，原来“天祐民安”是西夏夏崇宗的年号，对应的是北宋哲宗绍圣元年，即公元1094年，距当时已经有七百年的历史了。

此时，张澍才意识到自己揭开了一段尘封七百年的历史，让西夏王朝重现世人眼前。

然而，他又发现当时西夏相关史书匮乏，元朝修前朝史时，并没有为西夏作史，仅在《宋史》《辽史》《金史》附属部分有少量记载，似对西夏有所歧视。

那么，西夏王朝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为何会被前朝的史学家集体遗忘呢？

西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由党项族建立，其历史发展、政治制度、文化成就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之处。

党项族原本是古代羌族的一支，唐朝末年因平定黄巢起义有功，首领拓跋思恭被赐姓李，封夏国公，奠定了割据基础。

后经李继迁、李德明两代经营，到李元昊时期（1038年）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夏”。

因其位于中原以西，宋人称之为“西夏”。

李元昊在位期间创造了西夏文字，颁布秃发令，建立军政制度，并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战役中连续击败北宋军队，迫使宋仁宗签订了“庆历和约”。

那时起，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格局。

然而，在那种鼎立局面中，西夏始终是最弱的一方。

与宋、辽、金那些拥有庞大人口和经济基础的王朝相比，西夏国土面积虽广（鼎盛时期包括今宁夏全部、甘肃、青海大部分和内蒙古部分地区，约为当时中国领土的十分之一）。

但人口稀少，资源有限，长期处于“被几大国’包饺子’”的境地。

为求生存，西夏采取了一种极为灵活的“骑墙”外交策略：时而联辽抗宋，时而联金抗辽，最后又依附蒙古对抗金朝。

那种策略虽使其在强敌环伺中存活下来，却也使其被视为“反复无常”的小国，难以获得历史书写者的尊重。

另外，西夏的弱势地位还体现在其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上。

尽管李元昊称帝，但西夏多数时候仍需向宋、辽、金等王朝称臣纳贡，以换取和平与经济利益。

如，1044年“庆历和约”后，西夏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却仍需向宋称臣，换取岁币。

更为关键的是，西夏在文化心理上始终未能摆脱对中原的依附心态。

李元昊虽刻意强调党项民族特性（如创制西夏文、推行秃发令），但其政治制度、官僚体系多仿效宋朝。

后期统治者如夏崇宗李乾顺、夏仁宗李仁孝更是大力推行汉化改革。文化上的效仿，也进一步削弱了其独立地位。

1227年，蒙古大军异军突起，开始在蒙古草原横行天下，先后灭了很多部落，西夏也未能幸免。

尤其是，因特殊原因，当时蒙古首领成吉思汗意外死于征讨西夏的途中，蒙古人将西夏视为仇敌，狠狠地报复了一番。

第二年，公元1228年，享国一百八十九年，共十帝的西夏王朝就此灭亡。

元至正三年（1343年），入主中原近百年的元朝终于想起来为前朝修史了，就下诏让丞相脱脱为宋、辽、金三国修史。

但奇怪的是，那次修史，却单漏了西夏。

有人说是脱脱因成吉思汗的原因，而不为西夏修史，但细细想来仅因那样的原因，难免显得有些格局不够了。

其实除了成吉思汗的原因，至少还有四个原因使得西夏被史学家选择性遗忘了。

1、藩属身份

西夏在其存在期间，曾先后成为辽、宋、金的藩属国。即便李元昊称帝，西夏仍向宋朝称臣议和，接受“国主”封号，而非“皇帝”称号。

在元朝史官眼中，西夏始终是一个地方政权，而非与宋、辽、金并列的独立王朝。

如果为西夏修史，那么其他藩属政权如大理国、高丽国等是否也需要修史？这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

2、大量典籍被毁

蒙古军队攻灭西夏时，将西夏的宫殿、皇陵付之一炬，大量重要的典籍如实录、谱牒等毁于战火。

后来，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挖掘西夏文献时，发现的大多是佛教著作，而非历史著作。

另外，西夏政权本身也不重视修史，其《杂字》和《西夏官阶封号表》中几乎没有与史官相关的官职。

那种对历史记录的忽视，使得后世难以找到可靠的史料来为西夏修史。

3、西夏遗民的沉默

尽管党项人在元朝中期地位有所提升，且出现了不少文人，但他们始终没有为自己的先民留下一部完整的史书。

如，党项人后裔余阙在元朝官至江淮行省左丞，却也未见其有为西夏修史的举动。

4、西夏文化的消亡

西夏文虽然从汉字中演化而来，但其晦涩难懂、难以普及，随着党项族的逐渐消亡，那种文字也成为了“死文字”。

到了明朝初年，西夏的历史已经变得相当陌生。后来庆王朱栴在宁夏发现西夏皇陵时，当地人甚至不知道其来历。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100年前俄国探险家来到西夏黑水城，为了寻找所谓的宝藏，当时带走了大量的西夏文物。

文献记载，当时他们轻轻松松就挖掘了十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大量宝贵的文物，然后迅速运输到圣彼得堡。

由此，如今关于西夏最完整的资料和文物，大多藏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博物馆，而我国存之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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