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期间，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但却依然没有放弃反共，消灭八路军的活动。

那时候，他们不断地制造摩擦，还在摩擦后，将制造摩擦的罪名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头上，让人十分气愤！林伯渠便对此感到深恶痛绝！

1935年6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这个宣言，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发布了《对日宣战通电》和1933年1月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布“对日战争”后的又一个抗日宣言。

在这个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在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红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出了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这个通电指出：

“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形成了社会主流。

然而，蒋介石却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不顾国破家亡的现实，仍然坚持调集重兵，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以图实现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

1936年12月12日，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的张学良将军，联合杨虎城将军，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将反动的蒋介石扣押了起来。

同时，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

当天，张学良和杨虎城等将军署名发表了《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危急形势下，他们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督促蒋介石进行抗战。此外，在这个通电里，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提出了八项主张。

最终，蒋介石同意了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共同参与的谈判中议定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停止，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国共两党为了抗日这个共同目标，逐步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

8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此外，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八路军的名义，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主要城市设立了公开办事机构。

此时，原西安红军联络处改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林伯渠被任命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任职期间，林伯渠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广泛团结了各阶层的人士一致抗日，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在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日的过程中，蒋介石依然没有放弃反共的真实面目，在1939年冬至1944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那段时间，国民党顽固派经常破坏团结，制造摩擦。之后，他们又常把搞摩擦的罪名，强加到共产党的头上。

一次，奉命驻防陕西的国民党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派他的副官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公干。

得知是胡宗南的副官来访，林伯渠对他以礼相待。然而，胡宗南的这位副官却显得趾高气扬，并口出高谈阔论说什么八路军“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不遵守三民主义，搞共产主义宣传”。

见胡宗南的副官如此无理，林伯渠知道这与胡宗南的授意脱不了关系，便进行了严词驳斥：

“八路军在前方打了那么多胜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八路军破坏抗战呢？你们把守卫河防的部队开到陕甘宁边区的周围，把枪口对准边区，这难道叫抗战吗？你们不打日本打友军，这难道是增强团结吗？我们宣传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有人却说我们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破坏两党的团结！！！”

由于林伯渠说的有理有据，胡宗南的副官无法反驳，看着林伯渠说不出话来。

于是，林伯渠决定趁热打铁，便半规劝半警告他说：“你我都是中国人，不要敌人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骂共产主义，你们也骂共产主义。如果同敌人的言行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倒会使人怀疑你们和敌人一定有所勾结，或订立了某些默契！”

林伯渠的话说完后，胡宗南的副官一时竟无言以对，憋得满脸通红，气氛十分尴尬。

见胡宗南的副官如此窘态，林伯渠为了缓和气氛，又说：“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的，最多是受了亲日派的挑拨，上了当。”

听了林伯渠的话，胡宗南副官的脸色有了好转。

后来，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发起的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场斗争中，林伯渠坚持党的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对国民党军的自卫反击作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