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夸张地说，在当下，“工业革命”已经是一个被扫进博物馆的古老议题。但其实，算下时间，它距今不过两百年，在人类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而也就是在此期间，它被注意的程度在加速下降。尤其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区域研究和后殖民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之下，人们更关注的是这一场巨变为何产生于欧洲，而不是亚洲或其他地方。从此以后，关于工业革命的新知识大多产自比较经济史研究。
照此看来，原版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自然也难以提出超越性的知识。不过，作者奇波拉 （Carlo M. Cipolla） 却没有让读者失望。
15世纪作品《纳税银》（马萨乔）。
奇波拉提到目标读者是学生和普通读者，这意味着全书可能需要省略不必要的、烦琐的论述，但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并未减少，反而还在增加。确实，一本书的任何分析都基于所掌握的材料、分析工具和分析者理念，而后者往往隐藏于字里行间。于是，奇波拉有意增加论述，将一个概念、一种方法的来龙去脉都告知读者。
然而，多读几章才发现奇波拉这一写法，实际上贯穿着一个在当时极为重要的命题。从价值、需求、财产转移到劳工，再到资本，他讲的绝大多数概念在历史上都不是连续的。比如在十八世纪前，礼品、慈善是极为常见的财产转移方式，需求无公私之分，与我们现在熟悉的定义大为不同。奇波拉写到快一半时说了一句“经济史若要言之有理，一定要讲社会史”。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点题了。这也是书名中“社会与经济”的含义。经济行为是潜入到社会当中的。奇波拉将工业革命前夕的社会和经济演变追溯至十一世纪，把时间拉得如此之长，也意在说明，由工业革命塑造的经济发展、增长方式根植于欧洲漫长的社会演变。当然，这一切同样也在改变着社会，因此才有人们对它的赞美和反思。
奇波拉的重心是社会演变如何改变经济行为，并引发工业革命。在这一部分，他不厌其烦地介绍经济概念在工业革命前的形成、内容、演变，约等于讲述了一遍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基础。这实现了他的通识写作定位。关于经济对社会的改变，奇波拉回答不多，在结尾部分，他提问欧洲开创并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工业革命文明是否还有希望。在全书完成约半个世纪期间，冷战结束，全球产业已经经历多次转移，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考虑让工业重新崛起，不过作者的提问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遗憾的是，作者在他的年代没有给出答案，但就像他说的，回顾人们在工业革命中经历的“幸福”和“苦难”，才可能清楚继承什么、反思什么。
以下内容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一书，讲述的是工业革命前夕，欧洲诸国的“个体需求”演变状况。摘编有删节。
原作者｜卡洛·M.奇波拉
摘编｜罗东
01
“平安岁月”不是工业化之前的欧洲的常态
可支配收入越低，食品的开销就越高。这种现象的原因，用术语来讲就是，食品需求具有的收入弹性低于整体。这听起来令人生畏，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收入减少时，人们不能轻易压缩食物开支，而当收入增加时，人们的食物摄取也不能超过某一点。
1950年，食品开支占美国总消费开支的22%，英国为31%，意大利为46%。显而易见，国家越穷，其居民食品支出占可使用收入的比例越大。类似的论证也适用于面包开支与整个营养开支之间的关系。收入越低，对面包和淀粉这类“贫穷”食品的支出就越大。
在16世纪的伦巴第，一座有关劳动成本和生活成本的纪念馆强调：
农民靠小麦为生，……我们好像不在乎他们的其他开支，因为正是小麦的短缺导致劳动者提出索赔要求；他们对衣服和其他需要的开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农民被归为工业化之前欧洲的最低收入群体。城市大众生活比较优裕，但是每当现存的文件允许对开支结构做出一些估算的时候，人们通常会发现，在正常年度，甚至在城市，普通大众60%~80%的开支是用于食物。虽然普通人用于食物的开支占收入的60%~80%，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吃得好喝得好，恰恰相反，广大群众食不果腹，一般人的收入非常低，即便是不良的饮食，其所需的花费都要占收入的60%~80%，而且是在平安岁月里。但平安岁月不是工业化之前的欧洲的常态。
人们对植物并不加以选择，不知道该如何同害虫做斗争，肥料也鲜为人知。结果，作物歉收司空见惯。此外，比较原始的运输系统使得任何长途食品供给，除了在海上，都不可能做到。因此，食品价格剧烈波动，这反映出需求的刚性和人类对恶劣自然力量控制的限度。1396年到1596年期间，在安特卫普这样的港口，海航运输非常容易，在某11年中，黑麦的价格每年都长100%~200%；而在另外9年中，每年都有200%以上的跳跃式增长。
02
饥饿、寒冷与提供象征性价值的食物和衣物
较低阶层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不断受到饥饿的威胁。这可以解释食物在工业化之前的欧洲所获得的象征性价值。富人和穷人的其中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富人能填饱肚子。宴会是区分节日庆祝、村庄庙会、婚礼与日常生活的标志。慷慨提供食物是好客的象征，亦是一种尊重的标志：大学生在毕业日必须为老师举办奢华的晚宴；来访的君主或外国使者总会受到丰盛宴会的款待。在这种场合，人们会恣意放纵，大吃大喝，这是一种对饥饿的反应，人人对这种饥饿感到害怕，且这种饥饿的状态浮现在贫民的憔悴面孔上。好客的程度、宴会的重要性、对长者的尊敬——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食物的丰盛和由此而产生的胃胀之中。
买到了食物，普通人就再没有什么别的需要，不管其有多么基本。在工业化之前的欧洲，一件衣服或一块做衣服的布依然是普通人一生中只能买得起几次的奢侈品。医院管理者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在于，确保死人的衣服“不会被盗走，而是传给合法的继承人”。
在瘟疫流行期间，城市当局千方百计地没收死者的衣服，这种衣服一般都会起到传播流行病的作用。普拉托 （托斯卡纳） 1631年发生瘟疫，有一位外科医生在传染病医院工作生活了大约8个月，切割腹股沟腺炎和处理褥疮，最后他染上了瘟疫，但得以康复。在这期间，他都穿着同一套衣服。最后，他要求镇政府给他赏钱，用来给自己买一套价格为15杜卡特的新衣服，这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在普通人当中，谁能在过节时穿上一件体面的上衣就算是幸运的，农民总是衣衫褴褛。所有这一切导致地位象征制度化的出现。如法国路易九世经常所言：“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身份穿衣是再合适不过的。”由于布价相对当前收入非常高，就是“外衣的长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地位”。贵族和富人惹人注目，因为他们能买得起长外衣。为了省钱，普通人穿的外衣只齐膝盖。由于外衣长度获得了象征性价值，因此这就变得制度化了。在巴黎，外科医生分成两类，受过高级培训的外科医生有权利穿长外套，而低级的理发师外科医生没有权利穿过膝的外套。
较低阶层的民众把大部分收入用来买食品和衣服后就所剩无几，租房、取暖都成问题。在大城镇，房租相对于工资而言极其高。在17世纪下半叶的威尼斯，租一个或两个简陋不堪的房间所需的费用超过一个技术工人工资的12%。51因此，住房往往不过是很多人挤在一起的小茅舍，这使得细菌在流行病暴发时期容易传播。在米兰1576年瘟疫流行期间，市中较贫穷地区有1563栋房屋被认为受到感染，这些房屋里共有8956个房间，住着4066个家庭。这说明每个屋子平均有6个房间，每个家庭有2个房间。米兰公共卫生董事会于1579年发布了一道法令，大意为：不管人们多么贫穷，地位多么低下，都不允许在一个房间里27拥有多于两张床，一张床上不许睡两人或三人以上。那些声称自己有可以宽绰摆下多于两张床的房间的人，必须通知公共卫生董事会，董事会会派检查员来检查。这是智慧之举，但是贫穷成了智慧的障碍。
1630年米兰瘟疫暴发，有一位牧师在报告中写道：瘟疫对穷人的打击最大，这是由于他们在被俗称为马厩的房子里拥挤不堪的居住条件，其中每个房间里都挤满了大家庭，臭气熏天，传染病流行。在热那亚1656~1657年流行病期间，有一位修女报道说：很多穷人的居住环境非常拥挤。每所房子住十到十二户人家，经常看到八个人或更多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没有水源或任何其他设施。
当然，并非所有的劳动者都生活在这样可怕的环境里。如前所述，在较低阶层内部也有差别。还有在较小的中心里，情况并不像在大城市中那样糟糕。1630年，在普拉托小镇里，平均每三四人有一所房子，很少有超过五或六人住一所房子的。在乡下，大多数农民拥挤的居住条件和大城市贫民窟的极为相似。由于家庭生活并不快乐，男人只要有可能就搬进客栈住。
03
社会的中上层：消费奢侈，但花样不会很多
小康家庭和富人能吃饱喝足。作为对身边饥饿现象的一种反应，他们实际上吃得过多，结果患上痛风，不得不经常找外科庸医放血。由于富人家庭一直有家仆，还经常有客人，因此要估算出其食物消耗就变得错综复杂。估算食物消耗的另一个难处在于富人和小康家庭通常是土地所有者这一事实：他们消耗的食物至少有一部分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往往不计入他们的账本里。
做出准确的计算往往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现存的17世纪家庭账簿，人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粗略估算。对于16世纪和17世纪来说，人们往往会认为，富人全部消费的15%~35%在食品上，小康家庭则为35%~50%。但是这种比例与所计算出来的较低阶层的比例 （70%~80%） 没有可比性。大多民众的收入和消费实际上是一致的 （结余可忽略不计） ，而对富人而言，收入远远大于消费，两者之间的差额难以确定，从平均的角度来讲，这无论如何都没有什么意义。但与整个收入而不是与消费相比较时，富人和小康家庭的食物开支就占一个较低的比例，不超过前面提到的15%~35%。
诱使富人吃得过饱的相同心理力量驱使他们在穿着方面过分显摆。公共当局不得不用节约法令进行干预，限制富裕公民的过分张扬，防止他们在吸睛的服装上铺张浪费。收购珠宝在一定程度上是出风头的表现，也是一种收藏。但服装和珠宝开支往往是分不开的，可以推想，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类开支取决于年景，它占到富人和小康消费的10%~30%不等。15世纪末，法国国王的服装和珠宝开支不到整个皇家收入的5%~10%。
还有取暖、蜡烛、家具、园艺等方面的日常开支。当一个人在一个类别上开支过多，在另一个类别上就自然会节省。总之，食物、服装和日常花费通常足足占富人和小康当前消费开支的60%~80%。
收入分配明显不平等、实际工资水平低，这两个因素相结合就有利于对家庭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相对于收入而言弹性非常大，仆人的数量是一种富裕的象征。甚至在18世纪末，属于英国小康家庭而不是十分富有家庭的玛丽·贝里在与未婚夫筹划未来家庭资产负债表时，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列专款雇用家仆：四个女仆——一个女管家、一个给她打下手的厨子、一个招待员和一个侍婢，以及三个男仆和一个车夫。
认为富有阶级对服务的需求仅限于对家仆的需求，那就大错特错了。需求的各种服务人员包括律师、公证员、为孩子请的教师、施行宗教礼仪的人士、维护和美化生活区的各种不同的工人和艺术家；对旧贵族家庭而言，要有各种不同的演艺人员，如音乐家、诗人、侏儒和小丑、放鹰者和马夫。
富人的消费尽管有时不乏奢侈浪费的色彩，但花样绝不会很多。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技术水平不能提供具有工业社会特色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食物、服装和住房在富人的主要开支项目中占了绝大部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在于，富人可以在这三个事项上挥霍无度，而穷人则往往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此外，普通民众没有省钱的机会，而富人则有，尽管他们穷奢极侈地消费。
04
对大多数人来说，
储蓄下来的小钱暗示着英勇的牺牲
并非得到的所有收入都一定花费在商品和服务上。不花费在这样的商品和服务上的收入自然就储蓄下来了：这种不言自明的命题来自储蓄的定义。另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在于，并非所有的个人或所有的社会的储蓄程度都相同。储蓄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
a.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
b.收入水平
c.收入分配
对于a点，不必用很多话来加以说明。不言而喻，有些人更倾向于花费，而另一些人更倾向于储蓄。但是从一种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社会文化因素对人们的消费或储蓄的倾向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甚至在没有组织宣传的情况下，时尚、效仿、显摆或流行的保险或非保险条件，都会影响当前收入用于消费开支的数量。对b点来说，当收入高时，就有储蓄的可能性，当收入低时，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适用的。从长期来看，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像从短期来看那样稳定：制度的变化、道德和流行趋势会严重影响所谓的“消费函数”。但是再从更长远来看，事实依然如此：收入越低，储蓄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
在1630年的都灵，由于瘟疫，所有的人都被隔离在他们的住房里接受检疫，但是市议会注意到，大多数工人都是“得过且过”，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可依赖的储蓄，因此当他们被限制在住房里的时候，就不得不接受市里的补贴。但如我们反复指出的，即使在较低层的阶级当中，贫困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有“得过且过”的人，那么也就有勒紧裤腰带、节制欲望、千方百计来节省几个硬币的人。
如果对大多数人来说，储蓄下来的小钱暗示着英勇的牺牲，那么收入对有些人来说，就能高到允许轻松地积累大量的财富的程度。在17世纪早期的那几十年，佛罗伦萨的里卡尔迪 （Riccardi） 家族将其年收入的约75%储蓄下来进行投资。在一种贫困猖獗、矫正手段 （税收和/或配给） 缺乏的社会里，财富高度集中是形成节省的一个必要条件。
05
千奇百怪的储藏货币之法
雄伟的教堂、壮丽的修道院、豪华的住宅以及宏大的防御工事向世人证明，肯定有巨大的结余用来进行大量投资。如果储蓄下来的钱或其中的一部分还没有花，那么流通的量就会相应减少，经济就会受到通胀的压力。如果这个过程持续不断，流通的收缩实际上会达到一个不可能有进一步结余的程度。
在现代经济体里，货币储蓄要进入货币市场，关键在于要确保有足够的人和/或机构愿意借贷用于投资。但是在前工业化的欧洲，大量的货币结余往往被储藏起来，也就是没有进入 （仅仅以原始形式存在的） 金融市场，而依然闲置在床垫下、罐子里或坚固的箱子里。储藏的伎俩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相关的考古证据随处可见，甚至很容易就可以开办一家货币学杂志，意外发现的货币储藏罗列不尽。例如，法国《货币杂志》1962年期就报道了当年引人瞩目的下列发现：
1961年初，一个农民在沙普的一个农场拆墙时，发现一个装有640枚12和13世纪硬币的袋子；
1961年10月在旺塞，一个农民在用推土机推墙时，发现三个罐子，里面装有5枚银币、12枚低级银合金币和4483枚铜币，都来自16和17世纪；
1962年3月，建筑工人在蒙塔日挖土为一座新建筑物奠基时，发现了132枚来自1445~1587年的金币。
热衷于储藏的原因不难解释，情形随地点和时期而变化，但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生活在对土匪和士兵 （在那些年代里，这两个职业几乎难以区分） 的恐惧之中。“紧急储藏”在遭受政治和军事骚乱的地区和时期特别频繁，但是储藏在和平和稳定的地区和时期也司空见惯。
要理解这一事实，就必须考虑到流通的货币是由金属块组成的。对于人而言，金银总是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储藏闪闪发光的金块和银块的诱惑力大于储藏纸质印刷品的诱惑力。更为重要的是，收集储蓄并将其导入生产用途的机构不是缺少就是资质不够。就此而言，我们将会看到10世纪过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4世纪，托斯卡纳的一个普通人力劝“有现金的人不要将其闲置在家中”。但是商业和信贷发展大多发生在大城市，在小城市或乡村，储藏一直是比较好的储蓄手段。
在信贷和商业机构业已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大城市，情况有所不同。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大中心，人们还是偏向于寻求储藏。塞缪尔·佩皮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位才能极为卓越的行政官，生活在17世纪熙熙攘攘的重商主义的伦敦。1667年6月12日夜晚，荷兰人砸碎梅德韦的铁索，火烧“查尔斯皇家”号军舰，塞缪尔·佩皮斯与妻子和父亲商量如何处置“手头上有的一点儿现金”。第二天早上，他派车送他俩离开，带着1300枚金币，他要求他们把钱安全地藏在他在亨廷登郡的乡村房产里。当天晚些时候，他派遣他的职员带着另外1000基尼赶往同一目的地，而他自己搞到了一条腰带，能随身携带300枚金币，即便很不舒服。直到四个月后，他才把埋藏的金币找到，夜晚他在花园里借助于一盏灯笼挖掘，感到极其恼火：隐藏的确切地点找不到，他和父亲争辩也无济于事，因为后者是个聋人，佩皮斯不敢大声喊叫，害怕引起邻居的注意。
我感到这件事很滑稽，我将其详细报告出来的原因在于，其表明在17世纪喧喧嚷嚷的伦敦，甚至像塞缪尔·佩皮斯一样生活宽绰但并不富有的人，也在屋里储存了接近300英镑的金币，并在提及此事时称之为“手头上有的一点儿现金”，且这显然不是矫情做作。
当然，有人囤积财富，就有人抛售财富。在11世纪初期，科隆的大主教把其前任积累的所有财富都用光了，用来帮助饥荒时期的穷人。沃尔姆斯的主教伯卡德于1025年去世，留下一些书籍和三便士，把其所继承的所有财富都慷慨捐赠给了穷人。根据时代的神秘精神，教会达人的从容抛售往往都是奇迹般的神圣活动的结果。
武装匪帮的掠夺和抢劫反过来又起到财富积累并使其再度进入流通的作用。查理曼成功攻破了阿瓦尔错综复杂的防御工事，发现里面有积累了几百年的财富，把金银珠宝运回亚琛需要15辆四头牛拉的大车。
从一种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在于，在一定时期里，总储藏量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总抛售量。历史上显然有储藏压倒一切的时期，也有净抛售时期。在10和11世纪的意大利，主教和修道院在反对德国皇帝的斗争期间耗尽了他们的宝藏。整个阿尔卑斯地区的主教为了各种不同的改革运动的利益，也都是这样做的。整个欧洲宗教工程建设热火朝天，这是11和12世纪的特色，它看起来是通过一个大量抛售的过程而得到资助的。当财富得到储藏时，就无法用于投资。
从另一方面看，储藏的出现是因为投资没有吸引力。相反，抛售储藏一般与投资热以及开垦土地的诉求有关，教堂、城堡、宫殿拔地而起，运河开凿挖通，船只扬帆起航，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前工业化的欧洲，人欢马跃的进步时期并非罕见。
本文内容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一书。原作者：卡洛·M.奇波拉；摘编：罗东；编辑：西西；导语部分校对：陈荻雁。 欢迎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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