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我们讲到（点击看原文）

这段荡气回肠的川军抗战经历，一直鲜有人知晓。

一位西充的读者朋友留言，自己从军十五年，也是第一次详细了解这段历史。

冬天里只有草鞋穿的川军，曾被称为最糟糕的军队。

但八年抗战中，他们几乎无役不战，付出了最惨烈的牺牲，最终赢得了“无川不军”的称号。

作为西充勇士唯一幸存者，李宏毅得活着回家，替855个兄弟捎回口信。

在战事不断的年代，实现这个愿望异常艰难。

李宏毅用了27年，才回到西充。

一个下午，布凤友政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亲切地招呼：“老李呀，来，下河洗澡。”

我说：“好家伙，这天气敢下水呀。”

政委说：“不怕，来清洗一下。”

洗完澡，确实清醒得多。

政委早看出我的心思，他说：“老李呀，放下包袱，分清是非，择善而从啊。”

“择善而从！”一石击破井中天。

困惑我多日的心结，终于找到了解法。

抗战胜利后，告假回家不成，我只能听令回到第26师78团1营任副职。

这是衢州之战后我组建起来的营，官兵们都很熟。

当时78团住丹阳县江边胡家村一带，对面是扬中县，共产党人施光前的地盘。

1945年12月13日，78团奉命渡江进占扬中县，对方看力量悬殊，直接渡江撤走了，没费一兵一卒。

占领扬中县一周后，26师师长曹天戈奉命率两个团进占泰兴县。

师长亲自带两个团和参谋人员乘两艘炮艇沿江侦察，发现天星桥有守备。

登陆点选在大生乡西南端，没有人家的河岸突出部位，那里没有守备，靠泰兴城距离也较近。

21日，一切按计划进行，渡江进展是顺利的，黄昏开始攻城，在爬城时只遇到轻微抵抗，新四军从容得从北门撤走了。

大家在城里接收一批“胜利物资”，全部变价所得，公开数字是每个校官分一万五千元，可做一套布军装。

大家翻箱倒柜，类似皇军，被搜之家青壮隐匿，老少衰嚎；未搜之家闭门屏息，噤若寒蝉。

还有百余吨煤，不知是伪军还是新四军，被师长派来的两个辎重连给运走了。

军长王铁汉得知26师在这里发了洋财，不给上贡，耿耿于怀，后来趁整编之机，摘掉了师长曹天戈的乌纱帽。

大家在泰兴过了个愉快的新年。

但1946年1月8日深夜，76团三营防守的江边据点突然发生激战，开始就是手榴弹、冲锋枪乱响。

夜间战斗是个不祥之兆。顷刻间，电话交通都断了。

拂晓，团长刘颖悟带一个营前往救援，中途遇打援部队陷入被动，曹师长在城墙上指挥迫击炮连以急袭射击进行支援。

天明，新四军撒退，江边据点被摧毁，官兵死伤三十余人，我军第一次受到惩罚。

此时副军长王克俊来泰兴视察，他提升我任76团团附，调往江阴县进行整编。

泰兴的防务需交由“独立师”接替。

接防代表团到来时，团长却不见面，要我去承办防地交替手续。

我发现接防部队用的都是日本装备，才了解到这个“独立师”之前是伪军。

把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夺过来交给伪军防守，我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顿觉处境尴尬，难怪团长不见面。

我拿出准备好的防地交接证，要他们盖章。

慢道一声：“我们十七点撤防，再见。”拂袖而出。

我对军职感到厌烦，借江阴整编之机向团长提出编余。

1937年，我和西充壮士出征抗日时，女儿才1岁，儿子还在妻子腹中。

“国仗”我已经打完了，该回家去上孝父母下养妻儿了。

但没想到，团长说整编师改旅是加强战备，不是缩编，抗日军人不参加“戡乱”是功亏一篑。

编余人员到军官队，都不能回家。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又有何法？

整编后的49师辖26、79、105三个旅，开往苏北南通。

76团驻平沼，部队进行战备训练。

师长王铁汉在作战动员会上说：“总裁英明远见，他的反共意志是坚决的，胜利是在掌握之中。几个新四军他们敢于捣蛋，就把他给抓起来。”

说得是很轻松的。因何而战？没有动员口号，旅和团都没有作战斗动员，是打伪军，还是打新四军？

士兵们一个个听得莫名其妙，“老子日本兵都不怕，还怕什么伪军、匪军。”

到1946年7月18日拂晓，一切按预定计划行动了。

49师向如皋，100师向李堡，对黄桥形成钳形攻势。交警总队、68师殿后。

总指挥是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他对形势估计很乐观，但对士气则估计不足。

都是用抗日名义抓来的壮丁，日本投降后都想着回家。打什么人，不说这个名堂，能给你拼命打么？

李默庵

先头部队进展顺利，根本不把几个新四军放在眼里。

第二天早饭后，王铁汉师长亲自率队前行，队伍像条蠕动的长蛇阵。

刚过白浦，两边青纱帐里突然响起枪声、手榴弹声，“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呐喊声如雷贯顶。

长蛇队形大乱。

突如其来的情况逼得王师长忙令司机掉头加油飞跑。26旅听见师部完蛋了，既不敢进又不敢退。

新四军对付26旅的兵力不多，正面是堵击，两侧以民兵班为单位多头袭扰、穿插。

部队建制冲得七零八落，士兵们各自往青纱帐里钻，我也想找个安全窝子，往没有枪声的地方钻去。

哪知是网开一面，钻进网鱼的口袋，红缨枪对准了我的胸膛，我被抓了俘虏。

四天时间，新四军就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黄桥的钳形攻势。

苏北第一战，以粟裕在笑，李默庵在哭，降下帷幕。

国民党军原计划七月中旬在黄桥会师的，粟裕提前帮大家实现了。

他用机关枪和红缨枪“请”来了国民党处级以上校官20人，尉官不知其数。

士兵们愿留者欢迎，愿去者发路条、干粮欢送。有的听了“讲话”，把拿了的路条退了，请求留下。

新四军“滚雪球”式的，壮大了自己。

对校官，新四军以贵宾之礼接待。

设宴压惊，安排洗澡、食宿，接谈称友党、友军，希望合作共同建设祖国。

校官知道自己的身份，对这种接待疑惑不解，一个个虚与应酬，心中另有盘算。

门口没有警卫，可自由上街买东西、散步。

有的做过几次尝试，又被民兵抓回来的吃了苦头，再没人敢冒险逃跑。

知道是内松外紧，陷入了天罗地网，一个个紧锁眉头，只能听天安命。

到八月底，说形势有变，要将校官们转移到鲁南。

按说这种行动应该是保密的，招待所却公开动员，并说新四军要退出苏北。

军分区派了一个班长、四个战士，两匹骡子驮送行李。

校官们吃白面馒头，战士们挑着行李，却吃煎饼、窝窝头。

大家过意不去，再三劝说，行李可以挑，饭好坏一起吃。

战士们总是微笑着拒绝，这种诚恳朴实的态度，让大部分人对几位战士起了敬仰之心。

也有人说：“这软索能套猛虎”。

果然，到了山东沂南县和庄华东高级军官团驻地，听说几位护送战士要走，大家都依依不舍。

校官们拿出钢笔、毛巾之类的东西送作纪念，表示感谢。

战士们坚持不要。

军官团团长姜靖宇知道后，专门给大家召开了一个欢送会。

姜团长说，心意领了，东西不能要，服务是我们的宗旨，他们工作做得好团里会表扬。

校官一起把几位战士送出村外，一一握手，互道保重。

看着战士远远离去，大家由衷地赞扬：解放军好！

粟裕在战场上指挥

华东高级军官团有国民党将校军官二百多人，我们编入第二队，队长罗恒，政委布凤友。

军官团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带我们实地参观了解放区，真是大开眼界。

学习生活非常活跃，有个单元叫“回忆运动，自我改造”。

要求“脱裤子，割尾巴，不怕羞，不怕痛”。

学员中有观望的，有敷衍的，有敢想敢说的，态度不一。

我是反对改造的，我是抗日义勇壮丁，是爱国的职业军人，不问政治，出发于抗日救国，毋须改造。

我虽没有接受改造这个词，但我学习认真，是啥说啥，不说谎话。

我没有祸国殃民，也无罪可认。

我是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国民党员，为民族主义流血牺牲，苦战八年，我不能颠倒是非，扭曲自己，把功说成罪。

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我是知道的，解放区的情况我也实地参加调查研究。

理论与实际，表面与表里，人和事对照起来，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好！

想起何注江老师动员我当义勇壮丁抗日时，说：“往北走就到延安，往东走就到武汉，那里有抗日组织。”

我离开家乡到了重庆，有啥办法，自叹生不逢辰。

但抗战肯定没有错，不管跟谁。

打败仗是军事上的失败，投诚变节是军人的耻辱。

思来想去，还是宁作失败者，不能作变节者。

学习时间越长，思想也越忐忑。

这段时间，共产党确实教了我很多道理，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也很透彻，算得上是良师益友。

我还是不能说服自己做个变节者。

思想混乱，食不甘味，枕席不温，辗转反侧。

直至想遁入空门，隐居绵山。

一个下午，布凤友政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亲切地招呼：“老李呀，来，下河洗澡。”

我说：“好家伙这天气敢下水呀。”

政委说：“不怕，来清洗一下。”

洗完澡清醒得多。

政委早看出我的心思，他说：“老李呀，放下包袱，分清是非，择善而从啊。”

“择善而从！”

一石击破井中天，对，不能固步自封。

革命也在前进，维新派、改良派、民主派、革命民主派，都在随潮流的发展而发展。

在黄埔军校学“总理遗教”，其中有：“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为谁服务，以前是囫囵吞枣。今天能明确为人民服务，而且是全心全意。

这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种飞跃。

放下包袱，一身轻松。

第二天就找布政委表态，要从头学起，要求参加工作，跟共产党走，在工作实践中继续改造。

我被派去负责一个队的教练，从单兵技术到分队战术，按计划实施。

1947年6月，我从民兵干训队调回军官团，我被派接收新学员工作。

全团集中了由华东、华北和华中蒋军将、校车官一千多人。

不久，上级宣布，中央决定准备全面反攻。

在全面反攻前，对蒋军将、校军官全部分批遣返，把这个包袱给蒋介石去背起。

这件事，大家都感到有些突然，开初是想走、不让走，现在不想走又喊走。

走哪里去，去干什么？不知所措。

有学员提出，我们愿意在解放区工作，为什么要遣返，是不是粮食有困难？

杨帆部长在大会上解答：“粮食是有困难，但绝不缺少同志们这一份，请放开肚皮吃吧（大笑）！”

随后解释，蒋介石说共产党把你们都杀了，你们带着脑袋回去，用事实来证明你们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让别人去当蒋介石的团长，就不如你们去当团长。

你们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你我之间，多少总还有点交情。当你们再和解放军交手时，能高抬贵手更好。

解放军到达时，能维持维持秩序，说点公道话，这是对革命的贡献嘛。

对敢于破坏革命的，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拿他归案法办。

杨部长讲完，大家听明白后，都在考虑个人问题。

我曾向布政委谈过，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布政委很赞同，经常和我谈心，指导我学习。8月上旬苏达干事给我一份党章，要我暗地学习。

我以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的名义，写了入党申请。

审查很严格，已经先后写了四次申请。

能不能被批准，我也说不准。

到1947年10月14日，苏达干事终于来找我，带来了喜讯。

6天后的上午，我生命史上最庄严的时刻到了。

我的监誓人杨帆部长代表华东局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

杨部长说，中国的情况特殊，做好事要挨骂的，干革命要杀头的，怕挨骂、怕杀头就不要来当共产党。

他问我想清楚没，如果没有想好，申请可以保留，以后再说。

我又再申决心，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解放，愿牺牲自己。

我向党旗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登记时，化名叶怀青。

杨部长说：“树叶怀青，象征着你的春天到来。”

带着党的使命，我于12月上旬遣返济南，争取去开辟一条无形战线。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批遣返的将、校军官先被王耀武安排住在“共军招待所”，说是投降的共军。

人多了马脚败露，又分批送往徐州，改称“陆军总部军官收训队”，到1947年年底集中了一千多人。

人多怕闹事，又分住县城和九里山附近，后送南京，改称“中央训练团军事班”。

蒋介石确实背上一个包袱，对这批人既不能杀，又不能放，发工资要钱，不发工资又没法生活；长期禁闭用囚粮养起来，又要闹事。

到六月才决定按军衔，不按职务发薪，军衔是低于职务的，一些师、旅长都只授上、中校衔，工资不能维持最低生活。

我们互相联系要控诉，六月上旬一个下午，趁蒋介石赴汤山洗澡回城之机，军事班学员齐集孝陵卫街口拦车请愿。

第三天上午，中训团草堂上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团部通知军事班学员到草堂集合。

等了好一阵，蒋介石出现在讲台上，他穿着笔挺的黄呢料军服，稳步走到台前，用疲惫的眼光把部队扫视一遍。

这才有气无力地说：“你们回来了，我能看到你们，心里很高兴。作战失利由大本营负责，不追究你们，你们受了委屈。被俘是军人的耻辱，一个人被俘我有一分耻辱，十个人被俘我有十分耻辱。你们要振作精神，报仇雪耻，我支持你们，我相信你们。”

说完，他点了点头，随侍在侧的黄杰，递给他一本名册。

他拿着名册走下台来点名，点一个看一看，点了几十个人，他拿着名册往后走，边走边看。

我们肃立等着，一会儿，黄杰招呼：“解散。”

蒋介石从后面走了。

第二天白崇禧来讲话，过两天黄杰也来讲话，接着一些名流学者如陈立夫、贺衷寒、梁寒超、任卓宣、邓文仪还有什么部长、高参等都来讲。

这里要感谢共产党给了我们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听话为尝汤”，是什么味道，尝得出来，能分清是非。

有讲得好的，也有废话的，但好战者不在少数。

高层明白，这帮人集中在南京对政府不利，宣布不作统一分配，各自联系下部队。

我考虑“搭桥”工作，地点最好是苏北或鲁南。

找了中间人，于1948年8月到了21军王克俊名下。

王军长也是抗战一路走过来的长官，先任我为干训班副大队长兼军士队队长，担心委屈，又兼任警卫营营长。

半年后，干训班学生毕业，警卫营都换成我的学生，其他基层干部也都在我掌握之中。

得知警卫营看守的犯人有江北抓来女共产党员陈美贞，还有15名解放军战士。

我不能让同志在我手下受屈。

陈美贞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私访了她的社会关系和营救办法，决定由我保释，军政治部准保，并留她在政治部担任文书，没有安排具体工作。

我把斗争看得太单纯了，她来干训班会我，政治部派人“盯梢”，好友辎重团副团长王玉成告诉我，政治部在放长线。

我当即决定陈美贞离开无锡，到常州王玉成爱人丁文晖家，请丁关照，协助脱险。

部队从无锡开赴上海，我将解放军战士当作病员陆续释放。

南京失守，大军压境，人心惶惶。21军退守上海，出路又在何方？

将军阔老，愁肠满肚，大亨逃美国，中亨逃港台，小亨逃上海。

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往哪里逃！

21军到上海任“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机动兵团。

五月下旬淞沪外围，战线稳定。交警起义后，解放军由南市进城，苏州河发生战斗，21军派一个师参战。

双方都不愿在市区作战，上海工商业和民主人士联名向汤恩伯请愿，要求保留上海建筑，愿献若干金条劳军。

26日晚，汤总部命令，21军在不影响第一线战斗情况下，撤到舟山群岛，沈家门待命。

此时，汤司令部已撤到兵舰上去了，上海宣告解放。

上海解放时，人民拉横幅欢迎解放军

21军陆续撤到舟山的不到万人，四川籍官兵都不愿到台湾，争取后调以保番号。

沈家门市有个自卫队，是当地土豪周德威收容海匪、黑帮组建起来的，比国军更顽固，民愤极大。

我想方设法趁混乱之机除掉他，既为民除害，也为解放舟山除障碍。

得知军部情报科科长张惠民想得他两支手枪，我乘机建议愿为出力，只须个“红帽子”证件就行。

张科长给办了个“查周德威同苏北有秘密往来，其最近新添武器来历不明，着该营搜查具报”的手令。

我利用拂晓以突击方式包围搜缴其全部武器弹药，解散人员、扣押队长，造成清除叛乱的事实。

张科长得两支手枪，只好假戏真做。

浙江省政府住普陀岛，来函要求放人还枪。人放了，武器未还。

周德威串通“省政府”向“国防部”控告，说我是“赤色分子”栽赃陷害反共武装。

散兵游勇在街巷海滩乱窜游说，敢反不敢动。

张惠民很快随队去了台湾，我们回四川路过广州时，收到“国防部”转来批示：“饬该军彻查法办。”

王克俊军长和参谋长乘飞机到重庆，部队在行军，高参胡荡主持日常工作。

我和胡荡是旧属关系，他问及此事。

我说：“我是按张科长指示、奉令行事。”

胡荡压着“批示”不发。

“国防部”溜到台湾，我们回四川，时过境迁，一场虚惊，不了了之。

从广州坐车到衡阳，湖南局势紧张，白崇禧正准备“衡宝会战”，控制了交通，我们改为步行。

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遵义，如破竹之势。

我在重庆綦江集合队伍，训令不能作无谓牺牲，要掌握好部队静观动态。

这个讲话引起了军部震动，参谋处二科几个参谋气急败坏，奔走游说：“李宏毅变天了。”

王军长在重庆，军长的警卫首先是我的警卫，我有恃无恐等机会摊牌。

王军长来电命部队向川西前进。

十月底在夹江休息，军长回部队来，几个参谋向军长反映我要“变天”，军长未表态。

王军长有个独儿子叫王家佑，在“成大”读书，思想进步，我和他很谈得来，他是“成大”学生会负责人。

王军长有个脾气，对不愉快的人和事，他要鼓眼睛盯人的。

参谋反映我的事，他没有理，反而把工兵营拨给我指挥。

我明白他用无声的语言对我表态。

至此，军直属队的武装除炮兵营外，稳妥地由我统驭。

12月初部队到大邑，成都吃紧，双流机场危急。

我向军长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他说：“把部队掌握好，不要紧张。”

12月15日，正开着会，上面来电，要军长率队到双流参战，保卫机场。

王克俊军长是行伍出身，黄埔军校高教班毕业，最讲服从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当场抗命：“主席啊！我的部队没有补充，不能参战。”

轻轻地把电话机放下了。

军长王克俊

军长宣布准备出发邛崃，部队到了十字坡宿营。

12月18日晚，“民革”王蕴滋司令率游击队来十字坡，在警戒线外声称是军长的旧部，要见军长。

舆论哗然：“实权派要降，空谈派要战，大家都完蛋，只是等时间。”

摊牌的时间到了，我当场扣留了要战的雷连长和李副官。

过去的日子里怕特务参谋，现在是特务参谋怕我，我有枪杆子。

军长深夜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接受“和平改编”的决定。

要部队遵守纪律，给每个团和我发了两个小金条，维持伙食。

12月20日，“青天白日”纷纷落地，军长把帽花拿在手里，泪流满面，伫立抽泣！

部队情绪动荡，有的在哭，有的在骂，有的把帽花往田里甩，有的往怀里揣。

国民革命军21军招安编为解放军26师78团，按起义待遇。

我任36师步兵独立大队大队长，一千二百多人编成八个连，武器装备齐全，并受领战斗任务。

大局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1950年春节后，部队改编，我到重庆西南军区教导总队学习。

我向支部写报告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没有明确回复。

这时，美帝发动了侵朝战争，我成了动员对象。

思想困惑时，更留恋妻小，决定回家。

指导员几次动员，总队干事也来动员，我都未作肯定。

一心只想回家。

这时，指导员却同意我回家一趟再来。

“准我回家一趟”。说明领导体贴我，相信我。

对别人，特别是对领导的信任，是不能辜负的，这是我一生的信条。

于是家也没回，留了下来。

我先在西南军政大学教员队学习后，被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战术教员。

刘、邓首长国庆节在重庆解放碑阅兵，我任练习团总教练，走先头兼第一方队指挥。

50年代的阅兵场面

接着又是加强营攻、防对抗演习，连续几天精力高度集中，直接昏厥在训练场。

我生平没有这样拼命地干过工作，战场上也没有。

待遇是供给制，供给穿衣、吃饭，每月补助三万元（相当人民币三元）用于买点卫生纸、牙刷之类。

是什么力量支配我不计报酬拼命地干？

组织虽没有承认我是共产党员，我却是以共产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严格地说来也还有点个人英雄主义，要显示一下身手。

接下来，在军大也是改造、运动、检讨、没完没了。

算不清的账，过不完的关。大会几百人，小会几十人，一场接一场的连续批斗，夜战攻心，到了绝境。

其心也悲，其言也善，想儿女，歉家小，痛恨过去，又留意未来。

1952年5月，调回战术系，指导学员学习兵团战术，沙盘、地图、现地作业，交错进行。

8月学员考试完毕，系主任找我谈话，提出：“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如何？”

像是征求意见，又好像是测验。我猜，可能是到朝鲜。

我说：“服从组织安排。”

主任说：“好好考虑一下吧。”

下来后思想动荡，起伏不定。

1937年抗战出川，到现在15年了，到重庆不能回家看看妻小，又要出川，这次出去又什么时候回来？能不能回来？

英雄志气，儿女情长。

前些时接家信得知，土改时我家划为地主，欠村上赔退款250元。

妻子一人带两个小孩，没有劳力照顾田地，出租每年只收租谷一石，也被定为剥削。

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被人扣押，老婆孩子没有生活来源，如何生活？

我又要远离，杀家告庙干革命，丢下儿女，如何使得，心里忐忑不安！

回家一趟吧，没法解决她们的生活问题，见面容易别时难；不回吧，这一走何时能见面？

还能不能见面？

思想斗争的结果，能走的路只有一条：“跟着党走！”

个人的事办好多算好多，老婆孩子只能由她去吧！

我无能为力矣！

我把所有的私产、钢笔、手表之类的东西，变卖成300元钱，寄回家去，偿还赔退款250元，剩余的钱交家里作生产费用。

后来听说，赔退是还不清的，再多也要没收，苦了孩子了。

一封家信就算安排妥当，整装待发。

然而不是到朝鲜，说是到长春军事师范学校当近战教研组组长。

军委院校部决定教员要服从重点院校，我被改派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解放军确是一个军纪严明的好军队，由重庆坐船到武汉，转车直达哈尔滨。

这是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生活、秩序井井有条，一路上文艺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思乡之念随风吹落在车后。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刚创办，一切都是新事，我被调到科教部合同战术教授会任试用教员，待遇是供给包干制。

南方人不惯北方生活，教师们感到：“凳子矮，桌子高，坐不惯。”

学校号召要安下心来，准备埋在这里。

教员可带家属，作长期打算。我向教授会主任报告，把儿女接出来读书。

主任批评了我：“老婆把孩子给你养大，你要孩子不要老婆，什么思想。”

把老婆接出来倒好，如何能养得活！

过了几天主任给我谈：“学院找重庆办事处把地方关系给联系好了，写封信回去要家属找地方政府写证明迁出来，路费你负责，来了再请点补助。”

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在做梦还是现实，十七年没有见面的老婆、孩子，领导安排我们团聚，我心潮起伏伫立无言。

主任问：“有什么困难吗？”

千言万语一句话：“感谢党，没有困难。”

全部积蓄凑成300元钱，写了一封长信回家，把老婆孩子接出来，后顾无忧，工作很起劲。

后来，还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我这个“老运动员”，运动一来就上场。

革命不容易的啊，多少党员干部神经失常。

我也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候。

支部给我关照，儿女留哈完成学业，独立承担工作，不辜负党的培养。

1963年3月8日，同志们和儿女送我和爱人到车站，握手告别。

火车缓缓启动着，同志们频频挥手，互道珍重，噙着眼泪离开了革命家庭、军队。

人人都爱父母之邦，桑梓之地，我离家已27年了，谁想到今天还能活着回来。

虽不是衣锦还乡，祖国解放后能带职回乡，为桑梓服务，也算荣归故里。

近乡情怯，18日中午车停在东门外，看到家乡了，山河依旧，景物全新。

第二天到县政府人事科报到，被分配在县供销社生产资料经理部工作。

领导安排回家去看一看，父母哥嫂早已去世，只几个侄儿和邻居，都不认识。

亲不亲故乡人，回家少不了寒喧热烈。

当然要去看看父母的坟，我伫立坟前思念双亲，往事依依，凄然落泪。

我仅在父母的坟头，添了一撮土，以尽子道。

第二天回城，往占山街上走，几位乡亲招呼坐了一会儿茶馆，好多人都是从头说起才认识的。

想起一九三七年阴历的八月，占山、西充热闹非凡。

大家敲锣打鼓把856个义勇壮士送上战场。

那时，我刚20岁。

晚年时，李宏毅最喜欢对家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努力为自己的民族争气。”

他从战场上活下来，风风雨雨一辈子，心里一直装着西充兄弟的嘱托：

“谁要是活着回去，谁就要给西充人一个交代。”

晚年，他亲笔写下一本5万字的《征途札记》，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一生。

向家乡人民详细交代了西充壮士荡气回肠的抗战历史。

2005年，抗战老兵李宏毅辞世，享年88岁。

儿子李汝江从老人的骨灰中，拾起了几块烧得焦黑的弹片。

他说：“父亲归队，与他的老乡战友们在天堂团聚了！”

李宏毅生前唯一的遗愿，就是希望有人能在化风山上，给他的八百多个川军兄弟，建一个纪念碑。

他希望后人们记住“西川八百壮士”的往事，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编辑：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