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一场由学生领导的抗议运动最终导致人民联盟政府在孟加拉国执政15年后被推翻。这场革命迎来了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领导的临时政府，标志着该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巨大变化提出了一个值得在建设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国家的共同愿景中探讨的问题：公民外交能否改善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2023年12月，在最近一次选举前一个月，全球公民社会参与联盟（CIVICUS）将孟加拉国的公民空间类别降级为“封闭”，这是其最差的评级。正如过去一个半月所展示的那样，公民外交官可以在增加公民参与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公民社会、公民和国家人民的参与促进了社会正义和民主，公民外交可以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良好渠道。

公民外交与传统外交形成鲜明对比，传统外交是外交政策的制度化和国家支持的实施。虽然外交官代表一个国家，通常受雇于外交部等政府实体，但公民外交官在这些正式结构之外运作。公民外交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过程。

为了充分理解公民外交的潜力，我们可以考虑国际关系和外交文化的更广泛背景。国际关系学者雷蒙德·约翰·文森特1975年对外交文化的观点提供了宝贵的见解。文森特认为，传统外交文化植根于欧洲贵族世界主义，并提供了与精英外交官一致的习俗、先例和礼仪。这种文化催生了国际法、条约和原则，如权力平衡，以及海牙会议或维也纳公约等关键会众。虽然这一观点侧重于主权和不干涉的程序方面和原则，但在当今背景下，非国家行为者和民间社会领导人的作用不容低估。我们可以在瑞典活动家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案例中看到这一点，她作为公民外交官与机构实体进行了互动。

公民外交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关键时刻。1945年，美国国务院邀请42个非政府组织派顾问参加旧金山会议起草《联合国宪章》。这些组织代表了社会的不同领域，包括商业、农业、教育、法律、妇女权利、宗教团体和和平倡导者。他们的参与带来了重大成果，例如将教育纳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职权范围。

孟加拉国最近在公民外交方面的经验在短期内显示出巨大的潜力。抗议活动中出现的临时政府体现了这种潜力，由来自不同背景和年龄段的不同人群组成。反歧视抗议运动的一些学生领袖现在与知名学者、非政府组织领袖和民间社会成员一起担任顾问。 通过让公民更直接地参与机构决策，公民外交可以为更实质性和直接的民主铺平道路。

然而，孟加拉国公民外交的长期可持续性和影响尚不确定。虽然它在重塑机构流程和增加公民参与方面显示出了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现和保持势头的能力仍存在疑问。这种非制度性的外交形式也存在组织挑战，需要一些流程和结构来保持连续性。挑战还在于在没有体制结构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沟通。

公民外交在外交过程中吸引更广泛声音的能力挑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并为公民参与开辟了新的途径。尽管挑战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公民外交在创造一个更宜居、更安全的社会方面的潜在好处是巨大的。随着孟加拉国政治的不断发展，公民外交官在塑造国家未来方面的作用将值得关注。他们的努力可能会为其他应对类似挑战的地区国家树立先例，展示在制度设置之外进行外交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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