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期刊多由大型出版集团出资掌控，编辑团队与出版方不时产生纠纷。近年来，这种矛盾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有些期刊编辑不满出版方的决定，愤而集体辞职。
“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是一家专注于报道和统计学术论文发表及其撤稿情况的博客网站，据该站1月6日报道，《人类演化期刊》（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的编辑部在2024年12月几乎集体辞职——除了一名副主编。事由之一是出版方爱思唯尔（Elsevier）未征询编辑部的意见使用人工智能编辑校对稿件，结果致使稿件的校样出现大量错误，让编辑的工作反而变得比以往更繁重。
同样是在2024年冬季，知名心理学期刊《智力》（Intelligence）发表的论文常常涉及具有政治意味的敏感话题，出版方爱思唯尔可能出于舆论压力，强行更换了该刊主编，随后原班编辑也集体辞职。
据公开可查询的报道（来自“撤稿观察”的统计），自2015年至今，学术期刊编辑集体辞职事件已经发生了36起，仅2023年就有8起。背后的原因涉及诸多问题上的争议，包括作者版面费用、开放获取费用、更换主编、更换出版方和编辑理念等。而办刊理念和学术观点的分歧正在成为一个重要诱因。
在2024年1月，一本知名的社会学期刊《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也曾遭遇编辑集体辞职。新的编辑团队也接手该刊一年了。
站在2025年的开端回顾2024年，这起“换帅”“辞职”风波背后的学术纷争对于社会科学又意味着什么？下文即以该刊为例来讲述期刊编辑幕后的“学术之战”。恰巧，它涉及的又是一个我们人人都熟悉的话题：对人的行为和发展发挥作用的，是“社会因素”还是“生物因素”。一部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史，就是“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不断竞争、分化与融合的历史。新的综合或许已经发生，一本期刊的编辑部风波就是其暗场。
撰文｜田方萌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理论与社会》的“换帅”震荡 知名社会学期刊《理论与社会》的编辑集体辞职事件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们不仅牵扯到出版方与编辑部的紧张关系，还反映了社会科学的未来走向。
早期的《理论与社会》期刊封面。
《理论与社会》由社会学家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于1974年创办，致力于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的理论探讨。古尔德纳的遗孀珍妮特·古尔德纳（Janet Gouldner）在1981年后一直担任该刊执行主编，掌舵超过了四十年。
2023年底，《理论与社会》的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公司在没有咨询编辑委会员的情况下，宣布两位新执行主编将替换珍妮特。该刊10位编辑委员立即全部辞职，以示抗议。2024年1月初，该刊通讯编辑也宣布辞职，并在声明中批评施普林格的做法违反学术规范，不符合该刊的办刊精神。一些社会学者也纷纷公开表达不满，有人号召同行不再向该刊投稿，有人甚至认为该刊爆发了一场“政变”。
施普林格负责人文社会科学事务的主任克劳斯（Teresa Krauss）对媒体另有一番说法。该公司花了几年时间评估《理论与社会》，考察该刊是否反映了当代学术的变化趋势。评估结果表明，社会理论呈现了跨学科的发展方向，可该刊关注的范围并没有改变。言下之意，《理论与社会》未能跟随社会科学的进步而与时俱进。此外，该刊的发表周期过长，也引起一些作者不满。
克劳斯表示，施普林格在事发五年前就曾与编辑委员会讨论“换帅”事宜，只是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公司不得不做出决定，聘用了能够实现新办刊方针的继任主编。他们对原班编委集体辞职感到遗憾，可也只能组织新的编委会。
施普林格聘任的两位新主编分别是美国社会学家特纳（Jonathan Turner）和麦卡弗里（Kevin McCaffree）。前者曾在中国出版多部专著和教科书，为国内社会学界熟知。这两位新主编均不满于社会学的现状，希望掀起一股新风潮。他们上任后在该刊网站发表了一份声明：“只有通过思想上的不一致和辩论，才能推动智识上的进步。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同质性无法推动进展：分歧和争论是智识进步的支柱。”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美]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7月。
两位新主编所说的“意识形态”显然是指目前主导西方社会学界的“政治正确”观念，即针对不同群体的平等主义。在他们看来，这种批判性的单一文化（a monoculture of critical approaches）尽管用意良好，却动摇了社会学的学术根基，损害了这门学科的科学性。
如何打破“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同质性”，让社会学变得更科学呢？特纳和麦卡弗里在声明中强调了结合生物学的重要性：“社会学理论本质上是跨越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的跨学科领域。……我们必须热衷于从生物学、动物学、行为遗传学或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等领域汲取有价值的见解。”这份声明实质上要求社会理论的生物学化（biologizing）。
《理论与社会》的“换帅”事件不仅是一场改头换面的“政变”，更是一场改旗易帜的“革命”。新任主编已经明确提出了这场革命的口号、纲领和理念，新编委会的人选也体现了革命的色彩。据一位美国社会学者观察，这些新编委多为认知学者、社会生物学者、演化社会学者和社会心理学者。
《围城》（1990）剧照。
或许是为了缓和气氛，减少“革命”带来的震荡，新任主编后来删去了声明中带有火药味儿的措辞，如副标题“社会学的困境”和对“批判性的单一文化”的指控。就2024年该刊的六期内容来看，“政变”后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并没有紧密结合生物学和其他学科，可见新编委会尚未采取大张旗鼓的举措。
不过，《理论与社会》仍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例如，该刊在网站上自我标榜为一份“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期刊”，突破了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去年第5期刊发的一篇论文批评“社会正义”理念扭曲了种族理论，借鉴生物理论的社会学者霍普克罗夫特（Rosemary Hopcroft）在第6期以访谈形式介绍了她的研究和思考。
相比于美国总统大选与俄乌冲突，《理论与社会》的“政变”就像是茶杯里的风暴。然而，如果我们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审视此事，就会发现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关乎未来社会学的风气和趋势。
现代学术史上的两派浮沉 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在近代西方兴起后，传统的人文学科就面临一个知识学问题——针对人类的学术研究类似自然科学，还是具有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着人类研究应当变成自然科学的分支，还是另辟蹊径独立发展。
18世纪的意大利学者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最早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理解人类不同于理解自然。人类具有一种理解同类内在意识的特殊能力，因而也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知识。人类科学需要从意志、欲望和观念探讨行为的动因，自然科学却不能使用这种方法分析岩石或昆虫的运动。
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年-1744年），意大利哲学家。
维柯这一思想在19世纪的德国学术史上再次出现，历史学家狄尔泰就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的动物，人类有别于自然和其他动物。自然科学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精神科学则分析人类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意识。历史条件可以是生产方式，也可以是宗教信仰。
19世纪中期以后，另一种研究人类的理论范式登场了，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物种起源》出版12年后，达尔文于1871年推出《人类的由来》，表明人类像其他生物一样属于进化的产物。通过遗传法则，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双重机制共同决定了人类的品性和行为，这显然不同于人文学者的研究视角。
《人类的由来》，[英]达尔文著，潘光旦、胡寿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4月。
初生时期的社会科学同时受到这两种理论范式的影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延续了学术世界的二分法，他强调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于包含价值和意义的文化现象——人们不能理解细胞行为的“意图”，但能理解个人行为的意图，后者才是社会学的要旨。
在韦伯之前，英国学者高尔顿则指出，人类的心智性情与其体貌一样来自遗传因素，“本性的重要性远超过养育”，由此开启了持续至今的性养之争（Nature vs. Nurture Debate）。1883年，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提出“种质论”，通过白鼠断尾等实验说明后天获得的性状不能遗传，从而否定了当时流行的拉马克学说。
种质论不仅推动了遗传学的发展，而且刺激了社会学家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据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社会学者梅洛尼（Maurizio Meloni）推测，涂尔干认为魏斯曼的研究表明遗传机制与环境机制各行其道，因此社会学也应与生物学划清界限，成为一门纯粹的独立科学。在涂氏看来，社会现象的层次高于生物和心理现象，“社会事实”超乎个体及其意志之上，因而不能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理论解释。社会学者必须“从社会本身的性质中去寻求对社会生活的解释”，例如道德规范内化于个体意识，从而实现社会控制。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年4月15日—1917年11月15日），又译为迪尔凯姆等，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涂尔干的方法论在20世纪初并未成为主流，当时的社会学者与文化人类学者抗衡着风头正健的优生学派，双方的学术竞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1928年，俄裔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出版《当代社会学理论》一书，依次评述了此前半个多世纪的主要社会理论流派。涂尔干等人的学说被索氏称为注重环境论的“社会学派”，与高尔顿等人注重遗传论的“生物学派”并立。
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进入大萧条时期，社会科学随着罗斯福新政而左转。纳粹政府在德国上台后，广泛采取优生学鼓吹的绝育措施，更使基于遗传因素的学说受到贬斥。“行为主义”成为心理学主流的研究范式，它虽然吸收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仅从环境刺激的角度解释人类行为。社会学也几乎完全倒向环境论，将涂尔干的方法论奉为准则。很多社会现象被视为人为“建构”的产物，不具有进化意义上的人性基础。
社会学与生物学的隔膜延续至今——大多数社会学者依然忽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遗传差异，甚至对分子生物学怀有敌意。这时《理论与社会》发生“换帅”事件，两位新主编呼吁社会学吸取生物学知识，可谓在社会学内部发动了一场挞伐主流的挑战。
这两位学者发动理论革命的勇气何来呢？早期的优生学和生物学派虽然已成历史，基于进化论和遗传学的人类研究近年来却大有复兴之势，像是来到社会学家门口的“野蛮人”。这是特纳和麦卡弗里敢于引领风潮的学术背景，出版方可能也看到了将要发生的“权势转移”，因而乐于聘用两人继任主编。
社会科学的新走向 1975年，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该书最后一章应用生物学原理解释了人类的社会行为。在此之后，灵长类学的发展揭示了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异同，进化心理学探讨了人类心理倾向的演化起源，行为遗传学则分析了遗传因素对于个体行为差异的重要作用。
《千钧一发》（Gattaca，1997）剧照。
这些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冲击着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1992年，两位心理学者在《适应性大脑》一书中指出了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问题：“我们认为，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屋顶已经坍塌，这并非因为砖块和其他建筑材料有缺陷，而是因为总体的建筑方案是不牢固的。”
在他们看来，主流社科理论建立在一些错误假设之上，将人类的行为表现分为基因决定的部分和环境决定的部分，像是零和博弈中互斥的两方。人类研究越是结合生物学理论，就越缺少社会科学的味道。然而，缺乏生物学基础的社会理论一直处于漂泊状态，系统有效的科学知识应当构成一个统一体系。
《适应性大脑》（The Adapted Mind）1995年版书封。
社会学的开创者，法国思想家孔德早就阐述过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人类的知识具有层次性，社会学在生物学之上，生物学在化学之上，化学又在物理学之上。上位学科虽然不能完全由下位学科解释，却受制于下位学科的规律。例如，社会学受制于生物学的规律，社会理论因而应当融合生物学，扎稳下盘，打好地基。
出于区分“精神科学”和学科纯粹化的目的，韦伯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将社会学与生物学分隔开来，他们指出了文化现象的特殊性质，同时也忽视了人类的社会性受到生物性的限制和影响。他们为社会学建立了清晰的研究边界和方法路径，同时也窄化了它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
这里仅以遗传学为例。“龙生龙，凤生凤”，“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我们的祖先早就观察到遗传导致了父代和子代的相像，不同的基因组合造成了同胞兄弟之间的差异。行为遗传学的当代研究一再发现，一半左右的人类行为和表现差异可以归因于个体之间不同的遗传结构，即使政治态度的差异也有三成缘于遗传因素。社会理论却在很长时间内与遗传学拉远了距离，因而裹足不前，延缓了自身进展。
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机制（作者：中国农业大学经济学教授朱晨）。 武侠小说中的高手需要打通任督二脉，一脉不通则气血不畅；社会科学家也需要结合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否则就会将遗传效应误认为环境效应，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有鉴于此，近年来一些社会学者也致力于结合生物学理论，从传统的社会科学模型转向新的生物社会范式（biosocial paradigm），研究遗传与环境的相关和互动效应。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界要求结合生物学的呼声不断，包括著名的社会学家梅西（Douglas Massey）。2000年他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在就职演说上坦承：“……我不情愿地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学家过多考虑了社会因素，而忽视了生物因素，他们在这点上走得太远了。……社会学家误以为仅仅通过研究社会结构就可以理解社会，而无需考虑人类是具有生物特征和倾向的有机体。”
《理论与社会》的新任主编特纳也是跨学科知识整合的积极推动者。在二十多年前编写的社会理论教科书中，他就将进化理论专列一章介绍给读者，近年来他还致力于建设“演化社会学”。2020年，特纳出版了专著《论人类天性：人之为人的生物学与社会学》，代表了他在融合这两大学科方面的学术贡献。
特纳《论人类天性：人之为人的生物学与社会学》（On Human Nature: The Biology and Sociology of What Made Us Human）书封。
2023年，特纳撰写了一篇长达40多页的论文，抨击美国社会学界的僵化与堕落。他认为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妨碍了学者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社会学应当摆脱这种意识形态，而非生物学和心理学等能为社会学提供理论资源的学科。社会不平等原因很多，并不只是社会歧视和排斥，如果我们跨越学科，寻求全面的真相，就能够解放思想，恢复社会学的科学性。《理论与社会》的编辑声明概要性地重述了特纳的警世之音。
早在20世纪上半叶，索罗金即指出，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迫使学者们采取多种多样的研究视角，而社会学的“标准化”可能导致这门学科退化为乏味的学究式理论。在美国学习过优生学的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也曾抱怨同行忽视遗传因素，使生物学与社会学不能携手同行。一些社会学者不满《理论与社会》的“政变”，可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份刊物已经为社会学的未来开辟了一条新路。它在意识形态上也许不够“进步”，却在社会学史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田方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编辑：西西；校对：刘军。封面题图素材为《教授与疯子》（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2019）剧照。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打开2024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入围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