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号不久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康生：道德堕落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多才多艺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常见的一种评论就是：康生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如此深入，文化素养如此之高，他怎么会像宣传中所说的那么不堪呢？

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显然没有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并没有强相关的关系。宋徽宗和秦桧倒是多才多艺，但其人品如何大家也都知道。学养好而道德坏的历史简直不胜枚举，一抓一大把。比如近些年来常常被提起的一本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讲的就是一个少女如何上了一个表面学养很好、实则道德败坏的老男人的当。比如写下《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这本名著的的大学者茅海建，2年前就因为性骚扰女学生被判刑。确实，康生的文化素养非常之高，但是，如果因此就把他理解成一个简单善良的书生，那就大错特错了。

康生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据记载，13岁时他曾参与群党在村里殴斗，遭到他父亲软禁，可见他自小就不是一个文弱的人。大革命失败后，康生从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职务上转入地下工作，参与负责中央特科的情报和保卫工作。康生死后，他的夫人曹轶欧在接受文史作家师东兵的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说过：“康生到中央工作后，多年来担任特科的反内奸和反敌特活动的领导、组织工作，他亲手处决了许多打进来的敌人和革命叛徒。”据曹轶欧回忆，1933年顾顺章叛变后，为了防止组织进一步遭到破坏，“当时康生用斧头亲自劈了他（指顾顺章）的XX（原文如此）”。曹轶欧还说，在“抢救运动”中，康生亲自审讯，派人调查，挖出了很多特务和变节分子。她还大言不惭地为康生的辩护说：“当然，由于斗争复杂，也不可避免地上伤害了一些好人。”（《专访康生遗孀曹轶欧：“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

从曹轶欧的这些话，我们不难看出，康生绝不是一个只懂得请客吃饭、绘画绣花的雅致、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传统文人，他内心的狠戾和他文化上的修养形成了某种强大的张力，使得这个人物无比复杂多面。就拿1967年4月的“苏枚案”来说，当时，曹轶欧的妹妹曹文敏，即苏枚在家中吞药自杀，康生夫妇坚持认定苏枚不可能自杀，在铁证如山的尸检报告面前，康生却说苏枚是被人推下去的，那些安眠药是苏枚死后才被放进去的。以此为理由，康生下令代表了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此外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参与抢救苏枚的北京医院医生顾惜春等6人被无端拘押，顾惜春医生被关押6年之久。

1980年，中央撤销了康生的悼词，认定其“政治品质表现恶劣，犯下严重罪行”，很多遭受过康生夫妇迫害的人纷纷鼓掌叫好。一些人在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亲人的时候，看到看康生的骨灰盒还在其中，便纷纷地朝其骨灰盒吐口水，最后，组织部决定听从群众的呼声，将康生的骨灰盒从八宝山迁出。这样一个迫害成瘾、民愤极大的人物，就算他的文化素养再高，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不要上文弱的书生的当，很多文人看起来柔弱，实则内心高度自恋，常常把自己之外的人看得轻如鸿毛，对他们下起手来毫无愧疚。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哲学家叔本华，他曾因一位同住公寓的裁缝老太太与她的朋友大声说笑吵闹而将其推下楼梯，导致老太太差点摔死。叔本华对这位老太太毫无怜悯，而是说出了一句名句：噪音是思考的天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