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是热兵器时代的开端。唐朝，中国发明了火药。宋金时期，火药比较广泛地运用于战争。到了元朝，火铳的出现使热兵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火铳本身的破坏力、杀伤力有限。后来，火铳主要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逐渐发展成为火炮，二是发展成为了火枪。有人认为，明朝是中国火器装备的巅峰，而清朝则严重落后于明朝，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中国最早发明了火铳，但火炮和火枪却并非中国发明。1326年，欧洲制造了第一门能够被证实的火炮，名为“花瓶炮”。1346年爆发的英法克雷西之战，是欧洲第一次广泛运用火炮的战役。此后，欧洲的大炮朝着巨炮方向发展，1410年，弗朗机炮的原型已经出现；1411年，欧洲出现了法乌尔迈特巨炮，口径76厘米，弹丸重409公斤。1453年，奥斯曼人使用了乌尔班大炮，此火炮长为5米多，重17吨，装填弹药680公斤，其击中之地地动山摇，足以轰垮城堡。

而中国在明朝前期的火器技术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西方列强到达中国沿海之前，明朝军队使用的火器基本还是火铳，而且主要是手持火铳，炮管短、炮管壁薄，导致射程短、杀伤力有限，还经常出现炸膛的情况。

1521年，明朝广东水师和葡萄牙人在屯门交战，广东的官员目睹了葡萄牙火炮的威力，于是开始仿照欧洲火炮，这是明朝火炮制造的开端，这时候距离距离欧洲第一门火炮出现已近200年了。当时，中国仿造的火炮处于火铳和火炮的过渡阶段，由于子铳装药量小，母铳口径不大，威力有限。

与此同时，西方的火枪也开始传入明朝，例如鸟铳、鲁密铳。从嘉靖年间开始，明朝开始仿照西方的火枪，但问题很多，例如炸膛、不能击发、甚至断裂，由于火枪质量不达标，这些问题是大面积发生，因而明朝军队始终不愿意将之作为常规武器。

明朝名将戚继光曾在东南沿海训练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戚家军”，戚家军中装备有火器，但戚继光抱怨“枪炮弹药不合口径，枪管经常爆炸，点火器不燃，士卒不敢轻易举枪瞄准，子弹不知所向，重新填弹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即使在使用火器时，也经常出现炸膛和人员死亡的现象。《万历十五年》提到“明朝火器制造水平还停留在农村技术水平上”。因此，戚家军不敢大批装备火枪火炮，整体而言戚家军还是一支冷兵器部队。

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明朝军队发现日本人使用的火炮竟然比明朝的还要先进。在萨尔许之战时，明朝军队发现自己装备的火枪还不如朝鲜军队的先进。当时，杨镐要求朝鲜派遣1万军队，其中5000人为炮手。朝鲜派遣姜弘立带领朝鲜军参战，姜弘立到了辽东发现明朝军火器不全，“器械龃龉，且无大炮、火器，专以我师为恃”。

《万历十五年》说“与明朝不同，朝鲜枪支的制造都是标准化的”。1615年，朝鲜设置统一的监造机构制造枪支，其枪支质量水平“令明人称羡不已”。萨尔浒之战中，明军也的确使用了许多火器，但杀伤力不足，射击速度慢，这成为明军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明粉眼中的明朝军队

历史上，明朝也没有凭借火器打赢过任何一次重要的战役。例如土木堡之战，明军使用了大量的火器，但却被3万瓦剌骑兵全歼。战争之后，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告称在战场捡到的神枪11000支，神铳600余个，火药18桶。如果这些火器真有强大的杀伤力，那怎么可能被3万瓦剌骑兵全歼呢？

万历年间，荷兰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扩张，他们使用的大炮让明朝人震惊不已，“大西洋船至，复得巨，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明朝称之为红夷大炮。

明末，后金猛攻辽西，明朝摇摇欲坠。在徐光启、李之藻等开明士大夫的建议下，明廷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了几十门大炮，其中部分运输到前线，帮助明朝取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此后，徐光启上《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疏》，建议崇祯大量仿照西洋火炮，训练士兵，附庸葡萄牙人为教练等。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全面推广，那明朝的边疆危机将得到极大的缓解。

但明朝官员却抨击徐光启“骗官盗饷”“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明朝官员还说“洋铳若能护国，吾辈成何”，他们给徐光启扣上一顶“名教罪人”的帽子。卢兆龙提出：“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后强？臣自幼习读孔孟之书，经文备之矣，不识世间有天主教。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刘宗周则认为：“唐宋以前，用兵未闻火器。火器无益于成败之数。愈用兵则国威俞损也。”林启陆认为：“从未见三代、唐宋治防夷寇御者，用此碧眼高鼻之狡番为哉。”

因为明朝官员的反对，崇祯皇帝未能大规模装备西洋火炮。明朝君臣对火炮技术的冷眼相看，不仅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还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和西方火炮技术和装备上的差距。虽然如此，明朝有先见之明的地方官员还是在不断仿照红夷大炮，在1644年明朝灭亡时，明朝仿照了各种红夷大炮1000余门。

高中历史教材关于荷兰红夷大炮的记载

与此同时，后金也在仿照红夷大炮。宁远之战后，皇太极下令重用汉人工匠，仿造西洋火器。1631年，后金在大凌河之战中用火炮攻击明军，让祖大寿部内外交困。而从山东来支援的孔有德、耿仲明因为军饷不足，发动了登州兵变。二人将大批西洋火炮，以及炮手、工匠、教官掠走，并投降于后金。登州之变的发生，使得后金的火炮制造技术、装备水平突飞猛进，实现了明清之间的军事武器差异逆转。当年，皇太极就扩编了1580户汉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专业的炮兵部队。

登州事变让明朝的火炮装备出现了挫折。明廷认为西洋火炮的引入会导致地方势力坐大，因而将孙元化、张焘等主张推广西洋武器的人斩首，就连兵部尚书熊明遇、内阁首辅周延儒因为支持学习西洋火器而被弹劾去职。

明朝士大夫保守的思想，以及争权夺利的党争，让明朝的火器装备一波三折，这和清末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十分相似，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顽固派多半都是大学士、儒生，他们对儒教式的传统深信不疑，认为引进什么先进的武器还不如坚守儒家的仁义之道。这是这些思想，导致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清朝入关之初，大力推广火器。顺治时期，清廷加紧生产鸟枪火炮，并在北京建立了炮厂，满洲八旗每旗有炮厂30—35间。北京之外，各省总督和巡抚在兵部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生产“铳、炮、火砖、火箭、喷筒、火球、铁弹、铅子”等火器。

康熙初期，内外战争都比较频繁，也刺激了火器的生产和装备。康熙在北京设三个枪炮生产基地，一个在紫禁城养心殿，专门生产高质量的枪炮，供八旗使用，称之为“御制”；另外一个设置于景山，生产的质量较差，为“厂制”；还有一处设置在铁匠营，专门生产铁炮，供汉军使用。

清朝制造的红衣大炮

为了制造更先进的大炮，康熙聘用传教士南怀仁制造大炮，南怀仁不负众望，在两年内制造各种红衣大炮132门。整个康熙年间，清朝就生产了900多门火炮。这些火炮不仅数量多，而且工艺精湛、造型美观、炮身坚固，远超明朝。其中的武城永固大将军炮，在1689年铸造完成，一共铸造了61门。该炮的炮弹重12公斤，相当于27磅重炮，其技术已经达到17世纪世界的顶级水平。之后的雍正、乾隆年间，清朝依然在不断生产火炮。

除了火炮之外，清军也大规模装备火枪。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康熙下令大规模制造火枪，而且基本装备了新招募的绿营，到雍正年间，南方绿骑兵火器装备率都高达50%。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在八旗和蒙古军中也推广火器。其中汉八旗中有5400人装备鸟枪，5000人使用火炮；京师八旗、驻防八旗也大规模装备火器，例如湖北荆州的驻防八旗有5000人，其中火器营就有2000人。而京师八旗的火器装备率高达38%，雍正年间提升到44%。

平定西域战图（局部）

此图中间偏右处画河流一条，清军在河右岸以火炮、火枪轰击对岸之敌人；大队清军列阵于后。叛军在山顶上也以火枪回击，企图阻止渡河的清军。——中国民族图书馆

许多人受到电视剧的影响，认为清军征战都是清一色的骑射，手持弓箭或者长矛。然而实际上，清朝军队装备的火器率已经达到了亚洲最高水平。清朝和准噶尔汗国交战，平定大小金川、击退俄罗斯等都是大量使用大炮和火枪的。例如，康熙三征噶尔丹，都是运输大量的火炮到草原和噶尔丹对轰。

雅克萨之战，清军投入43门大炮。在尼布楚谈判中，俄国代表戈洛文见到了清朝运输到尼布楚的50门大炮，这可是欧洲中等战争投入大炮的数量，这让戈洛文意识到清朝绝非蒙古一般的部落，而是一个大帝国。

乾隆年间，为了轰垮大小金川修建的碉楼，乾隆下令在川西原地铸造大炮。整个战争期间，清朝在川西铸造了1000多门红衣大炮（是明朝一代制造大炮的总和），其中很多都是重型大炮。在重型大炮的加持下，清军得以迅速摧毁大大小小的碉楼达到了3300多座，加速了金川之战的结束。战争结束后，战场还回收了3万发实心铁弹，平均重达16磅，而当时清军军营存货还剩30多万发炮弹。

金川地区的碉楼

明朝火炮使用的巅峰是松锦之战，双方投入重型火炮不过几十门，而清朝在大金川之战中投入的重型火炮就达到了松锦之战的十倍之多。因此，清朝是中国古代使用火炮的巅峰时期。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其火器的先进程度都远不如同时期的欧洲国家。明朝时期，中国火炮火枪还没有推广，只是零星使用，并且无法在战场起决定性作用。清朝统治者重视火器的制造和推广，大大提高了火器的装备率，但技术上和西方的差距挺大。在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国家战争减少，火器制造技术发展严重停滞。到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双方的火器水平又拉开了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