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商文化圈的儒商文化

现代儒商的代表人物是海外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企业家特别是华人企业家，以及国内的许多有志于成为儒商的企业家。尤其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崛起，世界上华人富翁群体的形成，人们将他们成功的秘诀归于中国传统文化，将他们称为“儒商”，“儒商”这一概念也就应运而生。

日本的儒商。日本的儒商日本是儒教文化圈中取得经济成功的典型代表，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从日本文化传统的特色和民族精神去探讨军事强大表象之深层原因。日本在漫长的文化发展中积累而成独特的精神文化，“好学不倦、教育立国”的儒家社会传统，勤俭之道和以“性本善”为出发点的人情化管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平衡稳定，这些意识、观念、情感等因素，在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是体现日本民族发展方向和活力的文化精髓，也是儒家资本主义的主导精神。不理解这些日本的民族精神，就无法理解日本的现代化。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才会称日本为“儒家资本主义”，有的甚至说“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日本产生了崇奉儒家思想的最早的儒商。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奠基人涩泽荣一主张“《论语》加算盘即儒家伦理和经济的结合。他认为:“说到汉土的文化、学术书籍很多，但记载孔子的《论语》则是中心。”“我觉得，遵循《论语》的箴言进行商业活动，能够生财致富。”日立化成工业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更加明确地指出:“日本企业的终身就业制度和按工龄、成绩提级增薪的思想，来源于儒学的'礼’东京电力公司原董事长平岩外四则特别推崇“放于利而行，多怨”，说:“如果企业只是追求利润，总有一天会遭到民众的报复。”日本儒商是日本经济和社会的中坚力量。

“亚洲四小龙”的儒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韩国两国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继日本之后迅速崛起。“亚洲四小龙”固然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他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的高积累率、高储蓄率、高就业率以及家族式企业、集体竞争意识、国家干预意识、均贫富意识等无不反映出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内涵，折射出传统儒家学说固有的底蕴。

儒家思想对新加坡和韩国经济起飞的作用，杜维明、金日坤教授都有系统的研究。而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的文化中具有儒家传统，产生了大量现代儒商。新加坡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被概括成一个公式:“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再如,韩国儒商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哲就宣称自己终身拜读《论语》。中国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等地的许多华人富翁也以“儒商”自诩，“儒商成为商人、企业家高尚人格和体面身份的象征。尤其是港澳台地区的儒商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内地（大陆）形成直接影响才有了“儒商”的风靡一时。

二、现代儒商文化的改革与创新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儒商群体逐渐形成，儒商进人了其发展史上的第四个时期即转型期，由传统儒商转型为现代新型儒商。与此相应，儒商文化也进入转型期，其内涵是儒商文化的改革和创新。儒商文化只有经历改革和创新，才能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形态，并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潮中引领潮流，奔涌向前。

国内儒商群体的崛起。2008年5月，第六届国际儒商大会在扬州开幕，首次设立“十大国际儒商”评选揭晓，中国澳门马万祺、菲律宾陈永栽、美国陈香梅、中国香港汤恩佳新加坡李成义、中国台湾王乃昌、印度尼西亚唐裕、马来西亚戴小华、泰国颜开臣、上海余季方十人获“十大国际儒商”称号在这之前，国内举办过多次全国性的、某省或某行业的儒商评选，许多企业家都热心参与，以成为儒商为荣。

我国的儒商群体，既有国营大型企业负责人，也有私营企业主，许多是知名企业家。尊崇儒商文化的企业家群体已经形成，正逐步地成为现代新型儒商的主要力量。例如，在新一代企业家中，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就顺应世界发达国家的企业目标由“长远利润的最大化”向“顾客和企业员工满意度的最大化”转变的趋势，对儒商“内义外利”本质深刻理解和阐发，其成功经验就是“以人为本”。这种极具儒家特色的管理文化已经成为企业家的共识。可以说，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中，对“儒商”的追求已经初见端倪，他们将汇入儒商潮流，成为中国儒商发展史上第四个阶段，奏响儒商蓬勃兴旺的新乐章。“儒商”已成为企业家塑造形象的范式。

我国儒商文化的转型。随着我国儒商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儒商文化也逐步地发展起来。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儒商文化已经不能延续传统文化的旧观念和旧模式，而是寻求转型，即实现改革与创新。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牟其中的经商“神话及其对“儒商热”的推动,已经成为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牟其中作为第一批下海经商的民营企业家，用副食品到俄国换飞机，挣下了他的“第一桶金”，创办了“南德集团”。1990年6月28日，在南德集团的企业报《南德视界》的创刊号上，牟其中亲撰发刊辞《造就一代儒商》，这篇文章可称得上是我国儒商文化热兴起的“宣言”。

1994年7月25至7月28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主办了首届儒商商贸洽谈会暨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潘教授与一批志同道合者一起，成立了国际儒商学会及研究基金会，总部设在香港。章程（草案）规定其宗旨是:“以全世界范围内的儒商为对象，对国际华人儒商进行研究、宣传、表彰提高儒商的知名度;加强儒商之间的沟通、联谊、商务合作与往来。”国际儒商学会先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上海、济宁、扬州等地举办了多届“国际儒商大会”,奏响了儒商文化的最强音此外，还有一些儒商组织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如曲阜国际儒商联合会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成立了儒商学会或研究会。山东、陕西、江苏、广东等地还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儒商研究会、儒商学会等。

盘点改革开放后涌现的中国的儒商，他们备尝弘扬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艰辛，抵御功名利禄的诱惑，沐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雨露阳光，焕发着青春和活力。国有企业、许多民营企业，尤其是优秀的知名企业的企业家，自觉地践行儒商文化;一大批学者加人到儒商文化研究和宣传的行列中来。这些企业家和学者，是儒商文化实现改革创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