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扶贫济困，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急公好义，这是古今儒商的共同特征。不仅做该做之事，尽应尽的本分，而且宁愿冒风险，破钱财，拼性命，在危难面前决不袖手旁观在责任面前决不退缩，主动出手，一马当先，尽显儒商本色。

一、急公好义的云南巨商王炽

王炽，清代云南巨商（1836年－1903年），字兴斋，云南弥勒县虹溪人。中国封建社会位居一品的红顶商人。民间称为“钱王”。 王炽年轻时斗殴杀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而且，他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

他见义勇为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出资出力。1883年在援越抗法时，清朝政府已经空虚，国力相当衰弱，云南边陲上万人军队的军饷难以解决。王炽知道后，独立借资60万两白银用作军费，解决了军饷筹措的燃眉之急。为此，朝廷诰封王炽为“资政大夫”，赐匾“急公好义”。王炽另一方面的见义勇为行为是乐善好施,铺路架桥。当时,四川泸州只能靠木船过江商旅行人大感不便。王炽知道这件事后，出钱聘请工匠，购买材料，修建了一座永久性的跨江大桥。此项义举得到当地百姓的高度赞扬，朝廷也对他进行表彰，赏赐王炽“三代一品封典”。

二、受祖先积善行德影响的新加坡儒商

新加坡华人企业家林邦彦是个乐善好施的儒商，当他被问及为什么那样热心于公共福利和慈善活动时，他说：“那是我作为一个人所应该做的。我应该热心于社会福利。参与有益于社会福利的活动是我的本性。所以我加人了许多协会。如果有益于民，我将尽力而为。”“我一直受祖先的影响。这是因为我的祖先也做了大量的好事。我祖先曾当着他几个儿子的面烧掉账本，并告诉他们那些欠他债的人处境艰难。儿子们不应该去向他们索债……我叔叔告诉我说祖先做过很多好事。所以我应该效法祖先。好事应该做。什么坏事我都不敢做。”林邦彦的祖先也是儒商，他是出身于儒商世家的慈善家。

三、第一个回乡办厂的香港企业家

杨钊（1947年-），出生于广东惠阳，汉族，毕业于中国纺织大学，是中国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中国香港中华总商会第48届会长，中国香港客属总会执行主席。 杨钊1978年在顺德兴创办全国第一家大进制衣厂。 1999年，被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 他积极支持公益慈善事业，被誉为“裤王”，曾获“对民族产业贡献卓著的民营功勋企业家”荣誉。

杨钊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回内地办厂的香港企业家。他不仅捐献了大量财物给内地的公益慈善事业，而且急社会之所急，注重解决社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1982年8月，时任广东惠州惠阳地区地委书记的郑群到了香港，杨钊诚恳地问他：“家乡有什么急事需要解决？”郑群回答说：“待业青年问题最棘手。”“有多少？”“8000。”杨钊应允郑群马上回家乡办厂解决2000名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杨钊带头回内地办厂，起到了极好的示范作用，家乡的人们不仅把他当作儒商式企业家的楷模，而且把他看作是惠州的代表，被誉为“惠州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