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日本的横滨和东京一带发生了7.9级大地震，造成约10万人死亡、200万人无家可归时，史称关东大地震。

当时的北洋政府获悉日本关东大地震后，第一时间召开援助日本的内阁紧急会议。会议除了研究中央政府对日本地震的具体援助方案外，还召全国各级机关，各个经济实体和社会团体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对日本的地震灾害竭尽全力给予援助。除了北洋政府层面外，已经下台的北洋政府前总理段祺瑞针对日本关东大地震成立了“救灾同志会”，并且通电北京中央政府、南方的孙中山大元帅府、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号召全国“广为劝募，赈济日灾。” 文化名流梁启超也对全国发出了“救灾恤邻，责无旁贷”的倡议。还有当时的各大媒体都站在救死扶伤， 睦邻友好的道德制高点上竭力劝说国民对日本地震进行捐款捐物。《民国日报》更是大声疾呼“在大灾面前援助日本，能够让日本人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同情心，和中国做一个道义上的朋友”。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以及新闻媒体的全力动员下，中国各界在对日援助的立场和行动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首先是北洋政府在第一时间向日本拨款20万元，运米30万石；中国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建立日本灾害协济会迅速向日本捐款捐物。更奇葩的是在段祺瑞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北洋重臣曹汝霖、辫子军首领张勋等大批清朝的遗老出席并慷慨解囊，当场筹集了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就直接汇给日本首相。此外，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捐款5万元，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各省的省长都带头踊跃捐款。这些封疆大吏的捐款大多数在在1000元至1万元不等。京剧大师梅兰芳也大发慈悲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进行了多次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唐伯虎、刘墉（宰相刘罗锅）等名家精品为日本赈灾筹集款。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一次捐助10万元购买米面3万石。国际红十字会中华总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量粮食、物品和款项。最感人的是上海教育界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就连上海各小学都成立了“募捐队”，孩子们除了向自己的同学及自己家长募捐外，他们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当时全国很多小朋友把自己的压岁钱都捐给了日本。于是乎，驻华使领馆一时门庭若市，车水马龙， 前来慰问的人络绎不绝。日本驻华的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也收到了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和慰问品和慰问金。根据后来的统计，当时的北洋政府对日本大地震的捐赠加上民间的捐赠接近一千万两银元。可是，北洋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巨额捐赠和善意的捐赠没有感动日本政府，更没有没有换来中日两国和平共处，而是八年后的“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