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第二年（洪武二年）就同高丽正式建交，确立了宗藩关系。洪武三年（1370），又“颁科举诏于高丽”[1]，诏其国“如有行修经明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会试，不拘额数选举”[2]。可见，明太祖非常重视汉语汉文化在高丽的传播。

而高丽朝其时虽已进入统治末期，却也依然一如既往，重视汉语学习和汉文化的吸收，向明朝派有留学生。《国子监志》载：“明自洪武初，即有高丽、琉球中山、山南遣子入学，其后来者络绎。”黄佐《南雍志》曰：“外裔子弟，始自高丽遣金涛等四人入国学读书。洪武四年，涛登进士，除授县丞，不就，与三人皆遣归国。”

金涛为何未留在明朝做官而匆匆回国呢？主要原因是其汉语水平不高。对此，明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朝鲜》有明确记载：“是科，高丽贡士入仕者三人，惟金涛登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寻以不通华言，请还本国，诏给道里费遣之。”

《高丽史·恭愍王世家》庚戌十九年（1370）载：“九月辛丑，遣工部尚书权钧如京师贺正，举子朴实、金涛、柳伯濡从行。涛中制科。”据此，知其时来华应考的高丽贡士实为三人而非《南雍志》所说的四人，且可推知金涛等在明国学仅仅学习了一年。

洪武五年（1372），高丽国王又遣使来明，且请遣子弟入太学。明太祖表示同意接收高丽留学生：“上顾谓中书省臣曰：高丽欲遣子弟入学，此亦美事。但其涉海远来，离其父母，未免彼此怀思。尔中书省令其国王与群下熟议之，为父兄者果愿遣子弟入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无所勉强，即遣使护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听其归省也。”[3]（《洪武实录》）当年10月，高丽遣使来明，“举子金潜、宋文中、曹信从行”，三举子即来明之留学生。不幸，其所乘船只于途中被毁，金、曹溺死，宋生还。次年6月， 高丽使臣携归明礼部之咨文曰：“奏奉圣旨：……（宋文中）可免再试，发回本国擢用。”[4]（P34，35，39）

洪武二十一年（1388），高丽遣使来明贺正，并再次恳请子弟入学。不果。

洪武二十四年（1391），亦即高丽朝灭亡的前一年，高丽将汉语都监衙门易名为汉文都监，并且设立了教授馆。这可视为高丽重视汉语学习的最后举措。

洪武二十五年（1392），高丽大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而自立，史称李朝。同年9月，成桂遣使赴明，其年冬又表请更改国号，

明太祖“命仍古号曰朝鲜”[1]。从此，明朝与朝鲜正式建立了国交。不过，

朝鲜在明虽号称属国，实“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赍便蕃，殆不胜书”[1]。这从总体上为汉语在朝鲜的继续传播提供了良好环境。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朝鲜遣使来明，明太祖“以表文语慢”，诘责之。次年，朝鲜送撰表者郑总等三人至，“帝以总等乱邦构衅，留不遣”；洪武三十年冬，“复以表涉讥讪，拘其使建文”[1]。

上述二事说明，明朝对朝鲜表文的要求极为严格，礼式不必说，遣词造句也丝毫不予牵就。此外明朝对朝鲜使节还有懂汉语方面的要求，如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明太祖就对朝鲜国王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你那里使臣再来时，汉儿话省的著他来，一发不省的不要来。”[4]（P140）这些都是其后朝鲜格外重视培养汉语人才的重要原因。

为了培养汉语人才，朝鲜李朝在开国之初便设立了司译院，太祖三年（1394）十一月，又详定该院习业考试制度，使人才的培养得到有力保障。至于该院的学习内容和所用教材，可从《李朝实录·太祖康宪大王实录》二十三年（1441）八月乙亥条的记载中得其梗概：“我国自三韩至于高丽，世世……设专司习华语。至国初置司译院，学徒所读不过《老乞大》、《朴通事》、《前后汉》等书而已。……判三司事偰长寿乃以华语解释《小学》，名曰《直解》，以传诸后。今学者无他师范，唯以《直解》一部为习……”。

司译院的教学效果如何？其所用汉语教材有无增减变化？请看《李朝实录·世祖庄宪大王实录》中二年（1456）四月戊申条的记载：“礼曹启：岁癸丑，世宗大王……以所选入学文臣并衣冠子弟三十人为讲肄官，聚司译院习汉语。至今二十余年，译语精通者颇有之。……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

为什么要学《洪武正韵》呢？原来此书有助于训练朝鲜人的汉语发音。朝鲜成宗十二年（1481）十月癸亥，诸知汉韵文臣议曰：“声韵有七音清浊。本国之音，无齿头、正齿之别，而又无唇音轻重之辨，故学华语者，鲜有得其精矣。苟能先正本国之音，则韵学可明也。臣等谨按《东国正韵》，‘私’与‘思’，齿头音也；‘师’与‘狮’，正齿音也；‘卑’与‘悲’，唇重音也；‘非’与‘飞’，唇清音也；而合为一音。‘芳’字全清音也，‘滂’字次清（音）也，而亦混而不辨。……今将本国《正韵》分以七音，叶以清浊，使初学者先习是书，次学《洪武韵》，则七音回声，随口自分，其于学汉音也，未必无补矣。”[4]（P676）

朝鲜李朝所实行的崇儒排佛的文化政策，也为其国人的汉语学习创造了良好氛围。李朝初年，即在汉城建立文庙，规制与中国相同。世宗朝（1419～1450）更置集贤殿以振兴学问，并重修祀典。世宗还打算向明朝派遣留学生，但遭到明宣宗不明智的拒绝。

史载：宣德八年（1433），朝鲜国王“奏遣子弟诣太学或辽东学，帝不许，赐《五经》、 《四书》、《性理》、《通鉴纲目》诸书。”[1]

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十月，出于培养人才的需要，朝鲜议政府请求国王李芳远派遣医、乐、译三学生徒赴中国留学，李芳远未予同意，说：“今帝多顾虑，本朝人至，必令内竖暗察，不可与元朝混一时比也。”[4]（P254）

明天顺（1457～1464）间，朝鲜又奏请派人留学，其奏章曰：“……自汉唐到宋元朝代，新罗、高丽皆遣子弟入学肄业。其后，汉人韩昉、李原弼、洪楫、偰长寿等，相继出来，训诲子弟。上项等人，俱已沦没。如今传习无由，汉吏之文，理会者鲜少。……仗望圣慈，照依历代旧例，许令本国子弟入学肄业，兼习汉吏之文。”[4]（P525）可这一请求依然未获满足。为此，明英宗还特意向朝鲜下达了一道强词夺理的“敕谕”，其文曰：

今得王奏称，……欲照历代旧例，遣子弟入学等因，具悉。且前代之制，或命八才子往教（按：指派德才兼备之人前往朝鲜任教），或许遣子弟入学，他如王彬等擢科遣还（按：宋淳化三年〈公元990年〉，高丽留学生王彬、崔罕等在华进士及第，授以官职遣还），韩昉辈因使暂留之（指元代韩昉等人因避乱赴高丽而在彼教授汉语）。盖由当时彼处文学未盛，又中国好大之君，取为美观而已。我朝祖宗以来，不行此制。今诗书礼义之教，传习有素，表笺章奏与夫行移吏文，悉遵礼式。虽未能尽通汉音，而通事传译，未尝不谕，又何必子弟来学，然后为无误哉？朕遵祖宗之制，不欲慕袭虚美。王亦当恪守旧规，率励国中子弟，笃志经籍，则自有余师，人才不患其难成，而事大不患其有碍也。[3]（《天顺实录》）

不过，尽管明英宗推三阻四，在其执政期间，朝鲜毕竟向明朝派了一名留学生。《殊域周咨录·朝鲜》载：“英宗睿皇帝天顺初，（朝鲜）国王与女直毛邻卫仇杀，廷议遣使问罪，佥举礼科给事中张守往，……乃急趋朝鲜，宣上威德，示祸福谕之。君臣震慑，遣陪臣入谢，复遣其子入学，引咎解兵焉。”

此后，朝鲜中宗时，也曾多次动议向明朝派遣留学生，虽均不果行，但却充分表明朝鲜对汉语学习的高度重视和对汉语人才的迫切需求。

尽管派人到中国留学的愿望几乎始终未能实现，但这并未窒息李朝学习汉语的热情与积极性，也并未使朝鲜人的汉语学习陷入绝境。

首先，李朝历代国王都非常重视国内的汉语学习，并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政策，这无疑是保证汉语在其国内有效传播的重要原因。如世宗十九年（1437）九月庚寅，传旨议政府：“近来学者惟习词章，不务经学，诚为可虑。今欲于每年亲试之时，亲临讲经，则庶几兼习，亦助实学之一端。”[4]（P398）成宗七年（1476）十二月辛巳，“御宣政殿西庑，引见译官张有诚、黄中、李春景，令以汉语相问答，复以乡语解之。”[4]（ P632）明宗十七年（1562）三月己丑，“御司政殿试专经吏文汉语文臣”[4]（P1477）。诸如此类，显然都是对国内汉语学习者的鼓励与鞭策。此外，世宗十六年（1434），还制订了两条奖励汉语译人和汉语生徒的措施：一是允许译人在辽东贸易以取利；一是译学生徒居住外国者，完恤其家，以供居京之费。

与此同时，面对明政府的保守主义与消极态度，李朝君臣千方百计，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保证了汉语学习在朝鲜的有效进行。这些措施包括：

一、派人到辽东请教

请看朝鲜《李朝实录》的如下记载：

世宗十六年（1434）二月甲寅，“知承文院事李边、吏曹正郎金何等，以质问《直解小学》如辽东”，世宗命携布10匹、人参5斤，以为束修之资。李边其人，于学汉语热情极高，且下过一番苦功，因此已有相当的汉语水平：“边入承文院学汉语，闻有能汉语者，则必寻访质正。家人相语常用汉语。遇朋友，必先以汉语接语，然后言本国之语。由是能通汉语。”同年四月己酉，李边、金何回自辽东。“初，边、何之往辽东也，进儒林，谒权印、千户许福及邬望、刘进，愿质以《小学》直解言语，仍出示之。及其回也，望、进并以诗赠之。望前为长沙王教官，进官至知府，皆贬辽东。诸大人以两人多闻，定为儒林训导。”

世宗二十七年（1445）正月辛巳，遣申叔舟等赴辽东，质问韵书。据前揭书成宗十八年（1487）二月壬申条载，接受质正者为黄瓒：“世宗朝，遣申叔舟、成三问等到辽东，就黄瓒质正语音、字训，成《洪武正韵》及《四声通考》等书，故我国之人赖以粗精汉训矣。”

另有邵奎，也是辽东著名的民间对外汉语教师，而于朝鲜人的汉语学习帮助良多。

成宗十八年（1487）二月壬申，“侍讲官李昌臣启曰：前进士邵奎，以亲老居辽东，该通经史，精审字训。……今须择年少能文如申从濩辈，往就邵奎质正字训、书籍，则似有利益。”

成宗十九年八月，圣节使蔡寿自北京回，启曰：“我国人不解汉语吏文，故每行见质正官以质可疑。……今辽东有邵奎者，进士出身，曾为真定知县，弃官闲居，才德甚高，辽东大人皆尊敬之。臣入归时，曾与之谈话，无所不通。臣意质正官不送中朝，依申叔舟例，使学于邵奎可矣。”

成宗二十年十二月己丑，领议政尹弼商启曰：“臣闻中朝文臣邵奎，以亲老归养于辽东。前者蔡寿、李昌臣往见，奎接待甚恭，多所质正。今奉教权五福，以汉语质正往辽东，请令五福质于邵奎，翻译《直解小学》。”（邵奎材料并见朝鲜《李朝实录》）

二、入朝质正

明代，中朝两国使节往来极为频繁，李朝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常向入明使节布置汉语汉文化方面的咨询任务，这就是所谓入朝质正。如世宗二十一年（1439）九月戊申，遣文臣李思俭赴京师贺圣节，思俭同时要完成的任务之一便是“问迁主礼于知礼朝官及辽东书生”[4]（P410）。成宗二十一年（1490）九月，成俊作为入明圣节使，同样负有质问的任务，并通过明礼部郎中程愈搞清了什么是“伯、叔”和“伯祖父、叔祖父”[4]（P724）。

除入明使节的“顺便”质问外，李朝还有“质正官”，然不常设，盖于遣使时临时委任。《李朝实录·宣祖修正实录》七年（1574）九月朔甲寅条下史臣注曰：“国朝于朝燕使行，例送质正官，质问华俗于中朝，必以博文详雅之士充之。其后渐习华训，言语吏文，无不及者。”

中宗三十一年（1536）二月庚寅，领议政金谨思议：“文官中专业汉语者，必频数赴京质正后，可以成熟。若以为一人每行赴京，有妨于事体，则间次入送，亦何妨也。”左议政金安老、右议政尹殷辅亦附议：“凡学汉语者，虽曰隶习精熟，入中国与汉人语，讹误舛错，不相通晓，必须频数赴京，专心质习，庶能通也。……朱良佑非但自儒素习，亦留心自勉，然必累度赴京，乃有成就之望。其还未久，旋又入送，礼部如或见之，则似有连遣之嫌。但质正非使命专对之比，中朝人虽或有问，其欲质吏文华语而来，以实答之，亦何妨于事体也。”[4]（P1243）此段材料充分表明，朝鲜政府对入京质正何等重视！而朱良佑则是李朝寄予厚望、重点培养的汉语人才之一，因此令其反复入明质正，实即反复到北京短期留学。

三、向中国使节请教

世宗三十二年（1450）正月丙午，明翰林院侍讲倪谦、刑科给事中司马恂出使朝鲜。戊申，世宗“命直集贤殿成三问、应教申叔舟、奉礼郎孙寿山，问韵书于使臣。郑麟趾曰：‘小邦远在海外，欲质正音，无师可学。本国之音，初学于双冀学士（按：双冀，五代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随册封使至高丽，因病留而未返），冀亦福建人也。’使臣曰：‘福建之音，正与本国同，良以此也。’三问等将《洪武韵》讲论良久。”[4]（P459）

端宗乙亥（1455）四月丙子，“遣礼曹正郎姜希孟问礼于明使”[4]（P488）。

世祖五年（1459）四月己未，明使陈嘉猷至。世祖“命示奏草于明使”，请求改正，嘉猷“改数字”。朴元亨、金何又请教说：“本国事大文书字体，自古用毛晃韵，今欲用《洪武正韵》，难可遽改。”嘉猷说：“字画楷正，则非《正韵》，亦无妨。”

《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载：九年（1503）四月，明金辅、李珍出使朝鲜。司译院大臣启曰：“我国事大以诚，而识汉语者只李昌臣一人。此任非轻，不可不肄习。今两使到馆，留数月，择可学者如崔世珍、宋平、宋昌，使之传习，则必皆精通。”燕山君采纳了这一建议。

四、遣人赴辽东学汉语

前文所言到辽东请教，本质上已是学汉语，不过所学层次较高，类似今之高级进修而已。而遣人赴辽东学汉语，学生的年龄较轻，汉语水平较低，学习内容以基础汉语为主罢了。

成宗十八年（1487）正月癸酉，传旨曰：“予欲择年少文臣，往习汉语于辽东，一行当送几人？”司译院官员启曰：“世宗朝每以二人为一行，往来肄业。今亦以二人为一行，每行入送，何如？”[4]（P706）

宣祖二十年（1587）四月丙子，“特进官尹根寿请于辽东押解官入归时，年少文臣偕送，学习汉语。令承文院议启……”[4]（P1521）

五、利用本国的汉语人才教汉语

崔世珍便在承文院担任过汉语教师。请看《李朝实录·中宗大王实录》十年（1515）十一月丙申条的记载：领议政柳洵启：“……今文臣晓解吏文及汉音者，独崔世珍一人而已，……此甚可虑。世珍今仕承文院，以训诲兼官习读等为事。然其数甚多，恐终难见的然有成才者。臣愿择文臣中年少沉静、性度相合者，毋过五六员，俾之训诲，限以数，三年有成，则师学俱有赏奖，否则俱有责罚，以为劝惩之方。如是，则岂无二三人可用者乎？”中宗“从洵议”。

崔世珍是否具备教汉语的能力呢？请看《中宗大王实录》十六年（1521）七月乙卯条的记载：

上御丕显阁，右承旨赵玉琨……誊送（明礼部）咨文及（明武宗）诏书进于御前。上曰：“此吏文不详知，使世珍读之。”世珍先读咨文，……至“到辽东通解行李”等语，上曰：“此何谓也？”世珍曰：“其所持物件，令封取入官。且中朝，凡罪人必以槛车入京。”……世珍读登极诏草，……至“刀蹬”语，世珍曰：“凡以公事，官员把持以索其物，谓之刀蹬。”至“立功哨瞭运灰”等语，世珍曰：“中朝以有罪之人配于远边，以待立功，谓之哨瞭。使罪人役，以为石灰以运之，谓之运灰。”……其敕书凡制度法令等事，几至千余事，世珍一一解释以读之。

在事先未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崔世珍能对礼部咨文及武宗诏书中的疑难词语一一进行明确解释，足以表明其汉语文化水平之高，表明他是个称职的汉语教师。

六、在平壤和义州设译学训导

为培养汉语人才，李朝在平壤设有专门机构——译学训导。后随着汉语人才需求量的增加，又决定在义州增设这一机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载：十年（1428）十二月丙戌，礼曹启：“义州，朝廷使臣往来之所，而无训导译语之法，通译语者甚少。请依平壤府例，置译学训导，聚本州及邻近各官自愿生徒，教以汉文汉语，择其成才者量授平壤土官。”“从之”。

七、利用来朝华人的汉语专长

中朝两国是近邻，因而常有中国人流落到朝鲜。对这些人，朝鲜多及时解送辽东，但对其中的读书人，则千方百计留下来令其为本国的汉语学习服务，李相就是典型的一例。

李相，原辽东铁岭卫军，正统二年（1437）九月被脱轮卫野人虏获，辗转贩卖为奴，至朝鲜边境被俘。此人“颇识文墨，语音纯正”，是个理想的汉语教师。于是朝鲜国王特向明朝启奏，请求将其留下“训习语音”，得到批准。此后，朝鲜承文院“择吏文生徒文理通晓者，每日往来李相处，学《至正条格》、《大元通制》等书。本院官员二、三人，轮次来往，质问吏文。又令肄业生六人，来往读书。”翌年二月，朝鲜以李相“兼承文院博士，赐衣服、笠、靴、帽、带、鞍马、奴婢、家舍，使娶司译院注簿张俊女”[4]（P423，427），不仅从俘虏转变为官员，再就业后还成家了，可谓备极荣宠。

《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五年（1423）十二月壬申条载：“被虏唐人张清等男女共二十人，自庆尚道乘驿而来。初，清等被虏倭寇，居日本七岁。窃倭船，率其徒，渡海而来，冀还本土。清善草书，自言家在温州府乐清县，读书为儒。上欲解送，大臣等止之曰：‘……不如留之，厚与资廪，给其奴婢，因而娶妻授职，久居我国，则渐忘怀土之情。’上然之。”同书九年（1427）六月丙寅条载：“被虏逃来汉人徐仕英言：‘曾住开原，本无远近族亲，诚愿留住。’命下议之。左议政黄喜等议：‘仕英到吉州见先来汉人张显子息，已知显受职，留事司译院，独解送仕英未便。又稍解文字，将为可用，依自愿留之为便。’……上从喜等议。”至世宗十六年（1434），徐仕英、张显同时被任命为汉语训导官。

在实行上述七项措施的同时，朝鲜极重视发展国内的学校教育，设有全国最高教育机构——成均馆，以教授儒家经典和辞赋策问，培养高级汉语人才。成化十一年（1475），明兵部主事祈顺出使朝鲜，曾对朝鲜的教育情况和成均馆的学习情况作具体介绍，其文曰：

余仕中朝，闻外国之有文献者，以朝鲜为称首。其人业儒通经，尊崇孔圣之道，匪直守箕子之教而已。兹余奉天子之命，……来使其国，恩诏既宣，即谒孔庙于成均之馆。……其庙五间，扁曰大成殿，祀典与中华同。殿后有明伦堂，堂后有藏书阁。诸生肄业者三百余员。索其辞赋策问观之，亦中华体制也。……《宋史》称其“俗喜读书，庶贱之家，各于衢路置扃堂，以相讲习”。而国人金行成、崔罕、王彬，相继就学于国子监，擢进士第而归。则诗书熏陶，已非一日。我皇明文教诞敷，东渐尤近。朝鲜士人，岁觐京国，耳闻目睹，所得尤深。宜其文物典章，不异中华，而远超他邦也。[2]

朝鲜在地方上还广设书堂和乡学。官绅子弟7～8岁入书堂，学汉字汉文；15岁入乡学，习儒家经典。此后考试合格者入成均馆深造，再经文官考试及第获得官位。科举悉仿明制，有乡试、会试；以讲经为初场，赋表为中场，策问为终场；所讲之书为《四书》、《五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科考还没有译科，其汉语考试要临文《四书》，且需背讲当时流行的汉语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这对朝鲜人的汉语学习无疑具有推动、激励作用。

《老乞大》和《朴通事》，其作者及成书的确切时间均不详。然从二书的内容及语言文字方面考察，大抵成书于高丽朝末期，即元末或明初。二书都是依情境为主编写的会话课本，形式上采用对话体，使用的是当时纯正的北京口语，所依托和表现的是彼时普通朝鲜人的实际生活，因此本质上已同现在我们为外国人学汉语而编写的汉语会话课本没有太大的不同。

《老乞大》、《朴通事》的出现与流行，意义非常重大。此前，朝鲜人虽也学习汉语，却始终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教材，而主要以儒家经典和中国诗文为学习材料。严格地说，这不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从而注定了其学习效果欠佳，具体表现则是汉语交际能力的低下，前文所讲的金涛就是力证。二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使朝鲜人的汉语学习更贴近了语言学习规律，从而可望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因此也可以说，二书的出现标志着朝鲜人对汉语学习规律、学习途径、学习方法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通过《老乞大》，我们了解到当时朝鲜已有专门的中国人学堂，以《论语》、《孟子》、《小学》为基本教材，学习方法是写仿书、对句、吟诗、讲书、背书等。通过上述训练，使学生获得汉字书写能力和简单的汉语交际能力。请看该书引文：

你是朝鲜人，怎么能说我们的官话？

我在中国人根（跟）前学书来，所以些须知道官话。

你跟着谁学书来？

我在中国人学堂里学书来。

你学的是什么书？

我曾念的是《论语》、《孟子》、《小学》。

你每日做甚麽工（功）课？

每日清早晨起来，师傅根（跟）前受了书，放学，到家里吃饭，再到学里写仿，写仿后头对句，对句后头念诗，念诗后头师傅根（跟）前讲书。讲甚麽书？讲的是《小学》、《论语》、《孟子》。

讲书后头又做甚麽工（功）课？

到晚晌，师傅面前抽签背书，背得熟的，师傅给免帖一张，若背不过的，教当直（值）的学生背起来，打三下了。[5]（P5—8）

通过《老乞大》，我们还了解到，当时不少朝鲜人，极愿让自己的孩子学些汉语。因而中国人学堂里的学生有50%左右是朝鲜儿童。从中可以看出朝鲜人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老乞大》、《朴通事》原无板本，靠手工传写诵习。为广为流布和便于学习，世宗十六年（1434）六月，铸字所奉命将其印刷完毕。其后，成宗十四年（1483）九月，明使团成员房贵和、葛贵应朝鲜之请，完成了对二书的校订、改正工作。中宗时，崔世珍又对二书进行了谚解（朝文翻译），且对书中所有汉字用朝文字母注了音，出版了《翻译老乞大》和《朴通事谚解》。世珍还编出了《老朴辑览》和《单字解》，附于二书之后。前者乃汇集二书之“要语”注解而成，后者则是选择书中的某些单字予以解说。于是，学汉语者“滞者通，疑者解，不啻若醒之呼寐，炷之遇幽”[6]（P2），获得了极大便利。

《老乞大》、《朴通事》而外，成宗初年，朝鲜文臣李边、申叔舟编有汉语教材《训世评话》，尹子云编有《蒙汉韵要》。然二书影响均不及《老乞大》与《朴通事》。

明代朝鲜人的汉语学习，成绩显著，影响深远。不仅培养了众多汉语人才，满足了同明朝频繁交往的需要；广泛汲取了中国文化，推动了朝鲜社会进步；引进了大量中国典籍（含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促进了朝鲜汉文学的发展——其时，朝鲜的文人学者自不待言，少数武将和某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亦学汉语，通汉文，会吟诗作赋；而且，对于朝鲜民族文字——训民正音的创制，具有积极意义。

杨昭泉先生指出：“世宗时，学者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崔恒、朴彭年等人，深入研究朝鲜语语音，并总结朝鲜人民在长期使用汉字和吏读文字中所积累的经验，借鉴中国的音韵学，着重研究明初的《洪武正韵》，积极吸取当时中国音韵学取得之成就，还先后13次去明辽东，向谪居在那里的翰林学士黄鑽（按：鑽，当作‘瓒’）请教，与黄研究中国音韵学，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探索，终于在1443年12月创制训民正音。”[7]（P250）

训民正音的创制，既得力于中国语言学家的帮助，更受惠于汉语汉字在朝鲜的持久传播。

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