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山东民间流传着一首耐人寻味的打油诗：

“山东大地坑连坑，王二麻子坐山东。”

短短两句话，就道尽了山东政坛的风云人物——王效禹，这位脸上布满麻子的汉子，曾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一度掌握山东大权。

民谣中的“坑连坑”，既是对他相貌的调侃，也暗含着对其政治生涯的评判。

他曾在工作期间与许世友结怨，1979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那么，王效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王效禹

1914年，王效禹出生在山东益都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彼时的益都民风彪悍，革命氛围浓厚。

这片土地曾是义和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即便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仍有数千民众自发组成红枪会与官军对抗。

这种反抗精神深深影响了年轻的王效禹。

抗日战争打响后，日军南下的铁蹄虽然势不可挡，但山东民众的抗争意志却愈发坚定。

八路军在山东敌后开辟根据地，马列主义的火种在这片热土上悄然播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效禹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同年初，中共益北特别支队书记王宗东来到益都宣传抗日主张。

王效禹被这种思想所吸引，很快加入了党组织踏上了革命道路，凭借在当地的影响力，他迅速发展了近百名青年，组建了一支小队伍。

这支队伍虽然规模不大，却为当地的抗日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王效禹的革命生涯也在不断发展。

到了四十年代，他已经晋升为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成为了一名颇具威望的基层军官。

1945年5月，日军败势已显却仍不甘心失败，清河日军指挥官下川纠集了5000多人（包括伪军）包围了陈户。

面对这种危急情况，王效禹指挥部队分开突围，他带领36人成功突出重围。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效禹继续在山东地区工作，几年后，中央派遣康生到渤海区主持土改工作。

在这期间，王效禹结识了康生，并得到了后者的赏识，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笔。

但历史的车轮总是充满变数，那么，在和平年代里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新中国成立后，王效禹凭借在山东地区的丰富经验，被任命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这个厅级干部的位置，似乎预示着他的政治生涯将一帆风顺，然而，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王效禹很快就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挫折。

1957年，一场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山东也未能幸免，王效禹手下的办公室主任刘佩侠等4名干部也受到了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王效禹却出人意料地站出来为他们辩护，这一举动无疑是逆风而行，结果可想而知。

王效禹不仅没能保护下属，自己反而被牵连其中，从检察院副院长到德州国棉一厂副厂长，王效禹的职务一落千丈，工资也降了三级。

这次打击对王效禹的影响深远，也为他日后的政治取向埋下了伏笔，他的政治生涯就像是过山车，低谷之后往往会迎来新的高峰。

1964年，王效禹终于等来了平反的机会，他重返政坛，被任命为青岛市副市长。

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王效禹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康生的儿子张子石。

张子石虽然只是青岛市教育局局长，但他的父亲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举足轻重。

通过张子石，王效禹与中央文革小组建立了联系，为他日后的政治崛起铺平了道路。

1966年，特殊时期的号角吹响，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

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无疑是极为大胆的，王效禹的表现引起了中央的注意，被钦点为“革命干部”。

自此，王效禹的政治生涯开始了火箭式上升，在中央小组的支持下，王效禹先后在青岛和济南拿下大权。

1967年，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担任革委会主任，一跃成为山东省的最高领导人。

从一个曾经的德州国棉一厂副厂长，到省级一把手，王效禹的政治生涯可谓跌宕起伏。

权力的巅峰往往也是危险的开始，站在山东政坛的制高点，王效禹是否能够驾驭这来之不易的权力？

坐上省革委会主任的位置后，王效禹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政策。

他授意将前山东省第一书记舒同从陕西带回山东进行批斗，亲自到场讲述舒同的“罪恶历史”。

在他的推波助澜下，山东的“造反派”势力迅速壮大，经济秩序陷入混乱百业凋敝，但王效禹的野心并不止步于此。

他开始将触角伸向军方，试图染指北海舰队和67军，这种行为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袁升平。

为了化解这一矛盾，中央军委任命王效禹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这一任命虽然表面上提升了王效禹的权力，但实际上埋下了日后政治生涯崩塌的隐患。

王效禹的野心并未因此而收敛，他将目光投向了邻省江苏的徐州地区。

虽然徐州隶属江苏省，但当地驻扎的68军却隶属济南军区，王效禹利用这一特殊关系，开始干预徐州的军队事务。

1967年7月，王效禹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来到徐州，名为视察68军实则意图搞乱当地局势。

他公开批评68军“脚踩两只船”，还鼓动当地“造反派”让南京部队离开徐州。

这一行为直接挑战了南京军区的权威，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就此结怨。

但王效禹的行为不仅没有得到68军的支持，反而引起了军方的强烈反感。

68军军长张轾秀、副军长吴怀才都是出自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与许世友关系密切，一直听从南京军区的指示，王效禹的干预无疑触犯了军方的底线。

这一事件的影响在1969年的“九大”预备会议上爆发，许世友当面质问王效禹关于徐州的事，王效禹矢口否认还与许世友当场争论。

这场会议成了王效禹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虽然他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会议结束后，他被留在北京参加“学习班”。

这看似平常的安排，实则预示着他即将失去实权。

在王效禹被留在北京期间，中央决定增补军区负责人袁升平、李水清等为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

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在削弱王效禹的权力基础，虽然他仍挂着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的头衔，但实际上已经没什么用了。

1969年5月，中央发出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同月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对王效禹进行批判。

失去中央支持的王效禹，很快就失去了在山东的话语权，他曾经支持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土崩瓦解，他提拔的干部也纷纷被撤换。

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撤销了王效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这一决定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终结，也使他成为全国第一个被撤职的省革委会主任。

王效禹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从省级领导人到农场劳动者，这巨大的落差无疑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在盘锦农场，他不得不面对艰苦的劳动和政治学习，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

特殊时期结束后，王效禹获准回到山东，然而等待他的并非重返政坛的机会，而是更严厉的处罚。

1979年，中央做出决定，开除王效禹的党籍，这一处分标志着他彻底与党组织决裂，也宣告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

失去了党籍和政治地位的王效禹，在晚年选择了低调生活，他回到了家乡青州，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山东一把手，如今只能在故乡默默度过余生，1995年3月3日，王效禹在青州病逝终年80岁。

他的一生，从革命者到省级领导，再到被开除党籍的普通人，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也见证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起起落落。